巍巍牙山东麓，有一个因着凤凰寺而得名的村庄——凤凰庄，它是牙山脚下一个普普通通的小村落，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它的名字为东夼。这个当时仅有100多户、400多人的小村庄，自1941年迎来了它历史上的辉煌时期，一所红色的学校——中国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第三校，即抗大胶东支校（简称胶东抗大）校部驻扎在这里。此后三年多的时间，一批批胶东抗大的师生在这儿学习，生活，训练，作战，将这片民风淳朴的土地深深烙上了红色基因。
　　 一个细雨霏霏的秋日，我们走近凤凰庄，走访这儿的老人，探寻沉淀在岁月深处的红色故事。
　　 自1941年5月起，胶东抗大校部驻扎于此，历经了三任校长，分别是贾若瑜(任期为1940年8月—1941年7月)、聂凤智(任期为1941年7月—1943年5月)、蔡正国(任期为1943年5月—1945年8月)，这三个参加过长征的老革命，在粉碎日寇胶东地区“拉网大扫荡”的数次战役中，战功赫赫。不仅如此，他们凭着坚定的革命信念，坚持延安抗大精神，克服重重困难，和同志们一起，为革命培养了一批批优秀的军政干部，为共和国的诞生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也在胶东干部教育史上书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一、可歌可泣的军校故事
　　 （一）不搞特殊的贾若瑜
　　 在凤凰庄最早办公的校长是贾若瑜。1941年3月18日牙山战役告捷，贾校长左臂负伤。4月，他伤愈返校，5月率抗大校本部进驻东夼，即今日的凤凰庄。贾校长是个老革命，经历了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考验，战斗中他指挥若定，生活中严于律己。
　　 日军为巩固其占领区，加紧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与“蚕食”，所以胶东抗大校址一直不固定。每次移防，作为校长的他必亲力亲为，检查行军作战的装备。一次他发现自己坐骑马鞍的被套里，有一个他爱人的小包裹，便立即让警卫员送给她。并再三叮嘱饲养员，以后不要让他的妻子向里面放东西，自己的东西要自己带，不能搞特殊。严于律己，贾校长率先垂范，为军校官兵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二）神机妙算的聂凤智
　　 延安抗大毕业的聂凤智先是留校任教。1939年10月，他奉命率抗大三团奔赴山东。一路上缺衣少粮，时常受冻挨饿，他率部队克服重重困难，于1941年春到达山东。7月，他被调到抗大第一分校胶东支校任校长。
　　 1942年11月8日，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从北平秘密飞抵烟台，部署对胶东“冬季拉网大扫荡”。鬼子实行多路突进，分路合击，步步进逼。至11月21日，已在牙山根据地周围围起了一个密不透风的“铁桶式”包围圈。胶东抗大校部此时就设在牙山根据地的中心区东夼村。时任胶东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指示：“我们现在的原则是保存有生力量。”聂凤智深刻领会了许司令的讲话，在紧急部署会议上，他对校领导们说：“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根据分工，他率胶东抗大干部学员先掩护地方党政机关和群众转移，然后隐蔽穿插，悄然破“网”，跳到了“网”外。
　　 这是一次惊险的破“网”，甚至差两分钟炮弹就打在头上了。开会回来的第二天早上，正准备开饭，许多人正在盛饭，侦察员紧急报告，日、伪军已到10公里外。聂凤智立即命令：“不准吃饭，赶紧撤！盛了饭的带着饭走，还在锅里的抬着锅走，一分钟也不准耽搁！”民以食为天。有人不满地嚷着：“敌人还在10公里外，慌什么慌！吃顿饭也用不了几分钟，吃了饭再走!”聂凤智斩钉截铁道：“不行！”尽管大家埋怨他不近人情，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只得立即出发。
　　 还未爬上山头，隆隆炮声震耳欲聋，大家回首看去，刚才开饭处落下了一颗颗炮弹，硝烟四起，前后不过几分钟的时间。大家震惊之余，从心底里佩服聂凤智，纷纷赞叹：“聂校长真是神机妙算！”后来聂校长给大家解释，侦察员报告还有10多公里，他回来也得跑这么远，即使一个快一个慢，敌人也即将到跟前了，怎么能不当机立断呢？
　　 这次突围跳到“网”外后，聂凤智立即率胶东抗大连袭栖霞到福山段烟青路，配合吴克华和高锦纯指挥的八路军第五旅作战，迫使日军抽兵回防，结束“拉网大扫荡”。
　　 （三）鞠躬尽瘁的洪国治
　　 1941年，洪国治到胶东抗大任教,担任主任政治教员及政治指导员等职。他讲课将思想性与趣味性融为一体，深入浅出，很受学员欢迎。主任教员与指导员，两副担子他一肩挑，教学工作之余，他还走访群众，给村干部出主意，想办法改善村民的生活条件。
　　 繁忙的工作使他积劳成疾，1944年夏天，他病情加重，时常咳血，大家劝他休息，他微微笑笑：“没关系，干革命就是要流血牺牲，吐点血怕什么！”看他身体虚弱，学员们不忍心他站着讲课，便把两个背包摞起来，请他坐着讲。他却断然拒绝，正色道：“先生站着讲，便于使用手势，增强授课效果。”卫生员按规定给他开了病号条，他也不肯休息，依然坚持上课；炊事班做了病号饭，他让给别的病号吃，自己仍然吃难以下咽的粗粮。
　　 长期呕心沥血，忘我工作，加之恶劣的生活环境，1944年秋，他病重得已经坐不起来了。即使躺在地铺上，他还在倾心听取学员的思想总结，一直坚持到把这批学员送走，他才入院治疗。
　　 1945年2月，洪国治英年早逝，年仅29岁。牺牲时，他没有成家，更无儿女，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壮丽的无产阶级教育事业。
　　 （四）最小的无名烈士
　　 宣传股长罗义淮与女生队副指导员衣向璞，是一对志同道合的革命伴侣。1941年11月，经胶东区党委批准，二人结为伉俪。1943年冬天，衣向璞刚诞下一个女娃娃，就遇上鬼子疯狂大扫荡，躺在担架上的她，生怕宝宝的哭声引来敌人，给革命造成不必要的牺牲。转移路上，她一直用棉被死死地堵着孩子的嘴巴，几经辗转，几度惊险，终于抵达了安全地带。松了口气的她解开襁褓一看，孩子早已没了气，她难过得泪水连连，肝肠寸断。衣向璞，这位英雄的母亲，为了战友的安全，痛失了自己的心头肉！
　　 才出生两天的孩子啊，父母还来不及给她起一个名字，就牺牲在了硝烟弥漫的战争中！而此时英勇奋战在反扫荡前线的罗义淮，甚至不曾看过自己的宝贝女儿一眼，更不曾抱过她。这，成了这对革命伴侣心中永远的痛！
　　 （五）独出心裁的“公衣”
　　 军校的女干部女学员和男同志一样学习训练，行军打仗。吃的是粗茶淡饭，睡得是铺草的地铺。遇上例假，遭遇敌人扫荡，很可能得冒雨行军或者强行渡河，彼时，血水就在身后飘着一道道血线。行军时她们还要背着自己所有的衣物，四颗手榴弹，一支大枪，四五斤干粮，爬山涉水，随时准备投入战斗。即使聂校长的妻子也不例外，平日与大家同吃同住同操练，反扫荡时并肩作战，只有周末才可以与丈夫团聚。
　　 夏季阴雨连绵，跟老百姓借的铺草也变得十分潮湿，女学员们身上长满了疥疮，脓包溃烂，上课甚至不能坐，只好跪着听课。但她们巾帼不让须眉，所有的学习训练不肯拉下，即使浑身又痒又疼，也不肯当病号，照样训练学习。
　　 部队物资有限，一年只有一套单棉衣，训练时经常大汗淋漓，行军时也可能雨水倾盆，衣服弄脏是常事。脏了男学员可以把单衣直接脱下洗洗晾干再穿，而女学员就不太方便。大家经常为此一起讨论，终于想出了好办法。当时一个月仅有一元津贴的她们，决定几个人凑份子扯几尺布，做一件“公衣”，谁换洗时，谁穿上。大家你尽我让，来自五湖四海的革命同志，团结得如亲姐妹一样。
　　
　　 二、鱼水情深的军民关系
　　 安稳的时期，师生们紧张有序地学习训练，课程排得满满的。清晨上早操，或跑步，或爬山，或操法练习。上下午按照课程表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学习条件很艰苦，课本，是教员们自己动手刻印的；课堂，就是村周围河边的树林或者空旷的打谷场等，膝盖就是课桌，背包即是凳子。敌人来了，背起背包转移，或者丢下背包就投入战斗。
　　 凤凰庄村子东边，有一棵浓荫如盖的大柏树，树下经常是抗大的讲堂。每天数十名学员围坐在那儿，用心听课。那棵郁郁葱葱的大柏树，有幸聆听了抗大教员深入浅出趣味横生的政治课；目睹了军事教员对学员战术、兵器、制式教练的严格培训……乡亲们经常看到学员们上课讨论、刻苦练兵等热火朝天的场面。今天，那棵大树不复存在，昔日热气腾腾、井然有序的抗大“课堂”，已成为百姓安居乐业的住宅。
　　 八路军秋毫不犯，仁义待人，老百姓都衷心拥护他们。白天，学员们在大柏树下上课，老百姓则在田里一边劳动，一边自觉放哨，有了情况，飞奔着向抗大校部领导报告。
　　 年逾八旬的王家珍老人说，村里老百姓吃尽了鬼子和国民党的苦头，都热情支持革命，部队住的人家都很可靠。如，他家就是烈士，1938年蔡晋康残害百姓，“火烧文化乡”，他父亲王建邦和三位红枪会队员一起去刺杀老蔡，为民除害，战斗中三位队员不幸中弹牺牲，他的父亲被打断了腿。敌人拉他父亲到康家村一个山洼，残忍地砍掉了他父亲的头颅。父亲壮烈牺牲后三个月，他才出生。年仅三十身怀六甲的母亲痛失丈夫，家里还有三个嗷嗷待哺的女儿，日子不知有多难。她恨透了国民党，尽管那时家住八路军是很危险的，但是她还是毅然冒着危险接纳他们。
　　 他说，他家东边的厢房住着女卫生员，四间南厅则住了一个排的警卫兵。条件很艰苦，战士们睡觉都是在铺着麦秧的泥地上。其他家一样，正房都是当地百姓自己住着。部队有家属的一般给找个有炕的屋子。聂校长房东的女儿王淑婷，在黄县工作，也是共产党员。
　　 王家珍老人满怀深情地回忆，八路军好啊，他们规矩可严去了，从不要老百姓东西，还尽帮着咱老百姓。在他家住的抗大战士，看四五岁的他面黄肌瘦，心疼这个没爹的孩子，偶尔吃次馒头，宁愿自己忍受饥饿，也要掰一块给他吃。他还清楚地记得抗大战士给他理发的情形，那手艺可真叫好，不一会，乱蓬蓬的头发不见了，变成了整齐清爽的小平头。他家里住的是校长的警卫战士，每天晚上都要轮班站岗。
　　 聂校长办公的地方，在王家珍旧居东北边不远处，是村里老党员王培卿的家。王培卿，是久经考验的老党员，八路军、地下党来村里进行革命活动，都是找他协助，他从不含糊，总是想方设法完成任务。为给来村的地下党员打掩护，他家的粪篓子和铁锨，不知赔上多少。抗大校部来之前，找村子里的干部了解情况，王培卿为此做了很多工作，他走门串户，秘密为学校找寻妥实可靠的人家。他宁愿自己一大家人挤挤巴巴，也要腾出房子来做校长室。受他影响，儿子王宝泰（现名铁秋）很早就加入了共产党，为革命转战南北，浴血奋战，不怕牺牲。
　　 就在这简陋低矮的小屋里，聂校长工作了数百个日日夜夜。他研读马列毛主席著作，读军事文献；潜心思考，起草文件，构想民族解放的蓝图；和抗大校部领导谋略学校发展规划，探究如何更快更好地为军队与地方培养革命骨干。课余时间和老百姓啦谈，宣传革命思想。他一点架子也没有，村里人都亲切地喊他“老聂”。而今，这处红色遗迹，已被政府修缮一新，栖霞人民永远缅怀革命先辈们的光辉业绩。
　　 鬼子来扫荡，抗大官兵与学员，奋不顾身，敢于牺牲，总是先掩护老百姓和地方政府转移。激烈的战斗中，有许多抗大官兵抛洒一腔鲜血，英魂长眠在了这片热土。抗大师生有了困难，老百姓也是毫不犹豫地帮扶。抗大校部人员主要住在村子中间，外面人根本不知道，住了多少人，住在哪里。老百姓有的自己家口大，正房根本住不开，为给抗大腾地方，家人有的甚至就睡在胡秫秸搭的储藏地瓜的阁楼上。那时鬼子伪军疯狂扫荡，气势猖獗，抗大师生住在谁家，都严守秘密。妇救会的妇女有空就帮着战士们缝补衣裳。战士们呢，课余时间教着村民唱革命歌曲，宣传革命道理，帮着房东挑水，打扫庭院，铡牲口饲料等。麦收季节，指战员们三五人一帮，给这家忙收割，帮那家搞搬运，或在场院里翻晒粮食，一派军爱民、民拥军的和美景象。
　　 抗大师生的良好作风在凤凰村种下了红色的种子，老百姓热爱共产党，拥护八路军，他们积极参加民兵，协助抗大反扫荡，救助伤员。青年人纷纷报名参军，当时妻子送丈夫，父母送儿子参军蔚然成风。王家珍老人说，他们村子参军的很多，后来不少人在外面当了官，为革命做出了很大贡献。
　　 每次部队大集合，就是凤凰庄百姓最欢乐的时刻。驻扎在邻近几个村的全体战士队列整齐，步伐矫健，唱着革命歌曲，喊着行军口号进入村庄，全村男女老少都挤在街头欢迎，兴高采烈地观看他们的比武、欣赏他们的演出。每逢部队要出发去打仗，战士来不及收拾的东西，老百姓都会给他们妥善保管，等回来后再交还。在凤凰庄至今流传着许多军民一家亲的感人故事。
　　 校本部在凤凰庄驻扎时，正是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不时被迫转移，经常在突破日寇层层封锁中面临着生与死的考验，有时不得不抛下刚刚来到人世的亲骨肉，送给当地百姓代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