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上小学一到三年级是在村子里的一个逼仄的胡同里的一处民房里。一个班，24张泥课桌，47个学生。
　　 我多么想坐在那个单人课桌前，却又怕孤单。我想肯定有一个迟到的孩子，在半路上哭着，像我，老师给他留着座位。
　　 我们戏称“胡同小学”。胡同，让我们走进了知识的殿堂。2000年我走进北京小杨家胡同参观老舍故居，这么伟大的人民艺术家就住胡同，于是我再次想到我的小学胡同，一股暖意流淌而出，尽管这个胡同没有名字。后来人们叫“兴爷胡同”，是因为他是这个胡同的老住户。
　　 那时，连家里的锅台都是泥巴做的，课桌也是，没有奢望木制的，我很理解，似乎理所当然。
　　 课程学的是“日月山石田土”，再难点的是《狼来了》《司马光打破缸》，课文几乎倒背如流，兴趣便转移了。我并不安于这些“小儿科”，但还是没有逃出“顽童”的圈子。
　　 我家距离“兴爷胡同”小学是直线，约百米，三五分钟就跑到了那个院子，似乎情调太乏了。那段路是荒野，有人踩出的一条小道，周边是野草野花，采一朵野花，感觉很丢人，生怕女同学喊“小子爱花怕媳妇”，对我，这就是一句可以杀死我的话。于是我便有了折路去学校的想法。我有理由选择弯路。野草的露水打湿了我的鞋子和裤脚，更有蛇和蜥蜴出没，这样的理由母亲不能不同意。而且那条路边有一个园子，里面的桃李应季时很诱人，我怕动了歪念，学坏了。跟母亲说那果子可能很好吃，母亲是懂得的。于是，早饭就要提前半小时了。我第一次学会了编造谎言，觉得就是母亲起点早，未伤害到听到谎言的母亲。
　　 母亲说，你福子哥上学就耍赖。意思是我有积极性。
　　 读沈从文的散文《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说自己的长处“到那时只是种种的说谎”，编着各种谎话，觉得很新鲜。我第一次感到，说谎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二
　　 我喜欢穿过狭窄的胡同，就像跑地道，看《地道战》获得了好感，那条胡同叫“疤爷胡同”，不敢看“疤爷”，脸上凸凹不平，据说是害天花的毛病留下的痕迹，不过我遇见他，发现脸上总是挂着笑，不害怕了。甚至有一次对我说了一声“好小子！”相貌与心底是不可画等号的。胡同的百米处是一个墙角，圆的。拐角狭窄得只可容二人通过，不然就触到了直角墙角，所以喜欢那个圆角，人不能让着人，墙让着人，于是对墙有了好感，我经常背靠着摩擦，有挠痒痒的功效。于是我注意到，把村子胡同逛个遍，唯独这里有圆角。所以，上课坐在泥课桌，闲着没事就抠四角的泥，并用作业本的纸糊上，这个发明被很多男生学到了，到老师发现了，只能看着尴尬地笑。从那时“犯错误”的胆子就大起来。
　　 早值日，有的同学不吃饭就去了，受到老师的表扬。我撒谎就更大了，以此理由才有了可以更长玩耍的支配时间。同年级的聚哥大我三岁，他发明了网鱼的办法，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致。而且，我必须带着玉米饼子，这是条件。母亲以为我课间饿，有这个要求，她就不再追问，烀一个大饼子给我。暗中惬意，不追究，就不能戳穿我的谎言。
　　 一张蚊帐网，四角系上竹竿儿，网内撒上玉米饼子，鱼饵香香，小鱼儿忽地一下就猛啄一番，趁势抬起。曾点起“晨火”，烧鱼吃，吃不了就埋在旁边的玉米地里，我们观察埋着小鱼儿的玉米株的长势，心中很自豪。“诱捕”，第一次觉得很有魅力。所以，我学会了捕蝉，杆子头上系一根马鬃，蝉的眼看不清，很容易逮到。织一面小鸟网，放在麦地头上，在一头吹起口哨，学着鸟鸣，还真逮到几只。尤其是我看到福子哥网鸟只是一个劲地“嗷嗷”地喊，窃笑他笨。
　　 生活比书本有趣多了，那时我就想着帮父母谋生了，这想法，立即被聚哥给否了。他说，自己都耽搁了两年，还是得上学，可能将来会改变。我们所谈完全是闲谈，将来极其渺茫。我在聚哥面前很乖，他的习惯动作就是一把搂我在怀，嘴里学着大人的口气嘟囔着“听话，听话”。
　　 那时，我对村中心的一处“豪宅”就心生妄想，真希望能在长大时，突然从天而降一座如宫殿般的豪舍，却又怕像村中那个富农分子，被折磨（文革初期被揪出来）。这处豪宅分配给了村中一户贫农，后院作为代销点在使用。
　　 那时的语文课本就出现相当多的爱憎分明的批判性词语，如：伺机破坏、横行乡里，层层盘剥，为富不仁。尤其是我对“为富不仁”的了解很偏激，认为富则不仁。算术课本的计算例题就是地主大斗收小斗出，给出条件，计算收取500户的粮食，地主从每户盘剥了多少。课本的教育性很强，从小就影响着我。
　　 后来读书，不断纠正着我认识上的偏差，渐渐走向理性与成熟。所以我对“读书无用论”并无好感，甚至出现“怪癖”，苦读了几本古典小说。这种逆反，并非表现在性格上的怪癖，而是趋近于有独立的思考。尤其是邻居六母的女儿英姐，有了倒插门的海南岛女婿，我更羡慕，他是大学毕业来我们这里的。不读书，怎么可以跑这么远！我对读书和远方，第一次有了这样深刻的逻辑思考。我也叫“姐夫”，觉得他和风光连在一起，走过就像一道光划过。
　　 可惜英姐和他的丈夫住的还是破草房，让我不爽。我欣赏那些精致漂亮的屋舍，特别是那些建房用的被工匠凿过的方石上的横纹斜纹，蹲下来以手抚摸。它不同于我家老屋使用的碎山石，那时认为这是区别贫富的标准。蹲在那个红漆大门旁，端详着门柱下的石墩，上面还雕刻着龙的图案。生怕一出神，被人家怀疑，大喝一声。因为我在用“石笔”（儿童在石板上写作的笔）给那个龙描着须子，我的心都在飞。
　　 那时就冒出一个朴素的思想，必须自食其力。这个想法，还要拉回到我高中毕业亲手盖起我家的新房，当初我说建房，母亲怔怔地看了我半天，也无语。她也被这么大的理想给镇住了。从小种下的那么一个想法，种子不管沉睡几年，都会发芽的。
　　
　　 三
　　 这幢富丽堂皇的房子是分给一户贫农的。那时他就穿着很破的旧衣服，我很同情他。我从上小学就学会了填写家庭社会关系表格，记得最清楚的是在“成分”栏填“贫农”，我家的贫尚不够赤贫，赤贫是可以得到同情和资助的，这是我对“贫”的最初理解，贫穷，并非一个见不得人的词。尤其看到老师收表的时候，专门把贫农一摞放在一起，那时感到无比的自豪。最值得庆幸的是，从未有人说贫农的儿子智力不行，也从根本上改变了“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的耗子会打洞”的血统论观点。我后来喜欢读书，并通过读书，改变了生活，其中一点就是不信我一个贫农的儿子就不行。
　　 观察世界，从世界里得到知识，我特别喜欢。但我并不积极读书了，总觉得那些文字，都是孤零零的存在，唤不起我的兴趣，那些社会生活和风景，让我痴迷。老师曾家访，告诉我父母，一定要管好我，不要无心读书。母亲也不再相信我是为了去学校值日而早走了，而且还站在门口，打着手罩，目送很远，看着我从最近的路朝学校走去。甚至，她要跟着走一段路，她是小脚，我跑几步就甩了母亲。
　　 村子的南街，是最繁华的地方，总能看到新鲜事。拐过那个胡同圆角，就是鹏叔的家，他家有一辆崭新的大金鹿牌自行车，太阳的光都没有车上的镀漆亮，据说是村上特别照顾残废军人而凭票供给他的。端一盆水，用抹布天天擦，我不敢摸，只能站在那傻傻地看，其实给我也没用，我不会骑。据说，那是全村第一辆自行车，第一的荣耀属于军人。我想当兵，哪怕负伤，也是光荣的。冒出这个想法，连走路都学着军人的样子，很希望我的后面跟着一队人马。这个阵势是我从进村“拉练”的部队那看到的，曾经跟在队伍的后面正步走，只是嫌自己个子不够。等我个子够了，高中毕业那年，我就报名参军，并去体检了。
　　 终于没有通过。但这个理想始终藏在骨子里。一段时间，我只穿军用黄色鞋，是冒牌的，但还是喜欢。17岁那年，我还把小时候手刻的木手枪找出来，躲在屋里，扎上腰带，别在腰间……没有相机留影，那个英姿都留在了记忆深处。
　　 这是我的一道抹不掉绿色的风景，比任何相片都珍贵。
　　
　　 四
　　 进入“文革”，我们不读书了，泥课桌少了折磨，成了我们排演节目后的坐具，突然怜惜起来，也赶上房主要收回那幢房子，我们看着房主用锤子砸碎我们的泥课桌，真想上前制止，我突然意识到，读书的时光过去了，心中在流泪。我们又被安排到北山一处村上的闲置屋子里上课。但几乎很少规规矩矩坐下听课，基本上成了我们的临时集合点，主要任务就是到南街游行，喊口号。
　　 到放学的时间，我们格外忙。我必须跟在学生队伍后面，去“揪斗”富农分子，这是“革命”，不是儿戏，可我们是儿童啊，我第一次好像真正懂得了阶级的意义，但我无法激起无比的仇恨，只是我懂得我不能做一个剥削别人的人。其实我并不认识这个富农分子，觉得自己是没有被她腐蚀的一代。母亲不再站在门口瞭望我放学归家，我便有了自由。
　　 我便背上书包，偷偷折回，想到家里还养着几只白毛兔子，我走进北山。那是六月的日子，山中一片绿色，寻一处大石头爬上去，瞭望着南街，欣赏初夏的美。
　　 这里可以看到我家的房子，炊烟袅袅，那么亲切，伸手想拨开，浓得遮住了眼。我仿佛闻到了地瓜面掺和着玉米面烀的饼子的味儿，多么想看到母亲站出来大声吆喝我的乳名，此时我没有长大，好想一个冲刺，跑到母亲跟前，扑进她的怀里，让她唠叨几句，“不正经”，“没人形”，“野哪去了”之类的话。突然想起那个富农分子，她也是妈妈，为什么没有我的母亲那样安分亲切。据说，她的两个儿女都在外面读大学，突然羡慕起来，马上打消了继续想的念头。我甚至拍拍脑门，不去想这些没有头绪的问题，我唯一羡慕的是她的女儿有那么好的命运。我曾找大人追问她的女儿是怎样走出村子的，大人也茫然。甚至，我想见见她的两个女儿，亲自问。我开始琢磨起我的出路了。
　　 山下是高年级的学堂，一溜儿八间，海草房，我盼着早点进学堂上学，据说，那里的课桌是木制的，可以坐着凳子上课，我挂在背后的蒲团就用不上了。
　　 薅了一书包兔菜，感觉比参加游行有收获，心情轻快起来。起码我能剪下白白的兔毛，卖给收购站，换钱买文具，我特别喜欢轻铁皮的文具盒，上面印着射箭的图案，一箭把自己射到遥远的地方，比从海南岛到我家的距离还要远，让英姐也羡慕我。
　　 时代影响着我，我在时代里总有自己的选择。
　　 在我的老家有一句俗语，常干坏事叫“走溜腿了”，我不走直线上学路，还是要兜圈子。南街出现了风景——那些刻着横纹斜纹的石墙面上贴满了大字报。我并不关注大字报写了什么，而是靠近了看那些报纸上的小字，如果没有人，或者人少，没有什么重要的人物，我胆子就大了，我会掏出削铅笔的小刀，剜下几句，不敢贪多，怕破坏了版面，我要学着说时代的书面语言了，回家就贴在作业本的反面，不懂意思，但懂得那个时代的时髦，尽管我口讷不善言说，但作文时就往上写几句，增强时代感，甚至我认为自己是站在革命一边的，很有底气，如果有人不肯，我都准备好了回击——我要把这些融化在心里。那时，缺少书报，就像赶上三年自然灾害缺吃少穿一样，读书识字，见到了字就爱惜，就像家雀啄食小米，是全情投入的沉浸式。自己都无法说清，不喜欢书本上的字，却又对报刊的字很热衷。
　　 老师终于发现了我的革命性，肯定我的观察。一个正确引导，胜过多少次盲目行动。起早，我跑去南河一侧的玉米地，看那几株玉米的长势，懂得了夏天是绿色的，秋天是黄色的，一绿一黄都是温暖的。也留心防止敌人破坏，钻进玉米地看看棒子少没少。
　　 我家老屋在北山根，后面就是梯田，父母从不进地，父亲说，瓜田李下。不懂，但大约知晓要谨慎点。这给了我良好的熏陶，从不敢轻易获得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我也想不到，我所接触所看到的风景，是一部涉及社会生活层面的人文风景。可能这个时代的孩子，根本不留意，但处于那个时代，我不能不关注。尽管很幼稚，但社会早早地教给我一些深刻的东西。
　　
　　 五
　　 每个人的成长都是不可重复的，也不能复制，能够在一条模糊的成长线上，把握住成长的意义，可能就是人生的真正价值。
　　 不能把这样的成长归于泥课桌，即使换成漂亮的木课桌，故事还是要发生。泥课桌，只是我成长的一个粗糙的起点而已。故事没有模板，起点无法设计，我感谢这段与众不同的小学时光。我非常感谢我的老师呵护我的幼稚，尊重我的性格。老师晚年，我们相见了，他说，那时我就像他，但比他胆子更大，总怀着自己的心思。
　　 命运把我放进那个时代，泥课桌上的学习记忆，寥寥的，而那些课桌之外的风景，养着我的小学时光。世界上，从来没有白走的弯路，没有那段弯路，就错过了风景，守住泥课桌未必不好，但风景不会飞到桌上。记忆都模糊了，但成长是真实的。每个人的长大，都无法回避时光。年轻人需要借助电视剧了解那段历史，我以回忆重回过去，我比年轻人更靠近历史。
　　 人不能和历史赌气，记忆不能排斥粗糙的泥课桌，总有不一样的风景在弥补着我们的缺失。我喜欢把乡野巷闾的俗人俗事当风景，我生命的种子在那里萌芽。
　　 不要抱怨自己的空间多么局促狭窄，可以在火柴盒里看到风景，也能擦着火柴，借着微光，看到更远的风景。
　　
　　 2024年2月6日原创首发江山文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