晚上我常去化妆室读书，刚写了几行，一个战友不声不响地站在了我的身后，她惊讶地说：“你要入党了？”她叫朱小波，京剧唱的特别好，我说：“才写申请。”她笑着说：“肯定行，你是战友里边最勤奋的。”说了一会儿话，她说不再打扰我就走了，走时叮咛我也帮她写一份。
　　 第二天我把重新写好的申请书交给了张队长，他把一份入党志愿书给了我。晚上我又坐在了化妆室，也就是昨天晚上那个时辰，朱小波又出现在我的眼前。她说：“这么快，你真行！”她拿起志愿书看了又看，“原来是这个样子。”她笑着又把我打量了一番说：“你真行，你是战友中第一个入党的，真羡慕你！”看她高兴的样子，好像要填写志愿书的是她而不是我。
　　 过了一会儿，她又说：“你得帮我写一份申请，你说，我行吗？”我说：“怎么不行，我看你比我觉悟高。”她说：“你别取笑我。”我说：“不是取笑你，你和几个战友都是从工厂来的，以前每月有几十块钱的工资，8小时以外自由支配，现在每月只有6块钱津贴，还要吃苦受累，仅凭这一点，凭你报效国家的真诚，难道觉悟还不够高吗？”她笑着说：“你真会说话，以后要多跟你交流，向你学习，看到我做的不对的地方就及时告诉我。”
　　 过了一会儿，朱小波变得阴郁起来，她坐在我的对面，双手托着脸腮说：“唉，写了也不顶用，这辈子不管怎么表现，都不行。”那时不管干什么都要进行政治审察，不仅祖宗三代，连同亲戚什么叔父姑夫姨夫等等都要在政治上没有一点麻达，结了婚的媳妇娘家也得没有麻达，亲属关系，家庭成分不好也会连累当事人。填写家庭成员和社会关系成员，要写清本人政治面貌，写明历史清白还是清楚，清白说明没有任何问题，清楚说明曾经有过问题但是已经搞清楚了。如果社会关系中有疑点，不管天南海北，会派人进行调查。
　　 我不知道该对朱小波说些什么，在政治部学习的时候，我就听说过有关她父亲的故事，朱小波的父亲是个很厉害的老革命，他原是罗瑞卿总参谋长的部下，搞过公安侦察，1949年，国民党特务企图在国庆节时，在天安门制造爆炸，国庆前夕案件得以破获，朱小波的父亲就是参与破获这起案子的有功之臣，后来他因为上级的事受到了株连，出狱后被发配到了银川，在大西北，她和父亲姐姐相依为命，听政治部的人说，她的爸爸不断地给党中央写材料上诉。
　　 那是1970年冬天的一天下午，领导要我去跟朱小波谈话，她和几十个经过考试即将成为文艺兵的应征青年，住在招待所等待审察，朱小波的没有通过。我得到的指令是说明情况劝她回家，当我找到她的时候，面对着她，我却不知道该怎么开口，那是我在招待所的临时住所，一间大约10多个平方的客舍，好大一会，是那种令人心焦的安静。“是不是我的政审没有通过？”看着我有些尴尬的样子，她说。我无奈地点了点头。她的眼睛有些湿润，眼眶里渗出来少许透明的东西，她扭头看着窗外枯黄的叶子，还有那白青而粗壮的枝桠，塞外的寒风，一阵一阵发出呜咽的声响。过了片刻，她镇定下来，低声说道：“我就知道，又是我爸的问题，他是被冤枉的啊！”我何尝不不知道，多少中国共产党的基础领导，几乎是一夜之间，都成了“走资派”。后来她爬在桌子上，我说：“不要难过，想想办法，听说首长们都知道你爸，机关干部中传颂着你爸当年的故事，说不一定哪一天他就｀解放＇了，同情你的人不少，去找找领导，也许会有转机。”她抬起头，若有所思地看了看我，然后向司令部大楼走去，后来朱小波就被留了下来。
　　 我同朱小波同时离开部队，那是个三九严寒的早晨，在银川火车站，她来为我送行，还是第一次我见她时的那番摸样，一件浅兰色对襟上衣，白皙的肤色，齐肩的短发，一双会说话的眼睛，火车启动了，我的半截身子伸出窗外，挥舞着胳膊喊着“再见，”站台上，她的身影越来越小，直至消失。行进中的列车，怒吼般地呼叫了几声，接着喷出了几股浓浓的乳白色的烟雾，同行的战友是在警卫连退伍的老乡，因为回家，脸上放着光彩，我的心里是挥之不去的往事。
　　 1987年冬，我调到了组织部，一天下午，一位50多岁的人找上门来，个头又小又瘦，他是来自陕西华县一个边远村庄的贫苦农民，进门后二话没说，便跪在地上，一把鼻涕一把泪，我们敢紧把扶了起来。他原是甘南州畜牧学校的教师，1960年代初被精减下放回了原籍，他是才听到了落实干部政策的消息后，寻求复职的。
　　 他的问题有些复杂，在被精减的干部中，有些是写了申请自愿回乡的，有些是组织决定的，落实政策的对象是受到错误处理的，凡是写了申请的不在之列，杨铭宣说写申请是领导动员的，虽然实际情况就是那样，但是落实政策的机构已经撤销，他的问题没人能够解决。
　　 杨铭宣的事使我想起了朱小波，我想，她的爸爸差不多评反了吧，她们回北京了吗？好多年我都没法与战友们取得联系，也得不到有关她的消息。2017年，我在西安见到了老队长张耀斌，他是我的入党介绍人，那时他已经身患癌症，行动不便，他把他所知道的当年的战友后来的情况一一说给了我，他只知道朱小波爸爸平反后，回了河北老家，没有她的联系方式。
　　 2020年，中国政府如期实现在全国消除绝对脱贫的目标，我不知道那个曾经的中专教师杨铭宣和他的家人生活的怎样，他有5个儿子，他那杨白劳似的模样扎根在了我的心灵深处，像朱小波爸爸那样大量冤假错案，不会再度出现。
　　 只有中国共党才会为人民利益而坚持好的，为人民利益而改正错的！
　　 1975年秋，我成了歌舞团的专业演奏员，有了稳定的工作，我给自己做了个规划，从1976年元月开始，用几年时间，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说起来有点可笑，同事们看我早起晚睡地读那些与工作不大相干的白皮书，不知道我想要干啥，一位跟我学习三弦的女演员好奇地问：“这些书是当官的应该学的，你学它干啥？”她还真给把我问住了，我找不到合适的句子回答她。后来我才明白，这应该算是一种信仰，就像寺院里的那些僧众，他们信仰藏传佛教，我信仰了马克思主义。
　　 凡事都须认真，认真去做就没有做不好的，我坚信所有的事都是这样，我想，经过几年攻关，我的文化素养一定会有大幅度的提高，一个人只有有了文化自信，才会拥有做人的自信。
　　 从1971年到1975年这段时间，零星地读过10多部马恩列斯著作，还有欧洲哲学史，马克思主义理论，属于欧洲的历史文化，了解欧洲哲学的发展变化，有助于读懂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具有渊源关系。
　　 这一时期印象最深的是《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和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几部我读的很仔细，《哥达纲领批判》第一次明确提出并阐述了共产主义社会两个发展阶段的理论，以及社会主义时期的分配原则。《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概论，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必读书。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容易读懂，斯大林的著作我读过不少。我对于语言学的最初了解，来自于斯大林的著作。
　　 1976年到1979年这一时期，属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攻关阶段，前几年只是阅读，俗话说眼过千遍不如手过一遍，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一边阅读一边做笔计，很难理解的章节反复阅读，直至学懂弄通，我做过几百万字的学习笔记。粉碎“四人帮”后，各种理论学术刋物得以恢复，我订的杂志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哲学研究》，《经济研究》，《政治经济学动态》和《文学评论》。这些杂志学术氛围很浓，如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许涤新等，经常就当时中国社会的经济状况发表文章，还有不少哲学家和文学评论家的文章，粉碎“四人帮”后的一个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这些杂志对于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很大的帮助。
　　 这一时期学习的重点是政治经济学，开始是一些载体较少容易读懂的，如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有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雇佣劳动与资本》等书。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资本论》是这一学科的集大成，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长达40年之久，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的整个经济理论的核心和基石。
　　 剩余价值是由雇佣工人剩余劳动创造的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超过劳动力价值的价值。“资本主义生产实质上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
　　 马克思最初是研究法律和政治学的，推动他研究经济问题的动因是，当时德国莱茵省议会关于经济问题的争论，那时马克思作为《莱茵报》主编要对一些经济问题发表意见，从此他开始注重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马克思是通过对社会经济的研究，从而走向社会主义。
　　 为什么要学习政治经济学？是什么原因使我对政治经济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仅仅是因为这门学问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的社会现状，积重难返的深度贫困，发人深思，社会主义搞了20多年，温保问题得不到解决。离开部队后，我当过一段时间民办教师，每天9分工，每月3块钱，9分工的币值不超过两角钱，3块钱的津贴等到年底才能兑现。那是一所中心小学，20多名教师仅有3名公办，其余教师的报酬均由村民负担，年末快要放假的时候，校长和会计，一次又一次去大队找村支书，教师的那点补助没法及时发放。就在我要离开的那一年，村上解决不了学生的课桌，大队派了几个泥水匠，用土坯为一二年级200多名学生，垒起了课桌和坐櫈，村学的状况是农村贫困的缩影。
　　 那年年底，我把领到的36块钱交给了母亲，家里的支出没有来源。因为有辆自行车，学校有时派我去县城办事，每次发给3角钱补助，到了县城，办完事我就去饭馆解馋，用两角钱买1碗鸡蛋汤，再用1角钱4两粮票买两个馍，那一刻，我很兴奋，这是我唯一的能够改善伙食的机会，从学校到县城15公里，还要翻越一条幽深狭长的沟谷。
　　 那时候，我觉得自己的家乡一点也不可爱，我盼望着有一天能够逃离那个让我活的十分尴尬的地方，后来，靠着一把胡琴，我再一次远走他乡。
　　 我的最大的殷切的希望就是能够使自己家里的人有个象样的生活，能有馒头和面条吃，能有油泼辣子和简单的青莱。1975年，夏季没有分到多少麦子，秋后分了几千斤红薯，4斤红薯折算1斤小麦，我们队因红薯丰产而完成了社员基本口粮的分配而受到了公社书记的表扬。是那种叫“龙大红”的品种，特点是产量高，但是口感很差，再说上顿下顿吃那玩艺儿，谁能受得了。红薯很难保管，春节过后气温升高，很快就会腐烂，没有好的办法，家家都凉红薯片，深秋季节天气转凉，那年雨水又多，糟蹋了不少。
　　 我很迷茫，觉得社会主义不应该让人们只是在忆苦思甜的时候才感到幸福。“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邓小平说出了老百姓的心里话。
　　 《资本论》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必修课。但是，不用说领会精神实质，单从字面能够读懂也十分困难，有半年多的时间，我开始了有关这方面基础理论的补课，找来的资料是大学的教科书，其中一部是徐禾主编的《政治经济学》，还有一部是苏联社会科学院主编的《政治经济学》。
　　 《资本论》最难读懂的是第一卷第一篇，讲的是“劳动价值论，”马克思说，除了这一篇不能说本书难懂，能够把劳动价值论搞明白，就能读懂《资本论》。马克思是位十分细腻的人，他把每一个概念都论述的很透彻，“劳动价值论”讲的是“劳动”和“价值”的关系，劳动形成价值，价值是人类劳动的凝结。这一篇的主要内容有价值的质，价值的量，价值的形态和价值规律。马克思第一次科学地论证了劳动与价值关系。
　　 学习劳动价值论，有助于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正确的价值观也就是正确的劳动观。劳动一词，既是哲学概念，也是经济学概念，劳动的具体形态千差万别，有体力劳动，也有脑力劳动，马克思把体力劳动称作简单劳动，脑力劳动叫做复杂劳动。文革时期，只承认体力劳动为劳动，体力劳动者才算劳动人民，从事脑力劳动的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算不得劳动者，需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到农村或者“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
　　 马克思把劳动分为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私人劳动属于个体劳动，个体劳动只有得到社会认可才能成为社会劳动的组成部分。得不到社会认可的劳动属于无效劳动，无效劳动不形成价值。以种植业为例，如果生产者生产的农产品，或者因为品种问题，或者因为信息不畅，交通困难等因素不能与市场有效对接，无法卖出去，他的劳动就属于无效劳动，也就是说他的劳动不能成为社会劳动。
　　 10多年前，在江苏电视台制作一期《人间》节目中，一个年轻人一心要当作家，经年累月在家里埋头苦写，一篇文章也发表不了，实际上他并不具备作家的才能，但是，没人能把这个一根筋劝说得了，无可奈何，家里人叫来了电视台的摄制组做他的思想转弯工作。
　　 他的劳动没法成为社会劳动的组成部分。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也就是做一个有价值的人，自己的所学所为不能凭着兴趣随心所欲，要把自己的爱好和选择，首先和谋生结合起来，只有和市场和社会需要对接起来，这样的个体劳动才能成为社会劳动的组成部分，从而成为谋生的手段。
　　 看似枯燥的学术论著，深入其中还是很有趣的。其实，不管是佛教经典还是伊斯兰、基督教教义，在外人来看，都是枯燥的，问题在于当一个人把它当做信仰追求的时候，便会觉得其中充满了乐趣。
　　 当年我曾把奥斯特洛夫斯基那段关于人生的哲理警句摘抄在笔计本上，50年过去了，当我回首往事的时候，我觉得虽然文化大革命使我失去了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但是，较长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钻研，使我学到了不少知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给了我生活的智慧。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艰苦奋斗百折不挠的历史，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绿树常青，马克思主义永放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