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当警察第一时间赶到案发现场时，母亲极其自然地想起了她的儿子。这个千刀万剐的女人，这个丧尽天良的女人，当她和她的情夫躺在床上享受着爱的拥抱时，当她为着每日的柴米油盐向她的男人倾力献媚时，可曾想到她还有一个叫莫小健的儿子呢？当警察的调查与审讯对着她进行时，母亲忽然想起了就在一个星期前的某天夜晚她被迫放弃了多年不做梦的习惯，忍着强大的精神压力（天知道她的压力有多大，只是别人不清楚而她自己却心知肚明）终于做了一个梦，你不能说这是个美好的梦，可也不是噩梦，现在想来，母亲猛然间觉得那个梦似乎还带有一定的“警示性”——在梦里，莫小健怒气冲冲地将一把磨得闪闪发亮的菜刀挥向了她的男人钟大鹏的胸脯，而当钟大鹏应声倒地时，菜刀上居然不见一滴鲜血。幸好母亲没有从那场梦里惊叫起来，否则她真的无法向钟大鹏解释自己的心虚——因为现在的她已经没有当年那么害怕狗了，她无法再利用一群恶狗追赶着她来蒙骗他了。可惜她的心虚并没有随着梦境的结束而结束，次日早上她就去厨房检查了煤气灶旁边的菜刀，她拿起菜刀前后两面看了看，没找到一滴血，再仔细看看它的刀刃，却是那么锋利那么扎眼。母亲真恨不得将菜刀用力地往地板上砸几下，以使得它的刀刃不那么锋利；她害怕未来的某一天她的家里会出事情，担心这把不争气的菜刀会成为重要的作案工具，担忧她梦里看到的场景会变成血淋淋的现实。她不明白自己为何会在那么多年不做梦的情况下突然梦到了这样一个逼真的场景，她想去求助下城里有名的算命先生，以便将心头的疑虑解释一下。然而真当她坐到算命先生跟前和他面对面时，她又结结巴巴地讲不出话来了；试着想象一下这样的画面，一边是自己的亲儿子，一边是自己的现任丈夫——尽管在法律上决不承认这样的夫妻，但是母亲在心里却早已经将他当成了她的如意郎君——你让她这个做女人的怎么开得了口去向一个陌生人说这种事？古人尚且知道家丑不可外扬，“与时俱进”、爱慕虚荣的母亲更加不可能不知道这个道理了。从算命先生那儿回来后，母亲没有再向任何人说起她的心结，事实上多年来她也由于自己的不诚信失去了一个个朋友，她已经没有人可以诉说了。母亲仅仅给她的儿子打过一个电话，她把自己梦境的故事告诉他，并且对他说做事情要保持冷静，千万不可冲动，因为冲动是魔鬼。在我看来，母亲的一片“良苦用心”与其说是为了我，不如说是为了她自己，为了她虚假的幸福，为了她得以生存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她不希望我的父亲知道这件事，即使在谋杀案发生的未来几十年里，她仍然不希望我的父亲知道此事。但是母亲没有想到的是，经过她对“消息”的包装、润色与封锁，的确是没有人知道她在梦里看见了什么，然而附近居民人人都知道她的心里想的是什么，犹如一个惊天的谎言，当它在时间的推挤下不攻自破时你可以想象此刻人们惊讶的眼神到底该是一种怎样的模样。
　　 当警察们在案发现场拍照取证后，母亲被带到了派出所做问询笔录。恰好这个老旧的小区至今没有安装监控摄像头，这给具有现代刑侦技术的刑警们带来了一定的挑战性，于是传统的走访摸排成了他们最可靠的刑侦手段。当警察们要求对钟大鹏的遗体做尸检来取得更有效更透明的证据时，母亲提出了反对。她说，大鹏这样不声不响地走了，留下她一个人，她心里很难过；可是既然人已经不在了，总得给他留个全身，不然更是留下千古遗憾了。警察们理解母亲的想法，可是他们也很明确地告诉她，要破案，要查找受害者的死因，尸检是唯一有效的方式，除非母亲能主动撤案，当这件事没有发生过，那他们可以不进行尸检。我可以想象此刻母亲的内心一定在进行着剧烈的挣扎，她明白如果她男人的死是由谋杀导致的话，那最大可能的嫌疑犯就是她儿子，尽管她心里也希望事情的结果不要这样，但是她想不出第二种他被人谋杀的可能。在事后警察找到我的第一时间里，我还是相信母亲将情感的天平倾向了他死去的男人，尽管这是非常脉络清晰的事情，可我还是要为母亲激烈的内心挣扎做一番解释。我相信那些警察告诉母亲的话，也像他们找到我的那一刻对我说的一样，受害者钟大鹏死于突发性心脏病。表面上看，他的死与我没有任何关系，因为他生前就是位心脏病患者，然而警察接下来说的话还是指明了他们找到我的必要性，因为他们通过尸检发现钟大鹏的死除了心脏病突发的因素外，还跟他生前突然的情绪紧张、精神崩溃以及身体产生的剧烈运动有关，而那个接近他并且使他产生情绪紧张、精神崩溃的人很有可能就是我。不用我开口询问，他们就将自己这些天来在小区里走访群众、摸排嫌疑人的过程全部向我讲述，并且很肯定地说至少有两位目击者（当地居民）在小区的绿化带附近看见过我——虽然我很少去母亲家里，但是我相信仍旧有不少人会因此记住我这张脸的。他们将我塞进警车带到警局的过程中始终没有提到我的母亲，我相信这并不是刻意回避什么，而是作为办案人员的他们觉得这个细节与自己的案情无关，既然是无关的事情，那当然能不过问就不去过问。
　　 我是在花街购买水晶饰品的时候被警察逮捕的——要知道当时距离案发那天仅仅过去两天，这两天里全国不知有多少新闻被媒体爆料，不知有多少或新鲜或陈旧的事情在人们的身边上演，而这两天带给我的焦灼与恐惧怕是我这一生都没有体会过的。我知道这一天很快就会来到，甚至不自觉地盼望它来得越早越好，以让自己怀揣的不安和剧烈跳动的心早日平复下来，因此这几天我都不敢回家去住，让那套供我单独居住了七八年的小房子空闲几日，我独自在月亮湾宾馆租了个小单间。我没有锁门，连晚上睡觉都是半合着房门的，因为害怕警察们会破门而入，与其担惊受怕，不如给他们的抓捕行动提供点方便，结果他们却没有在夜晚光临这家宾馆——请不要怀疑我还有这份闲情逸致去购买水晶饰品，我本人是不喜欢这玩意的，可是我家的小薇喜欢，她曾经不止一次地将戴在手腕上的玲珑剔透的饰品展示给我看，以表明她对饰品的爱慕之心，所以为了她我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哪怕自己可能被警局列入嫌疑目标也照样穿行在熙熙攘攘的大街小巷。小薇是我的未婚妻，不，最多只能说是女朋友，因为她还没有正式答应和我订婚，我们的婚礼被残酷的房子和礼金排斥在门外。我去她家见过她的养父母，她也见过我的父亲，至于我母亲，那就算了，还是不要提为好，因为母亲压根就不想见她。她的心思全部在干儿子那边，我对于她来说就是个额外的负担。小薇和她的养父母都非常清楚她的特殊身份，作为一个聋哑女孩，她比起她的同龄人似乎更早地跨入了成年人的行列，而由于家境清贫，她在生理上却要比同龄人晚了好几年。她身材羸弱，腰肢清瘦，身子骨看上去也不那么结实，似乎连走路也需要别人搀扶着的那种感觉，而由于长期缺乏营养她的头发显暗黄或浅褐色，走在人群中她是那么与众不同。然而，我们的第一次相见她却给我留下了比较好的印象，因为相对于那些自恃清高、气场强大的姑娘而言，小薇给我留下了一股需要男人保护的感觉。
　　 我和她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小薇自己家，一间位于黄石南路仁爱村的老房子，由擅长给人家说媒的热心的李阿婆引领着我来到这里——李阿婆早年和小薇的养父母认识，通过这层关系将他们的女儿介绍给我。我提着一袋苹果和一袋脐橙，出现在小薇和她的养父母面前，像一位正襟危坐的法院书记员，在认真地听李阿婆和他们两口子交流我们两个年轻人的情况。我大约记得小薇的养父母从来没有提起她在语言交流障碍方面的问题，也许是我没有听仔细，也许身为媒婆的李阿婆早就知道这个情况，所以没必要在这个场合重新确认一下。我当时并不知道这情况，只是发现她瘦弱的身材和娇媚的面容很不错，于是暗暗在心里给自己下了一步棋。我过去热情地向她打了个招呼，并让她不要客气先吃点水果；谁知她一点反应都没有，既不表示高兴也不表示沮丧，就那么直直地睁着眼珠盯我看了半天，倘若我是个姑娘我都可能被她看害羞起来。过了七八分钟后，她见我和李阿婆还在那里，就独自走进里面那个房间休息去了，在此过程中没有说过一句话，打过一个喷嚏，甚至连面部表情似乎都没有起过一丝波澜。我觉得有点惊讶，但是出于礼貌没有打断李阿婆和她养父母絮絮叨叨的闲聊，没有插进去问阿婆一句关于那女孩的问题。直到他们结束了聊天，直到李阿婆满意的目光在我身上扫了一遍后，我才知道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刻即将到来。小薇的养父母送我们出门，直到我走出一段路猛然回头朝后面看时，才发现那养父的目光还一直落在我的身上，久久没有收回。
　　 回去的路上李阿婆才和我讲起小薇的情况，她说之所以没有在去拜访之前告诉我她的特殊问题，是不想破坏我对她的第一印象。她也知道小薇容貌不错，如果没有聋哑人的身份，她是很讨人喜欢的；可是现实的聋哑问题却不得不使她在择偶问题上降了好几个水准，她觉得姑娘这也是无法逃避的抉择。事后她问我对小薇的印象如何，我说即便她告诉我小薇是个聋哑姑娘，我也照样会去见她。李阿婆听懂了我的意思，她的职业敏感性迫使她遇到事情要靠自己思考，而不能将有些话说的过于直接。她说其实小薇的养父母也希望早点将女儿嫁出去，尽管她时年二十四岁，在这个家也没消耗他们太多资源，可能是夫妇俩觉得女儿的聋哑问题摆在眼前，或许年纪大了会更加难嫁吧；毕竟以她现在这个如花似玉的年纪，男人可能还图她个年轻，等过了这段宝贵的青春，她就什么优势都没有了。我觉得李阿婆分析得很有道理，小薇的养父母心里肯定是这般想的，你看她养父在家门口目送我离去的那股眼神，我或许一生都忘不了。我借着这话题问起李阿婆关于小薇小时候的事，就是她是怎么变得聋哑的，先天性还是后天形成，还有关于她如何会被自己亲生父母遗弃的事。李阿婆知道我肯定对她动心了，否则谁会去关心和自己丝毫没有关系的人或事儿呢？她仿佛事先准备好了答案似的，和我细致耐心地讲述起来。她说自己和小薇的养父母是早些年的邻居，由于他们夫妇俩结婚多年没有生育，于是就想着去领养一个娃娃。小薇是他俩从儿童福利院领养回来的女孩，当时离她出生还不到两周岁，他们也不知道女孩的父母是因为什么原因而遗弃她的，反正夫妇俩就想着一个简单的问题，将她领回家当做自己的亲闺女来抚养就是了，其它的困难都不是困难。至于她聋哑的问题，应该是先天性的，因为他们当初谁也不知道这个情况，直到孩子三四岁了，才发觉情况有点不对劲。别人家的小孩总是一天到晚嚷个不停，不给吃东西或者不给他们玩就要闹各种情绪，而他们家的小薇却是安安静静的，像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像一个与世无争的人，除了偶尔因为疼痛而发出点哭声外，你几乎听不到她的声音。后来两口子把她带到医院一检查，才从医生口中听到了这个不幸的消息。当时也曾经怀疑过，女孩的亲生父母是否因为这个原因而遗弃她的，但是想想也不可能。因为那时她才那么小，正常的孩子在这年龄段也没有具备语言功能，可以说她的亲生父母是不知道她是个聋哑人的。好在小薇这孩子除了聋哑以外，其它各方面倒没什么问题，眼睛很好，头脑也比较灵活，而且干起家务活来也挺利索。好了，现在我也知道你的想法了。李阿婆对我说，过三天我再去他们家一趟，了解下小薇养父母的想法。你等我的消息吧。
　　
　　 三
　　
　　 从国营纺织厂下岗待业的居丽女士，独自经营着一家馄饨店。由于她包馄饨的手艺好，服务态度不错，因此方圆十里之内的街坊邻居都慕名而来。居丽是那种与世无争、随遇而安的女子，长着一张清秀的脸，性格也温和，遇到再烦心的事她也不会与别人争吵。当国营纺织厂在体制改革的浪潮中土崩瓦解时，当其他业务技能不如她的职工在纷纷抱怨自己的命运多舛和社会的不公时，居丽没有怨天尤人，在成功地说服她的丈夫后，她投入到披荆斩棘的创业中去。居丽的创业也不是一帆风顺的，起初她是做早点的，带饼、油条、豆浆、包子都在卖，后来发现顾客唯独对她做的馄饨情有独钟时，她才下定决心不做其它的早点，单独就经营馄饨，而且将营业的时间从单独的早餐改成了早中晚三餐都在做。早些年她并没有盘下这间店铺，她的馄饨是在流动摊点上卖的，对的，就是咱们小时候常常见到的那种拉着一辆三轮车或面包车，搁在马路的人行道边经营着的小摊点，偶尔地还会因为城管的突击检查而提早收摊。在一边养家糊口，一边积累资金的过程中，居丽忘记了自己贤妻良母的身份，全身心地投入到卖馄饨的辛苦劳作中去，岁月在她的肌肤上留下了越来越多的痕迹，而她的人缘和口碑也逐渐地传播出去。我是最近才听说城西的农贸市场边开了一家挺不错的馄饨店，总共才过来吃了三次，作为老板娘的居丽自然是不认得我的，就像她不认得从她家馄饨店门前经过的大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任何一张陌生的面孔一样；可是她却认得我的母亲，是的，她是先记住这张面孔再慢慢地熟悉她的名字的，或许母亲的名字很世俗很平常，远不及她离经叛道的行为那样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居丽现在还能清楚地记得，十五年前的某个下雨的傍晚，当我的母亲撑着一把折叠伞第一次出现在她卖馄饨的流动摊点上时，她的眼神中是充满了对食物的多么强烈的欲望啊。这种记忆仿佛是昨天刚经历过似的，要是有人需要，居丽在现场都能将那幕情景栩栩如生地演绎出来，但是她觉得没有必要，做为女人，她是有点看不起我母亲，但是内心深处还是对她抱有同情的。她俩的人生轨迹像是两条彼此相交而互不谦让的抛物线，居丽将手里的一副坏牌打赢了，而我母亲却将手里的一副好牌打输了。当母亲第一次出现在她的流动摊点时，居丽从她的眼神里读出了她对生活的无奈、对希望破灭的痛苦和对她锅里煮的馄饨的深深眷恋。她应声给我母亲煮了一碗馄饨，加了紫菜和猪油，然而她却不知道此刻站在她面前的女人刚经历了离家出走，而她的口袋里却身无分文。母亲吃得满头大汗，全然忘记了阴雨天气的凉爽，吃完后她抹抹嘴巴说没有吃饱，还想要一碗，于是老板娘又给她煮了一碗。两碗馄饨下肚了母亲才说起她由于出门着急身上没带钱，想先欠老板娘一次，下次她肯定还会过来吃，再来吃的时候把钱一并还清。聪明的居丽一眼就识破了母亲的谎言，也许是她的地盘小不想给自己招惹麻烦，也许她不想伤害这个落魄女人的自尊心，她点点头同意了，将这五块钱记在自己的脑袋里，并且还礼貌地嘱咐我母亲慢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