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只是过日子极小的部分，和过日子一样，记住的都是眼前的，多半也难以提炼出什么意义，而记不住的，又都是遥远的，似乎倒有一些颇可回味之处，然而又说不大清楚。
　　 过年与长大是相生相克的，年龄越大，越发觉得过年的乏味，好在还有个童年，总是能给人一个空泛的模糊的快乐。只是这些快乐串联起来，不过也只是鞭炮、春联、新衣服、压岁钱、零食之类，当然，间或也还有诸如雪映梅花、冬日暖阳之类怡人的精致。
　　 这些也还将继续，只是难以再次在心里荡起涟漪，想来，快乐与否，多半来源于感受，还是人的因素。
　　 不过，也还真有一些极少的事情，是一去不返的，随着时间的沉淀，慢慢堆集于心里，偶然拾掇出来，倒真是大大地亮色了。
　　 我们村以前经常唱戏，时间就在年后。
　　 劳碌了一年，也清苦了一年，刚好利用过年的日子吃好点，再热闹热闹。所以，年前，家家户户都铆足了劲，杀猪的杀猪，杀鸡的杀鸡，酒是动扁担挑，烟是用大纸盒整条整条地买。尽管都不是什么好酒好烟，可谁理会这个呢，有就成！必不可少的鞭炮，也是越买越长，小孩子在过年之前，就偷偷地对着镜子，试着自己的新衣服，至于大人，很多也只能把旧衣服洗干净，再从上到下好好地捋一捋，图个整洁就行了。
　　 除夕得吃个团圆饭，老百姓吃饭，也难得把孩子拽上了桌子，兴许还给他们倒点红葡萄酒，体验一下大人的感觉。初一清早得放鞭炮，时间要早，可不能等到太阳爬得太高，就像搬家，越搬天越亮堂，表示今后的日子也亮堂起来了。这天是不出门的，也不动剪刀等利器，虽说相互也走动走动，但绝对不出远门，也不在人家里吃饭，踏踏实实地窝在自己家里，享受着一年中给自己的最高礼遇。
　　 初二之后，就要陆续地拜年，外婆、舅舅、叔伯，近房乃至于远房的亲戚，一圈下来也就到了初七、八，然后就能正式干活了，其实，年也就过完了。
　　 话虽然这样讲，日子过好了，人也就懒了起来，真正在正月里干活的人，还是不多的。咱们既要满足于物质生活的改善，也得追求精神文化生活。
　　 主要就是唱戏。
　　 村中间就有一个戏台，倒不是什么华美的建筑，就是一个稍高的土堆，上面还算平坦，站几十个人应该是没问题的，平时，外人是没有办法把它和戏台联系在一起的。真要到唱戏的时候，招呼几个劳动力，从山上砍几棵松树，栽在土堆的四角，再用更多的树枝，横向连接起来，顶端找张巨大的彩色皮纸盖着，就形成了一个三面相对封闭，一面空旷的简易的屋子的形状，这就是戏台。当然，那空出来的一面，就是面向观众的，称为台口，我们以及邻村的村民，就在台口面前，如痴如醉地欣赏着这台上的百味人生。
　　 真到唱戏的时候，还是很热闹的。戏台的两边会贴上大红的对联，诉说着吉祥的祈愿，台口的上方，还会挂两个巨大的灯笼，显示着喜庆，而戏台本身，有时竟会奢侈地铺上地毯，中间也会吊上所能买到的巨大的电灯泡，可能还不止一只，以至于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都如同白昼，特别醒目，谁只要进了村子，不用问人都能找到。
　　 锣鼓一响，称为开台。开台的时间，有时是正月初八，有时是正月十六，还有农历二月初二，都是好日子。开台的前一天，戏班子进村，也是敲锣打鼓，吹拉弹唱，一副拳不离手的风范，很有声势。屁股后面，跟着村子里能出动的所有小孩，寂静的山村，难得地沸腾起来。村里事先会他们安排住宿，也就是安排在几户村民的家里，吃住一条龙。估计也是轮流安排的，因为我家就安排过，不过我记得，第二年就到了别人家了，看那样的节奏，本以为再次轮到我家，还是有机会的。
　　 对了，我们一直叫唱戏的为戏班子，而且称作“草台班子”，颇有现在人们常用的“草根”的意味。与草台班子对应，就是正规的剧团。听说县里就有剧团，那里面经常唱戏，只有买票才能进去。那里面唱戏的，就不叫戏班子了，叫演员，一个个嗓子能传到十里八里之外，还能上电视，男的长得都像是骑白马的常山赵云赵子龙，而女的大约也只能像林黛玉了。他们怎么可能会在农村里唱戏呢？他们上厕所都在家里，要是到了农村掉坑里，那还得了？
　　 村里人说，乡里的狮子乡里玩，草台班子挺好。这个戏班子化了妆，那是神气活现的公子小姐，妆一卸，不就是集镇上的二寡妇和邻村的三犟子吗？打断骨头连着筋，熟人什么事情都好说，更别提什么吃喝与工钱了，自始至终都是和和气气的。
　　 不但村里人没有什么忌讳，戏班子也没什么忌讳。上台之前该喝酒的喝酒，该耍钱的耍钱，上台穿错戏服的，唱到中间的记不住词，临时也编不出来，终于卡壳的，醉倒在戏台上的，在戏台上与村民认亲的都有发生。都不是什么大事，大大咧咧地一笑了之，也就过去了。
　　 他们唱的剧种叫小刀戏，也叫庐剧，后来我懂点音乐，知道那其实是很简单的旋律，就一个调式，至于唱词，也没有什么现成的，凭感觉往后面编，编的好就押韵，编的不好也就管不了韵脚了。而且，反反复复就那么几个故事，什么孟姜女、郑小娇、孟丽君，都是老熟人了。至于叫不出名字的，也还是“公子落难小姐讨饭”的套路。所以，戏还没开锣，下面的老头老太太，都已经抑制不住自己的兴奋之情，四处告诉别人，马上谁要出场了，谁要中状元了，而到了最后一出戏，注定是要拜堂的。
　　 有时，可能是某个戏班子一时编词编多了，情节拖沓而又必须结束，怎么办？提前考个状元，再和小姐拜个堂就行了，中间完全跳过，我们才不会纠缠故事的逻辑性呢！
　　 情节虽然老套，场面还是很壮观的。晚饭过后，四面八方的人群围在戏台前，黑压压地连着一大片，四周的小孩像泥鳅一样，一会儿从人群中钻进去，一会儿钻出来，兴奋得晚上都得尿炕；戏台上灯火辉煌，戏班子戏服一穿，立马脱胎换骨。男的头上顶着个官帽或者是方巾，腰上扎一个宽宽的腰带，下面登着皂靴，走着大方步，咿咿呀呀字正腔圆；而女的自然披红带绿，头上顶着凤冠，坠下的珠帘，就像门口屋檐下的冰柱晃来晃去，脸上自然也是齿白唇红，前胸上也绣了不少图案，还有那两个水袖，左一甩右一甩，快把戏台给占满了，走起路来一步三摇，弱不禁风，加上嘴里蹦出来的吴侬软语，下面不断地喝彩和起哄，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我们当时还不大，也会觉得戏台上的公子英武，小姐美丽，然后，他们一定会拜堂成亲的，再然后，坏人一定不会有好下场，最后一定是满满的大团圆。这样的想法坚定不移，几近信念。
　　 还有个场景也颇有印象，就是在“小姐落难”的环节中，唱小姐的一定是要哭的。哭的真假和长短，似乎是约定俗成的，关于演技的评判标准。因为哭得好，台下也会有人扔钱，称为“砸彩”，彩大约就是给予戏班私人的奖励，而这时，台口会自然而然地伸出来一只竹篮，一会儿，五颜六色的纸币，就能把篮子的底部盖满。
　　 有时，还会有穿黑衣服的，看起来也算年轻的女子，身后还背着个布团，表示背着孩子在戏台上哭，那样的话，砸的彩可能会更多。
　　 一般情况下，戏班子到村里一唱就是三天，称为一本戏，然而，一本结束的时候，又觉得意犹未尽，多半又得续上一本，也就是六天了。六天之后，大约是不会续的，再说，别的村子应该早就派了代表，来迎接戏班子，到他们村里继续唱戏的。
　　 唱戏结束的时候，也很有气势。必须把戏台拆掉，称为“扫台”。戏班子里专门有个演包拯或曹操一样，脸上画得五颜六色的人，他会在鞭炮齐鸣声中，手里挥舞着木剑在戏台上走来走去，不断地作出砍杀的样子，嘴里还念叨一些，气喘吁吁之后，估计邪气也驱逐得差不多了，人们才动手拆掉戏台。
　　 小孩不知道什么叫追星，但至少那几天，戏班子是村里的明星。他们受到的礼遇很高，小孩们好奇，年轻人羡慕，老年人喜欢。尤其是最最主要的两个男女主演，也是话题的中心。最大的话题就是婚嫁问题，这么好看的姑娘要嫁给谁呢？戏台上两个人老拜堂，不如就真结婚呗！唱戏也真是的，怎么可以今天和这个拜堂，明天和那个拜堂呢？不止是议论，也还有结果，我们村原来没有唱戏的，后来有了四五个，都是因为和戏班子组成了家庭，于是，也就变成了唱戏的。
　　 他们组织家庭的方式也很简单，男的在上面一亮嗓子，女的就坚定不移；而女的往戏台上一站，男的也就九死无悔了。家里人没那么反对的，什么封建大山的压迫，在山乡野地里没那么悬乎，跟什么人都是过，唱戏也是门手艺，穷家小户的，饿不死人就成！再说，别说年轻人，老头老太太看着姑娘小子俊俏都舒坦，没必要棒打鸳鸯的。
　　 我记得我也很好奇，尤其是那年，戏班子住在我家，约莫十来个人，还有一大堆箱子，里面放的是各种戏服，还有锣鼓胡琴之类，把我家的三间瓦房，和后面的院子全部沾满了，走个路都要侧身，我算是开了眼界了，似乎还很兴奋。晚饭之后，那个拉胡琴的，一边噗着酒气，一边兀自操练起来。真是疾风暴雨、荡气回肠。他双目紧闭，浑身战栗般地抖动，琴弓上的松香，如同白雾般挥洒在空气中间，真是如同凝魂附体一般。我第一次感受到，一个人原来可以这样自己感动自己，哪怕仅仅只有自己，以及纯粹看热闹的小孩们当作观众——因为别人还在继续喝酒。
　　 看到这些戏班子全部住在我家，我应该是极端地自豪，一会儿跑到拉琴的那儿，一会儿跑到看护衣服的那儿，最主要的时间，还是好奇地关注着那对主演。他们早已卸了妆，比实际年龄都要大一些，不过，很诧异的是，他们戏台上那么黏糊，在下面几乎不说话呃，而那个男的已经结婚了，老婆就是跟着戏班子后面，整理衣服的胖胖的女人，一点都不好看。女主演似乎没结婚，脱掉戏服之后，自己的衣服也还是花花绿绿的，头发梳得很复杂，像顶着个小山，脸上的粉应该还没有擦净，很白，眉毛也还是画过的，不过一双眼睛却是黑中透亮，像汪着一泉眼的山泉。她慵懒慵懒的，坐在门口，架着二郎腿，一点不像村里的姑娘那么腼腆，嘴里还不停地嗑着瓜子，吐瓜子壳的速度很快，一会儿眼前就成了一个堆。大概是吃乏味了，她忽然双手一拍，站了起来，十分地麻利，吆喝着这个那个的，不停地说：玩啊！怎么还不玩啊！
　　 “玩”指的是玩牌九，我不太懂。不过我知道它的魅力，因为她一吆喝，连喝酒的戏班子都停了，我家堂屋的桌子，第一次亲密地接触了牌九，而且迅速地桌子四周站满了人，桌上堆满了纸币，虽然面值不大，但相当诱惑人。
　　 女主演已经挽起了袖子，露出了雪一样白的胳膊，嘴里念念有词，手一抖，两个色子从手缝里溜了下来，全桌子的人都在喊自己心仪的数字，直到色子固定，人们又几乎是匍匐般地伸长了脖子，慢慢地掀开自己的牌，依然喊着数字，再然后是笑的笑，跳的跳。如此反复不断。
　　 玩了一会儿，拉胡琴的一收琴弓，一身吆喝，停停，开工了！于是，牌桌上的人作鸟兽散了。化妆的化妆，换衣服的换衣服，找帽子的找帽子，家里就像刚刚出锅的热粥一样，那个女主演的头发也散了。我分明记得她一边拔鞋，一边数着自己手里的钱，早已花容失色了。
　　 我知道赌钱不好，可就在那个时候，我没有一点反对他们的意思。他们平时在家里做活，是纯粹的农民，只有人家请唱戏的时候，他们才能偶尔风光一下，稍作放肆似乎无可厚非。再者，幸运的是他们还是一拨志同道合的人，难得有共同的爱好和才艺，相互之间打闹乃至于疯玩，估计也是表情达意的一种方式吧！
　　 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个族群，叫做吉普赛人，无论是雨果的小说，还是西班牙电影以及歌剧当中，他们都是常客。文学作品中的他们，永远热情奔放，追逐着自由，具有无与伦比的艺术天赋，漠视着所有的权贵，乞丐等同于国王。他们也总是能引起我的遐想：做一个一路到底的流浪汉，有什么不好呢？尤其这条路上是那么的热闹，当真在别的地方能找得到吗？而这些从这个村子，挪到那个村子的戏班子，还真有那么一点像吉普赛人。
　　 我不知道我当时有没有想过自己长大了，要不也跟他们四处窜窜？其实，我很小的时候，也应该喜欢扯开嗓子瞎唱，也不太想老老实实地种田下地的。估计想过，不过旋即就丢弃了类似的想法，因为，忽然就长大了，忽然就中规中矩起来了，忽然对于年的热度降低了下来了。而我们的村子，也忽然就被整体搬迁了，原先的戏台再无踪迹，原先的戏班子早已各奔东西。
　　 长大是一件很不可爱的事情，因为长大之后，他们就变慢慢地老了，我还见过那些个“公子”“小姐”，尤其是那个演小姐的，头发早已花白，腰身佝偻，门牙都掉了几颗，别说唱戏，说话都费力，只是听说，她一听到电视上唱戏的时候，眼睛会稍微放一点光芒，用微弱的方式，表达着自己也是同道中人。
　　 我都四十多了，他们自然会老得不成样子了。母亲也喜欢听戏，她买了一个播放器，没事的时候，就喜欢坐在阳台上，播放着她几乎都能倒背如流的戏曲，播放器真好，上面的人老是那个样子。
　　 那年，我还记得那晚散戏之后，那个“小姐”好像赢了钱特别高兴，跟我们说了一个故事。故事是这样的：
　　 有一对老夫妻，实在闲的发慌，老头说咱俩打牌克，老太太说咱家没扑克啊！老头说，咱们就用东西来当扑克，老太太说，那你试试！
　　 于是，老头一扶拐杖，我这是个“7”字，你出几？
　　 老太太说，我懂了，说完摘下老花镜，说我这是“8”，比你大！
　　 老头一看，嘿！老太太聪明啊！顺手撑开了一把伞，说我这是J。
　　 老太太一转身，从厨房里摸出了个松花蛋，说我这是Q。
　　 老头急了，汗都下来了，想了半天，灵机一动，伸出左脚，指着布鞋的顶端，说我这是A，最大了！
　　 老太太一声冷笑：最大？你看我的，说完，一纵身，跳到桌子上，右手往额前一招，样子就像个猴子，她口中还念到：我是大王！
　　 我当时笑得前仰后合，眼泪都掉下来了，而我们的女主演，当时也是眉飞色舞，艳若桃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