谎，字典上解释是：不真实的、骗人的话。说谎因此成为人生之大忌。什么人一旦被认为是个说谎的人，那这个人的人品便要大打折扣了。
　　 我是个直性子人，用一些文雅人的话说，叫做真挚坦诚。如果有人问我，你最讨厌的是什么，恐怕我会不假思索地说：“谎言”。这不仅仅是自我感觉良好，凡是和我相处的人都有这种感觉，甚至有些同事亲属和领导还常常劝我说话办事别太直，要讲点“艺术”，我也试图使自己说话办事不要太耿直，然而，恰恰被古人言中了：“江山易改，禀性难移”，我还是很难“艺术”起来，特别是情急之时，常常是竹筒倒豆子——直出直入。因而常常惹得一些人产生反感，也给自己留下一些遗憾或者不快。
　　 说起这个题目，使我想起很多年前的一件事，至今仍暗自陷入情感的窘境。那年四月，我和妻子从我居住的辽宁滨海城市大连回到松嫩平原老家探亲，当时还是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城乡人民的生活都比较贫困，尤其是农村的乡亲们只是维持在一个低等温饱的生活水平，加之是早春四月，田野还没有一片绿色。临走时，母亲说：“这时节没别的，给你们带上100个鸡蛋吧，城里缺这玩艺儿。”是的，那时候我所在的辽宁省城市居民肉蛋油的供应很是匮乏，城市人口每人每月三两油半斤鸡蛋（大约四个）。因此，大连城乡的老百姓就编出了一首打油诗，其实就是一个顺口溜，叫做：“副食商店往里看，柜台只有葱和蒜。辽宁有个陈三两，大连有个魏四蛋。”所谓“陈三两”，是因为当时的辽宁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是陈锡联（陈锡联当时是沈阳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同时兼任辽宁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所谓“魏四蛋”，是因为当时的大连市革命委员会主任是魏富海（当然三两油和四个鸡蛋的供应标准，也不是这两个革委会主任愿意这样做，那时全国形势就是那样，大同小异，哪里也好不了多少）。试想每个人每月供应三两油四个鸡蛋，那日子是何等的艰难啊！母亲给我们带的这100个鸡蛋，除了把积攒的自己家鸡下的蛋都拿了出来，还和邻居借了一些，凑成100个，装了一筐，让我们带上。我们说啥也不带，因为我们带走了，家中就没有吃的了。母亲说，这不是还有十来只鸡，每天还能下几个嘛。
　　 由于那时候通乡下的公共汽车很少，出发那天，碰巧搭上一辆到大队办事的长春市返城知青带来的客车，那车上也放了两筐鸡蛋。我和妻子庆幸这下子到县城也不用倒车了，可以直接坐到省城长春市了。那年月，公路上到处设卡堵截，往城里带鸡蛋被视为偷机倒把搞资本主义，属在堵劫之列，我们这辆车当然在数难逃。汽车开出一个小时，便被站在公路边上的几个戴着红袖标的人拦住了，于是，他们命令司机停下车子打开车门，迅即有两个人跳上车进行检查，当他们发现了那三筐鸡蛋后，其中一个人便厉声喝问道：“这些鸡蛋是谁带的！这是在搞投机倒把，没收！”
　　 因我当时正在军旅服役，还是一个师政治部的干部，且穿着军装。文化大革命时期，军队在社会处于一种特殊的地位，因此，当他们发现了我坐在车上时，便立即换了口气：“解放军同志，这鸡蛋是您带的吗？”我对这些人的做法非常反感，但囿于当时的政治气候又无力扭转，于是，我便指指放在妻子旁边的那个鸡蛋筐，气愤而未加思索地说：“这个是我的。”这时只听那个人说：“解放军的可以带走。”接着他俩不容分说，便把另外两筐鸡蛋拎下了车，径直进了检查站——没收了。司机和车上的另一个人很不满意地瞅了我一眼，然后不约而同地追了过去，经过大约半个小时的交涉，隐约听到他们抬出省交通厅革委会副主任的招牌，才唬住了那几个戴红袖标的人，把那两筐鸡蛋要了回来。
　　 车子开动以后，妻子附在我耳边说：“你真笨，怎么不说都是咱的，那样他们就不能没收了，省去多少麻烦。”我一想，可也是。可我这个人耿直惯了，连该说的“谎活”也都不会说。
　　 那以后，我常常想起这件事，也苦苦思索着。想来，“谎话”未必都引出恶果，真话也未必都要直说，生活中的确需要这种“艺术”。事实上很多事情还真得要拐抹角地说点“谎话”不可，譬如，一个人得了重病，如果去如实把病情告诉其本人，可能会加大他的精神压力，甚至导致患者精神崩溃；一个人说了另一个人的闲话，你也未必去真话直说，原版复制给另一个人，那样就会火上浇油，甚至造成难以想象的后果……原来，生活中确实常常需要这种“艺术”。
　　 然而，现实生活中，很多人还是常常“艺术”不起来，但这确实是要加强修养的，因为在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中，很多事情是不可以毫无遮掩实话实说的，只是这“艺术”有一条原则，即为了把事情办好，为了成人之美，否则，“艺术”就可能真的成了谎言和骗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