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厢记》和《牡丹亭》是中国古代戏苑里两株爱情剧的奇葩，两部剧作都以对真挚爱情的歌颂，闪烁着人性的光辉，历来为人们称道。文学界普遍认为，《西厢记》根植于现实的土壤中，讲述的是一个在现实社会中发生过的真真切切的“人间爱情故事”，它的创作手法是现实主义的。而《牡丹亭》则描写了一个异乎寻常、出死入生的爱情故事，它更侧重于对理想爱情的歌颂，因而充满奇幻的浪漫主义色彩。但若结合作品时代和创作背景深入阅读，认真辨析，就会发现，在评价一部作品时，“浪漫”和“现实”的界线并不是那么容易界定的。
　　
　　 一、情节内容：修补理想与折射现实
　　 《西厢记》源于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后经宋金元文人不断加工改编，定型为一部讴歌理想化爱情的经典。剧情是唐朝末年，书剑飘零的穷书生张珙在普救寺偶遇前相国小姐崔莺莺，彼此一见倾心。几经周折，两人经侍女红娘帮助，私下结为夫妻。但被素有“冰霜之操”的老夫人严加阻挠，最后张珙进京应试，高中状元，一对有情人才苦尽甘来，终成眷属。的确，像这类一见钟情，私定终身，历尽磨难，喜结良缘的“才子佳人”故事在古代传奇、小说中举不胜举。可见在王实甫所处那个时代的现实生活中，它是实实在在发生过的故事。
　　 这个爱情剧没有荒诞、幻化等超现实的情节，但情缘是否太凑巧了一些？以弹琴、吟诗去互诉倾慕之情，不也太缺乏人间烟火气息了吗？至于剧末张生高中状元又有多大的胜算与把握？可见剧作高喊出“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爱情理想，乃至剧终的大团圆结局并不是普遍的社会现实。这种结局只是一种爱情理想与愿望的寄托，是对爱情的美好期盼，是对有情人的良好祝愿。也许原作《莺莺传》“张珙得了高官，抛弃莺莺”的结局才更接近现实生活。毕竟，在那个时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才是婚姻尊崇的圭臬。至于剧末郑恒触树而死，在现实中更是匪夷所思的。
　　 《西厢记》剧情设置上这许多与现实相悖的地方，正是作者通过大胆、丰富的想象去修补现实人生中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可见作者描写的是一种在理想环境中产生并顺着理想轨迹发展的理想化的爱情，从这点来说，《西厢记》又是富于浪漫主义色彩的。 
　　 《牡丹亭》剧情奇幻，其实它根植在现实的土壤里，深刻反映了明代对妇女的压制和摧残。这部戏剧讲述的是南宋末年太守之女杜丽娘在梦中与一青年男子（柳梦梅）幽会于后花园的牡丹亭畔，梦醒后相思成疾，一病身亡。三年后，柳梦梅进京赶考，借住梅花观（杜丽娘葬身之所）发现杜丽娘的画像，杜丽娘鬼魂游花园，再度与梦梅幽会，并起死回生与梦梅结为夫妻。这是一个因情死为情生，读来令人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它最感动我们的地方，是作为“情痴”的杜丽娘“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的情节描写。但这样的戏剧情节显然是荒诞不经的，在现实社会是不可能发生的。
　　 不过，如果以此就断定该剧是浪漫离奇的，我认为未免有武断之嫌。我们知道，明代统治者用宋儒建立的一套“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道德观念加强了对人民，特别是对妇女的精神统治和压迫。上至最高统治者皇帝，以及皇宫里的后妃们都积极提倡女德，极力表彰妇女贞节，这种大背景下导致明代对妇女的禁锢、残害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比如明代妇女不像唐代妇女那样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嫁妆；守寡的妇人，必须为夫家坚守贞节，改嫁是被人唾弃的事。大明一朝不到三百年，全国竟然建成了三万六千座贞节牌坊！这些贞节牌坊名为表彰的“贞妇烈女”，实则是明代女性受压抑、被摧残的见证！每一座贞节牌坊背后都有一个柔弱女子凄凉、悲惨乃至残忍的人生故事。
　　 汤显祖笔下的杜丽娘托名为宋代人，实则为作者的同时代人。在明代社会中，现实绝无可能给杜丽娘提供偶遇意中人、互诉衷情的机会，所以作者给她安排为梦中幽会；在现实生活中，杜丽娘要找到倾心相恋的爱人是不可能的，更不要说自由结合了，“幽冥”世界，才有一片自由幸福的爱的天地，所以作者给她安排为死后相恋。同样，作者写杜丽娘的死，不是由于爱情道路上的重重阻挠，不是死于爱情的被破坏，而是死于对爱情的徒然渴望，即“慕色而死”。在明代那样的社会现实中，爱的萌芽一经产生就窒息而死，人们谈“情”色变，真正两情相悦是不可能存在的。可见《牡丹亭》反映明代社会对妇女的压制是何等深刻，又是何等令人触目惊心！它的风格绝不是 一句“奇幻、浪漫”就可以定论的。
　　
　　 二、主题思想：空灵的理想与沉重的现实
　　 《西厢记》以一句“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旗帜鲜明地表现出“重爱情、轻功名”的进步思想，但仍无法超越那个时代人们普遍的爱情观、价值观。它比以前“才子佳人戏”立意高标之处在于不讲“门当户对”，只要“有情”，就可以结成“眷属”。表现出明显的反对封建礼教，封建家长制，歌颂自由幸福爱情的主题。
　　 然而，在剧中，张珙与莺莺私下结为夫妻后，为了要取得老妇人的认可，也为了使自己具备娶莺莺的资格，他就必须要证明自己的能力，而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唯一途径仍是进京赶考，求取功名。莺莺虽说出“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的脱俗之语，但老妇人是不会答应招“白衣女婿”的。可见，最终决定他们爱情幸福，夫妻团圆的基础仍是张生能否高中状元。最温柔、最美好的爱情仍打着“才子佳人”门当户对的烙印，他们无法超越那个时代特有的爱情观、价值观。“重爱情、轻功名”只是痴情男女一种美好的爱情理想，没有功名，爱情最终会被拆散、被破坏，而不复存在。《西厢记》整体是现实主义的，但“重爱情，轻功名”的爱情理想又给这部爱情剧渲染了一层华美的外衣，涂抹了一层浪漫的色彩。
　　 《牡丹亭》讲述的杜丽娘与柳梦梅的爱情故事是荒诞离奇的，从中不难看出剧作的创作主题，它暴露出在程朱里学统治下，封建礼教和青年男女爱情生活的矛盾，由于程朱理学的毒害而导致封建统治阶级家庭关系冷酷、虚伪。它热切鼓励青年摆脱精神桎梏，为追求自由幸福的爱情而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显示出要求个性解放的思想倾向。它反映社会现实的深度、广度，远远超过了《西厢记》。从这点来看，它又何尝不是现实主义的剧作呢？
　　 《牡丹亭》剧情反映出，由于程朱理学以“天理”对抗“人情”思想观念的倡导，人的天性真情被禁锢，被摧残，人被彻底异化了，连亲情也成了“符号化”的概念。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杜宝，他不是不爱女儿，他只是严格按封建道德标准与道德观念所规定的范畴来“爱”女儿。女儿逾礼败俗，无父母之命自嫁，就诬她为“妖”，为保全名声，不惜将她打死。到真相大白无法否认时，也坚持要女儿离异了她心爱的丈夫才相认，完全不考虑女儿的幸福。他自私、冷酷，已经泯灭了人的天性，已经没有作为一个父亲应有的慈爱可言。可见在当时，理学思想的流毒已无孔不入地渗透到了社会生活、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
　　 在这样堡垒森严的现实世界，谁又敢越“理”的雷池一步？对爱情的渴望乃是人类的自然天性，但在明代社会，这种人的天性却被压抑、被限制，以至于要获得自由幸福的爱情，必须不屈不挠、出生入死的抗争，必须“至真至性”，矢志不渝。这就需要有像杜丽娘一样大胆、热烈、果敢、无畏的精神，为情“生可以死，死可以生”，做一个“情之至”者。《牡丹亭》在当时社会所掀起的飓风般的煽动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正因为它奇幻手段所表现出的强烈现实针对性，才使它“家喻户晓，几令《西厢》减价”，才赢得当时后世许多青年妇女的同情之泪。 
　　
　　 三、人物形象：庸俗的“情圣”与“怀春”的少女
　　 张珙，是《西厢记》中作者着力刻画讴歌的爱情理想人物，可谓“爱情至上”的“情圣”。可他的爱情观又是何等贫瘠，何等单薄。“爱情”应是“情”跟“欲”的统一，“情”是“欲”的基础，“欲”是“情”的结果。而张生并不重视追求的过程，他显然更注重爱情的结果。他不满足于两情相悦的距离之美，不要求情趣、爱好的一致，他的爱情似乎更注重“欲”。他的苦闷伤怀、相思病魔缠身，全因“占有的欲望”产生。爱情与“性爱”本是不可分割的，但对“欲”过分的追求，会损害“爱情”这个字眼的圣洁美好。
　　 可见，张生远没有达到爱情理想人物的高度。这是时代的局限，王实甫不可能超越到现代人的高度，在爱情中追求志同道合、趣味相投。现实生活给他提供的答案，便是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张生以及他有点庸俗的追求。按照“知人论世”的文学鉴赏方法，这个人物的塑造，固然有作者本人思想经历在里面，但更多反映的还是当时大多数人的爱情观。“爱情鸟”的翅膀被现实的土地沾湿，它飞不到理想的天空里。  
　　 剧中热心婢女红娘，是中国古典戏曲中第一个被着力塑造的光彩照人的下层婢女形象，这个形象是王实甫的独特创造。她外表俊秀，口齿伶俐，有智有谋，见义勇为。没有她，无法沟通崔莺莺、张珙两人之间的恋情；没有她，无法解决崔莺莺、张珙两人与老夫人之间的矛盾。一句话，没有她，崔莺莺、张珙这一对恋人就无法终成眷属。而红娘只所以能化解冲突和矛盾，在于她身上寄托了人类真、善、美融合的最高理想。但由于她形象的过于完美，反而更接近于理想的化身，而非现实人生存在的真实婢女形象。 
　　 与莺莺对爱情的追求及软弱动摇相比，《牡丹亭》中女主人公杜丽娘是寄托了作者浪漫主义理想的人物，她对爱情的追求始终是执着、坚定的。 杜丽娘因梦生情，情深至死，死而魂随，爱得轰轰烈烈，恋得情真意切。正如她在《寻梦·江儿水》所唱“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这样一位“至真至性”的怀春少女，结局却只能“慕色而死”，这是作者对当时的社会现实冷静分析后，表现出的清醒认识——据此便可窥见《牡丹亭》反映社会现实的深度。至于“还魂再生”，只是寄托了作者对那个时代精神受迫害最深的青年妇女的同情与祝愿而已。
　　 柳梦梅热衷功名，只是爱情的承受者与被动者。他远不及《西厢记》中的穷书生张珙可爱，作者没有把他刻画成同杜丽娘一样的浪漫主义理想人物，大概是基于同王实甫创作一样的原因，现实生活没有提供给他理想书生的蓝本。柳梦梅贫血的面孔，苍白的形象，正是作家忠于现实生活的写照。 
　　
　　 四、创作主体：放浪形骸与匡时济世
　　 俄国作家高尔基说过“每一部作品都是作家的自传”。透过《西厢记》中张珙的形象，我们不难发现王实甫的影子。他一定儒雅俊秀、文采风流、才华四溢，他一定细腻温柔、爱情至上，他一定视功名如拾草芥。然而元代那样的社会，不会给他提供展示个人才华的政治舞台。于是，他只能到青楼妓馆寻求慰藉，做一个“眠花卧柳”的风流才子，放浪形骸的浪荡艺人。偶尔写几个剧本，“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于是，“儿女风情”剧作《西厢记》《破窑记》《丽春堂》诞生了。
　　 这些剧作大都表现适合市井阶层口味的平庸、泼辣的爱情追求，没有深广的社会内容，只是为爱情而写爱情，冲不破作家狭小的生活圈子与精神追求，是名符其实的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爱情剧”。闭门造车的爱情剧，注定与现实脱节，难道不是“理想化”的爱情吗？不过，由此我们能感觉到他对人生、爱情的理解，几乎能触摸到他风流浪漫的性情，他似乎颇像早他一个多世纪的另一位风流才子——柳永。把王实甫比作“曲中柳永”，不知可否？  
　　 杜丽娘是《牡丹亭》中寄托了作者爱情理想的理想人物，她身上体现更多的是为争取爱情自由与幸福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塑造这个现实中不可能存在的人物正好说明汤显祖是个冷静的现实主义者。他看清了理学思想的反动性、危害性、顽固性。于是，他本着一个封建士大夫的良知与高度社会责任感，站在历史的高度，高瞻远瞩地审视社会现实，鼓励青年跟程朱理学毫不妥协、坚决彻底的斗争。
　　 虽然，由于时代的局限，汤显祖不可能为天下青年指出“向上的一路”，但《牡丹亭》一出，毕竟“新天下耳目”，令人们眼前一亮的是自由民主的婚姻选择与婚姻关系。这种思想，已经闪现着进步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光辉，是封建时代一个了不起的进步。
　　 可见汤显祖的创作，是在进步的创作思想指导下，有明确创作动机的创作，即所谓“主题先行”。从这个意义来讲，汤显祖首先是思想家，其次才是剧作家。“主题先行”的文学作品往往“思想大于形象”，可读性较差，但读汤显祖的《牡丹亭》，首先吸引我们的是它清新宛丽的语言、奇幻迷离的情节，其次才引发我们上升到对剧作主题的理性思考。《牡丹亭》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结合是如此完美，汤显祖真是一位批判现实主义的剧作家，他不愧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戏剧家之一。 
　　 通过对两部剧作情节内容、主体思想、人物形象、创作主体四方面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西厢记》内容虽然表现的是现实人生，但难免有理想化的描写，使作品充盈了一些浪漫主义气息。《牡丹亭》的内容描写虽然是超现实的，但它却真实、深刻地暴露了明代思想道德领域的弊端与黑暗。它反映了那个时代沉重的、压抑的社会现实，只不过披上了一件奇幻的浪漫主义外衣。
　　 由此可见，评价一部文学作品，不能冠以绝对“浪漫”或者“现实”的字眼，现实与浪漫的概念仅是相对的，好的文学作品，都是二者结合的。现实主义作品中增添一些幻化的生动、神秘、空灵、奇异，就摆脱了现实的沉重，给人以向上的力量与勇气。浪漫主义作品必须根植在现实的土壤上，以现实作依托，否则就会显得肤浅、乏味、空洞、粗糙，失去存在的价值与意义。现实和浪漫就像一对孪生姐妹，文学创作中，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在厚重中显出轻灵，超越中显出执着，这样的文学作品才是经得住时间和审美考验的，能真正传世的经典作品。这样的作家，才达到了体验人生真味的真正作家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