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祖父的一代，兴旺起来的家业已是很丰厚了。然而时代进入新社会以后，我们所有的良田和部分宅院一个一个都变成了公共财产。这对我们来说是没有丝毫抱怨的。因为我的三个爷爷很早还在省城上学时就受到了新文化运动的熏陶，思想上萌生了共产主义信仰，以后更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成员。还在伪政府时期就先后加入了红色的那个党。干的是为社会大众谋幸福的事。我爷爷在兄弟中排老大，他被国民党逮捕的事，就发生在1934年的民国礼泉政府时期，当时他在伪县政府里担任秘书工作。私底下他是党的一名地下战士，做的是搜集情报和策反的工作。据家里人和后来的党史说明，他的被捕是出于叛途的告秘…当我长到晓得懂事的时候，三个祖父就只剩下了最小的三祖父。三祖父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前期的职务是礼泉公安局的刑侦科长，后期的职务是咸阳市糖烟酒公司经理。在他一生的事业中最使我们感到光荣的是：孤身进入西臧捉拿了建陵乡一个匪首归案。据说那时的西臧还处在解放的前夜，三祖父那回之所以能奇迹般地完成任务，多亏他过人的勇敢和智力。在三番五次的斗智斗勇以及说服之下，匪首被降服得五体投地，最后心甘情愿地缴械投降了，心悦诚服地愿意回乡接收审判。千里迢迢归来时多亏了甘肃公安厅的帮助。
　　 礼泉县城有一所很知名的中药铺子，掌柜姓段。人称段七味。他家与我们是世交。我的父母便把我那位三哥托付给段叔裁培。三哥在药铺做小工，表现很是勤敏，深得段叔一家人地喜欢。后来我们那位三嫂就是段叔的大女儿。名叫段喜榕。
　　 ​社会上每一种进步的缘起几乎都基于思想意识的觉醒与提高。我的幼年尽管是生活在封闭的乡村环境中，但祖辈在人生道路上的杰出榜样以及围绕在身旁人物的各种言语，却极早地激发了我对事物思考的兴趣。八零年以前，限于心智未开，对于社会的感知微乎其微，所留印象最深的只有农村民兵训练的一幕。时常在深更半夜会突然响起紧急集合的军号声，接着就有奔跑的脚步声从街上传来。这期间我对自然界树木花草虫鸟水与阳光的观察和兴致，几乎占据了我头脑的全部空间。我觉得自然界简直就是为我们人类天设地造的乐园，一切动植物皆为娱乐和丰富我们人类的心灵而生。它们同时又赐给我们芳香的食物。人类与它们的关系完全就是鱼与水的关系。那时的蓝天明净高远得超乎想象，那时飞禽种类多得让人目不遐接。可如今当你瞅着天空等上半天，除了偶尔飞过的几只燕子竟空空如也。自然界短短几十年的变化好不叫我们纳闷。
　　 当生产力尚处在畜力阶段的时候，我们农村的生活节奏是从容缓慢的，人们的心灵是纯洁友善的。假使有一家人打墙盖房，几乎全队的人都会去帮忙。人与人之间很少有矛盾发生，生活得十分融洽亲切。在合作社的公社时期，人们对生活的欲望很低，因为土地属于集体公有，因而对生活的奢望无从谈起。大约在我十二岁的时候，我们所属的第二生产队才有了第一辆手扶拖拉机。
　　 平静如水的乡村生活大概是在八零年的时候，开始了死水微澜地波动。三哥苏开江与三嫂段喜榕常住在县城生活。那时三哥已在县委当差，三嫂在县百货公司上班。他俩每月要照例回乡一天，这一天差不多都和我们呆在一起。夫妻二人每每要把县城接收到的外界消息讲给父母听。其中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他俩提到土地承包。并说外省早承包的地方人们开始有余粮了。另外他们还提到了改革开放。旁听着的我好奇地问土地承包是怎么一回事？三哥说，“就是说把各队的田地按人口分配到各户，取消过去集体劳作模式变成由每户人家自主安排种植和劳动。这样大家就自由了，也能激起干劲。”不等我问他改革开放又是说的什么？他主动告诉我：“政府要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对内的改革就是裁撤一切束缚工商业活动的绳索，解放人们思想上的旧观念，让人们放开手脚去从事各种生产劳动。开放指的是让外国人来中国办企业搞工业制造。”三哥接着总结地说，“改革开放一句话，就是要人们从思想和手脚上放开胆子搞生产，不要去顾虑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
　　 我问三哥说，为什么突然要这样呢？一旁的三嫂笑着反问我，“八弟想不想每天能够吃饱饭，再不用把馍锁在柜里或吊在空中？”“当然想呀，连做梦都在想呢！”我看到不等我话音落地，无论是父母还是三哥三嫂，他们一个个眼里顿时都有了泪花。
　　 在三哥三嫂下个月回来的时候，我追问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纠缠了我很多天，让我困惑迷茫。“为什么要邀请外国人来我们国内开工厂赚钱呢？这不是要和我们本国的企业争市场吗？”三哥沉默了一会说，“八弟，你问得好。这真是无奈之举，只怪我们的工业生产技术比人家差得太远。要学习技术人家可不白给呀，只有拿市场换技术了。”三哥停顿了一下，安慰我说：“不过，八弟你放心，只要我们发奋图强，迟早有一天我们在技术上会反超发达国家的，到那时咱兄弟俩的担心就烟消云散了。”我问三哥说，这改革开放的大国策由谁决定的？现场的父母和三嫂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回答我说，“邓小平！”我看得出来一提到“邓小平”大家显得崇敬和高兴。父亲自言自语似的动情地说了一句：“他是引导我国走向转折点的一位伟人。十分了不起！”听到转折二字，我问父亲，“国家为什么要改变方向呢？”父亲教导我们说：“请牢记住实事求是这四个字，邓公大人是在深刻考察了我们与世界的差距后，在实事求是的前提下，审时度势地提出了改革开放的国策。只有走改革开放的道路我们才有望在今后地发展上追赶上先进，弄得好甚至会后来居上。追赶与超越的重任就寄托在你们年轻人的努力上。”听了父亲的话，我与三哥三嫂用力地点了点头。我忽然注意到三哥把头转向室外，目光聚集在一起，手掌也拳了起来。看得出来他是在勉励自己要去实现父亲的嘱托。
　　 三哥本是做事极认真用功的一个人，后来果然没有辜负父亲的厚望。他在本职工作之外练习写作，经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努力，最终成为了一名作家。把他那心灵深处洁净得有如山中的溪水一样美好的东西尽情地倾倒给社会，好来感动与滋长每一颗心灵向着文明与善良前进。
　　 盼望着，很快到了八三年。家乡开始贯彻土地承包政策。虽然仅仅只是劳作方式的改变，即由集体劳作变为个体家庭劳作，但是由劳动产生的收益却是天地之差。由此，我们不得不感慨这一政策的伟大。同时万分敬仰制订这个政策的核心领导者，他带给我们生活的福利简直犹如春水与日光对庄稼的恩惠。他对事物的深刻认识真是入木三分。
　　 土地分配到户没有几年，家乡又因地制宜地发展起了苹果产业。这真是适材适所的英明决策，异常兴旺的苹果产业很快就使乡村面貌焕然一新。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们始终怀念着一个人，正是凭借他的高瞻远瞩和豪迈气魄才有了家乡生活条件的巨大改善。他是谁呢？我们那时的县委书记：刘润。家乡的苹果栽植就是在他的大力倡导下开始的。他无疑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奠基人。
　　 时光流逝中，岁月的光景和人世的光景时时在变化着，但那些至诚至美的东西始终如春水日光一样明媚亮眼，而且永远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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