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我的一位老同学升任昌潍地区宣传部长，下来了解知识分子政策落实情况，我曾不客气地告诉他：“你将咱们班的老同学分析一下，看看咱们这些大学生的地位，比那些没考上大学的低多少，这个结论，便出来了，何必多跑路、多费口舌？”
　　 然后，我又加了一句不应讲的、很刺耳的话：“你是多此一举，你的权力所及，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比你再高一级的，也未必能解决。你们的善心，我们收下了。”
　　 我这话难听，像是熟不讲礼的骚言忿语，然而却是事实。
　　 如果大家尚有闲心，想听我讲讲考生不愿报师范的原因，我能用一句话答复你：“前车倒覆，至今未正，后车为鉴而已！”一语道穿，不管你在教师头上编织多么华丽的桂冠，现任教师的实际问题得不到解决，只凭领导人几句讲话，只靠报纸上发表几篇歌颂教师的空文，是打动不了如今最讲实惠的学生们的心灵的。这不仅是一个思想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实际问题。随着新经济政策的落实，问题会越来越明显，越来越严重。正因为这样，就不必去过多地指责我们的学生，因为他们是有知识的，懂得“经济是基础”这个道理；因为他们是有理想的，希望往高处走。不仅他们有这种情绪，连我们这些不愧于“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的”老教育工作者，也同样怀有这种情绪，仅是“俱往矣”，不容我们另做选择罢了。许多青年教师跳槽离去，便是事实。如若不信，不妨做个微服私访，听听教师们的骚言忿语，也许有助于决策领导层痛下决心，做出几件解决教师实际问题的实事来，不要像教龄补贴那样，霹雷闪电地喊了近十年，而今仍然是画饼一张。人们，变得比过去精明了，已经不再靠空头口号填肚子！
　　 我本不想丢人现眼地谈教师的实况，为了说明问题，不得不含羞略述，以供有关领导作解决教师问题的参考。教师地位低下得，的确令教师们难以忍受了。
　　 我于一九六三年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二十一年，每个月七十四元五角工资，全家六口人。像我这样的情况有代表性，能窥一斑而见全豹。我们的生活，前些年羞于对人言，景况比《人到中年》中的实况还惨。这几年好了点，买部黑白电视机，依然要“欠债一半，半年补还”。我并非不知足，是挨饿、讨饭过来的人，连前几年也未叫过苦，未伸手向单位讨过补助。只满足于比过去好，还要共产主义理想干什么？事实是，不比不知道，一比令人嗤笑。不信，我比给你们看看：
　　 一比高中毕业后就业的：他们而今，或是厂长，或是技术员，基本工资比我们高，额外收入比我们多，有的光奖金就高于我们的工资。二比高校毕业后分到工厂的：他们或是工程师，或是厂长，基本工资高且不算，实惠收入不可同年而语。三比街道杂业：一个推小车收旧瓶子的，一天下来，收入也远远高于我们。四比年轻人：就说我的大女儿吧。出徒不到一年，基本工资二十八元，夜班费十五元，月奖金有时高达五十元，已远远超越我这个老爸。五比社员：此时的万元户已不为奇闻，我们呢？难得百元盈余。六比干部们：无法比，不能比，白账算得清，黑账谁能见……高层领导们，当你熟知此情后，有何感想？除赞叹我们几句外，不准备为改变这一现状，采取点什么措施吗？也许，有人会指责我们是向“钱”看。这一种指责，我们最有权不接受！我们一年到头熬到深夜，有时尚需达旦，连一文钱夜班费也没有。我们拼命拼得连生病的时间都用上了，这边摘下吊针，赶到那边就得登台讲课。我们一个个未老先衰，这难道是为的钱？我敢说，教师的公心最大，私心最小。不服，可以比比看！
　　 我们的经济地位低，社会地位更下。下面，我举同一年发生的两件事例。去年高考，我们的学生×××考上山东大学。其父是某厂的副厂长，大摆华宴庆贺。宴席几十桌，有头有脸的全都请到。你相信吗？我们学校距他们厂几百米，我们学校从领导到老师，竟无一人被相邀。这，说明了什么？说明我们的地位高得无人敢靠近了吗？另一位学生，家长是医官。学生在校时，见了面非常热情，一口一个“拜托了”。他们的孩子一考上大学，再遇到他们时，竟形同陌路，视而不见一般。这又说明什么？我们仅是人们手中的敲门砖，大学门一旦被敲开，对我们就“去你妈的呱哒哒”了。
　　 总之，我们这些当教师的，正处在欲进不甘、欲退不忍的死胡同里。实权在握的各级领导，有几个不是在教师培养下成长起来的？有几个而今还从心里想到他们的老师？又有几个想真正改变教师的生活环境、工作环境？恕我一时冲动，可能言重了，然而这是教师们的心里话，只是别的教师未讲出口罢了。
　　 请看事实。到目前为止，关心教师的口号喊了不少，真正落实的并不多。社会广造舆论，先给教师提了一级工资，仅是先提几天而已；给屈指可数的几名教师转了家属，那些级别不比我们高，工龄不比我们长的人们，早就从不同渠道将家属转出去了。大家算算，除此之外，还给教师办过什么好事？空头支票，开得多了，兑现兑得少了——这便是对学生们的现实教育，这便是学生不愿报师范院校的根本原因。我想，只要真正改变了现任教师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即使什么宣传也不搞，师范院校也将成为报考的热门。
　　 最后，请容我向社会、向有权力改变教师命运的领导呼吁：救救教师！救救教育！
　　 （此文如不能见报，请转有关领导。）
　　 山东省益都二中语文教师刘沂生
　　 一九八四年七月一日
　　
　　 我知道，我的这篇文章，文笔非常尖刻，感情于过激动，实话讲得过多，很可能会引起领导层的反感。如果是昔年反右日月，是一个难逃的极右分子。在报纸上公开刊用，我根本就不抱有希望，唯望能转到中央有关领导手中，帮他们了解教师的现状和心态，以供他们制定政策时参考。我只求领导们相信，我的这篇看似粗狂的短文：
　　
　　 句句皆为肺腑言，
　　 字里行间无骚语。
　　 谁个不信请暗查，
　　 教师人人盼春雨。
　　
　　
　　 第二节：陈云批示似雨露老九初感三春暖
　　
　　 投往《人民日报》的为教育呼吁、为教师呼吁的稿件发出去后，我感到心里轻松许多。我，一个普通党员，向上级、向中央敞开胸怀，讲出实话。至于管不管用，那是上头的事。作为微不足道的一员，只能做到尽心尽意。
　　 在我发稿之后，一位老教师曾见过我留下的底稿。他是历经反右派的惊弓之鸟，看了我的稿件，吓得面色变黄，握稿子的手抖动着，战战兢兢地说：“老刘哇，这稿可发不得。爱党之心不可无，有些爱党的话却不能说。我当年也是爱党，话还没讲到这个程度呢，结果……”他痛苦地摇摇头，目中竟涌出酸泪。他非常关爱地接着警告我：“结句‘救救教育！救救教师’太重，人家给你戴上顶‘攻击党的政策’的帽子，你就受不了。危险啊，可怕啊！老刘，你太天真了，太书生气了！”
　　 这位老先生是肺腑之言，他的话并非没有道理，这样的苦头我已尝过。然而，我觉得当届中央，已非昔日之中央，当届中央的领导人，已不似从前那样糊涂了。如果中央领导能看到我的稿件，即便是不采纳，也决不可能再当辫子整我。我自信地笑了笑，轻松地说：“没事。放心吧。而今是换代，旧债不在他们头上。昔日的共产党领导，失去的民心不少了；当代的领导，不会再去干那样的蠢事。否则，真会党将不党了。”
　　 两个月快过去了，发稿如石沉大海。我一点不感到奇怪，因为我并不抱刊用的幻想。有一天，我正伏案批改作业。元收老师，手扬一张《人民日报》，风风火火地跑到我面前，将报纸向办公桌上一拍，兴奋地说：“发了！你看，发了！”
　　 我被元收吵得莫名其妙。顺手取起桌上的报纸一看，那上面没有我熟悉的标题，摇摇头，将报纸轻轻放回桌上，不满地看元收一眼。元收明白我的意思，指着一个大标题，激动地说：“看这篇，不是你的吗？”
　　 我顺元收手指看去，《值得忧虑的一个现象》的大字标题下，的确有“山东益都二中刘沂生”的落款。再看文章内容，竟是我所发稿件的前四节，仅删去几个有棱角的语句。看到这里，我非常惊讶，非常激动。我的稿件见报了，刊于《人民日报》一九八四年九月二日文教版上，部位相当显要，标题是《人民日报》编辑另拟的。我的原稿虽然没有全刊，文章的核心章节却刊载了。《人民日报》是党的喉舌，足见我们的新中央正视现实，勇于纳谏，非昔日之中央所能比。此刻，我深深地感到：
　　
　　 只要领导能纳谏，
　　 教师前程有盼头。
　　
　　 我的文章见报后，老师们向我伸大拇指，赞许我敢为教师鸣不平。我呢，并不以为那是成功，依然忧虑地说：“那是纸上谈兵。能见报是好事，关键是管不管用。画饼是不能充饥的。”
　　 一个多月又过去了，我的生活仍然那么平静。报纸虽然刊载了我的文章，我却担心起不了什么大作用。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日，我突然收到一份邮件。这邮件是昌潍地区宣传部长常溪转来的。那是一本山东省委宣传部印刷的，转载中央有关文件的内部资料《宣传通讯》第二十八期。收到此件，我感到奇怪，老常何以将此件寄给我？打开《宣传通讯》一看，我惊呆了。心里一激动，禁不住热泪盈眶，连视线都模糊了：当时中央的重要领导陈云同志，看过我写的文章，并且作了重要的“尊师重教”的批示。批示原文如下：
　　
　　 陈云同志看了一九八四年九月二日《人民日报》第五版上山东益都二中刘沂生写的文章《值得忧虑的一个现象》以后说：“这个问题（指目前高中毕业生报考大学时，很少有人把师范院校当作第一志愿）要引起重视。师范院校学生的质量保证不了，对今后的教育，对四化建设各方面的影响都很大。要继续想一些办法，帮助教师，主要是中小学教师，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如住房问题；不断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逐步使教师工作真正成为社会上最受人尊敬、最值得羡慕的职业之一。”
　　
　　 陈云同志“尊师重教”的批示，虽然还没有公开，但是，我从这一批示的字里行间，看到了教师前程的曙光。陈云批示的核心，当是“逐步使教师工作真正成为社会上最受人尊敬、最值得羡慕的职业之一”。能达到这个高度很难，但我相信能兑现。当时，我曾私下对朋友们说：“陈云批示，将要公开，将要得到落实。”朋友们问我根据何在？我说：“不妨拭目以待。”
　　 对陈云批示的公开、落实，我何以讲得那么肯定？因为我长于分析，小事不聪明，大事并不糊涂。我以往的多次预见化为事实，这一次的预见，也许会成为现实。陈云同志，是我党的老一代革命家、经济家，在不少关键时刻，他都做出过巨大贡献。他是我们党中较长一个时期的毛、刘、周、朱、陈、林、邓七大领袖之一，排在第五位。此时，七大领袖已经离世五个，仅余陈、邓二人健在。人们传说，陈云处事较稳，不贪功，不争权，不逐流，不激进。他既能被毛泽东容忍重用，必将被当代诸领导器重，他的讲话与主张，势在采纳之中。于是，我开始观察报纸动态。不久，从报纸上看到，当时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率队赴四省二十余所大、中、小学作教育调查，我私下以为与公开、落实陈云批示有关。如果注意动态，你可以看到，胡启立调查组回京后1984年12月13日《人民日报》上的长篇报导，我以为那也是信号。当时，我曾私下对家中人说：“陈云批示快要公开了。”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早新闻中播音员通知，晚上将有重要新闻，请大家注意收听。我想：莫非是公开陈云的尊师批示？
　　 当日晚上，我早早坐于电视机前，谛听将要播出的重要新闻。新闻开播，果如所料。新闻标题是《党中央和国务院重视教育•广大中小学教师任重道远•陈云同志关于教育问题的意见正在落实》。陈云同志为我的文章作的那一段批示，仅仅将第一句提示语略去。
　　 我的孩子，一边听播音，一边悄悄地对我说：“爸爸，你真神，猜中了。”
　　 我向他们摆摆手，让他们认真听。
　　 这一天晚上，我非常激动：陈云批示的公开，这预示着将要落实。“尊师重教”的曙光现了，它将化为雨露，普洒在将要枯干的教师们的心田里；老九们的臭帽子即将摘掉了，长期在酷寒笼罩下的老师们，已经感受到了三春的温暖。这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美梦：我们教师有了教师节。教师节这一天，各行各业的领导，都拥进学校，为我们祝贺，向我们致敬。我还梦到：高考又到了，学子们的报考志愿表上，都写着几个醒目大字“师范学院”……
　　 一九八五年到了，那是“尊师重教”春风劲吹的一年，那是教师们感到尊严重新回归的一年，那是教师们青春焕发的一年。中央给了教师们荣誉，各级领导也给于我极大的荣誉。春节那天，县委书记隋华堂与副书记李刚等一行人，竟远赴乡间，给我这个一向无闻的穷教师拜年。此举，我并不感到受宠若惊、沾沾自喜，因为我清楚，他们拜的不是我本人，而是中央政策，是中央领导，是全体中小学教师。因而，每当此时，我必连连抱拳，口称：“我替老师们谢谢领导们的关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