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众所周知，“三言二拍”，是出版于明末的五本白话短篇小说集。其中冯梦龙写了《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与同时代人凌濛初写的《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合称“三言二拍”。
　　 从这部脱离了宋元以来口头说唱话本，而以阅读形式述诸案牍的古典名著中，掘得宝藏，启引思路，改编成电影电视剧的作品，不能说汗牛充栋，但绝对可以说屡见不鲜。
　　 早在1957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就根据《灌园叟晚逢仙女》改编成了故事片《秋翁遇仙记》，后来又由《钱秀才错占凤凰俦》，改编了曲剧电影《风雪配》。由《玉堂春落难逢夫》《金玉奴棒打薄情郎》《卖油郎独占花魁》，分别改编的戏曲《玉堂春》《棒打薄情郎》《占花魁》等等，早已叫人目不暇给，眼花缭乱了。
　　 影视剧作品中的故事，毕竟经过今人编剧导演的二次创作加工，自不如原著纯汁纯味儿。而读过原书的人，掩卷而思，就一定会发现，“三言二拍”有相当多的篇章，主人公都是挣扎于社会底层的女性，其中还不乏沦落风尘的青楼女子。但在两位老先生的笔下，她们却被整塑得华丽转身了。已不再是文人士大夫眼里，徒有柔弱的躯壳，只供欣赏的那种，杨柳细腰溜肩膀的病态仕女。而是赋予了她们喜怒哀乐，亦食人间烟火气的内涵，和豪壮不输须眉的品格风骨。读来似有种一呼即出的感觉。
　　 三言二拍之所以开历史先河，鲜见于此前任何一部古人之作，为底层女性，风尘女子不吝笔墨，张目发声，笔者或有浅陋的一孔之见，与文友相析。
　　
　　 二
　　 冯、凌两位老先生，均有一双能阔视社会广角，洞彻人间百态，如时下镜头一般的慧眼。而且亦具有精绘有如“清明上河图”般长轴的工描细笔，这应该是这部名著成功的基础。
　　 回忆当年在学校课堂上的历史课，老师在讲明代的历史经济与社会发展时，清楚地记得，自明朝中叶开始，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在江南最富庶之地，就已经出现了。作为江南腹地苏州人的冯梦龙，与生长于“湖丝衣天下”，被今人称为世界丝绸文明发祥地之一的湖州人凌濛初，他们自然身处其中，亲眼目睹，经历，见证了已经发展至晚明的那一场潜移默化的社会变革。
　　 大家都知道，明代与历史上以往的封建王朝一样，在“重农抑商”，鄙视商贾这一点上，是一以贯之的。而到了明代中后期，太湖流域的江南地区，丝织业取得了长足发展。原本只能称为小门小户的农家副业经营，开始喧宾夺主，逐步由副转主了。先是向家庭手工业转化，出现了家庭专业纺织户，进而又上层楼，朝专业化和市场化迈进。这无疑使那种传统的“男耕女织”封建的小农经济体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物质的诱惑，使离开了土地，以出卖雇佣劳动力为主要生计的“打工”一族，快速增长。窃以为，可能就像前些年离开土地，而去城里打工的农民工一样，趋之若鹜。
　　 丝织业和棉织业的发展，吸纳了涌入社会的大批劳动力。而产品的剧速增长，又催生了商品流通贸易的繁盛。彼时，被一直压抑着的商人，由于完成了资本的早期积累，腰包陡鼓，钱大气粗，于是便大摇大摆，成了进入社会消费的主体。
　　 子曰：“君子好色不淫。”可那些招摇于市，流连于花街柳巷，豪掷千金的商人们，对于孔夫子这一早有的教诲，不啻于鸭子听雷。酒足饭饱之余，勾栏别院，偎红倚翠，自然成了他们寻欢作乐的消费常态。
　　 同样，发生于柳陌青楼，浸润着风尘女的血泪，与商贾们恣意蹂躏，凌辱于弱者的故事，也成为了晚明社会不可缺少的一个主要部分，每天都在以各种不完全一样的情节重复上演。
　　 冯梦龙、凌濛初两位老先生，面对身边形形色色，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焉能默默不闻，无动于衷！于是便把慧眼视角，和手中既如椽檩，又纤细若针之笔，探入了这个领域。遴选题材，编纂故事，就成为他们创作三言二拍，立足于社会大背景，为被轻贱侮辱的社会底层女性，奋笔疾书的一个主客观的必然之举。
　　
　　 三
　　 三言二拍，之所以写出了那么多精彩的底层社会的弱势女性和风尘女子，而且使她们一改旧时裳，以鲜亮丰满的形象跃升于各篇小说的主人公，这与他们在价值观人生观的角度，对这一部分社会底层女性的不幸遭遇，生发和寄予了深切同情，当紧密相关。
　　 比如把发生于靖康国变，高宗泥马渡江宋代的传奇，拿到明代，以明人的价值观，来演绎撰写的《卖油郎独占花魁》，还有为明代本朝名妓作传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以及写乞丐“花子头儿”之女的《金玉奴棒打薄情郎》题材的一系列小说，都堪称脍炙人口，精彩无二。
　　 莘瑶琴在靖康南逃途中，被无赖邻居卜乔骗卖给临安娼家王九妈，培养调教。在被用计破身之始，即成达官巨贾们玩弄的金丝鸟雀。名闻西湖，十两一夜的花魁娘子，却被衙内公子掠陪游湖，遭百般羞辱，剥掉裹脚布，赤足流落街头。恰遇曾为近一夜芳泽，而花了积攒多时的十两银子，却只获得一衫呕吐秽物的卖油郎朱重。
　　 其后的故事中，冯老先生用花魁娘子自己的一段话，将这个烟花女子带有的社会新阶层色彩的价值观，和渴望放飞自主的爱情观，明确地揭示出来。“我自十四岁被妈妈灌醉，梳弄过了。此时便要从良，只为未曾相处得人，不辨好歹，恐误了终身大事。以后相处的虽多，都是豪华之辈，酒色之徒。但知买笑追欢的乐意，哪有怜香惜玉的真心。看来看去，只有你是个志诚君子，浫蹹（音读罕踏）你尚未娶亲。若不嫌我烟花贱质，情愿举案齐眉，白头奉侍。你若不允之，三尺白罗，死于君前，表白我一片诚心。”名妓花魁娘子，最终投向了小商人卖油郎的怀抱，体现了作者对烟花女子自主掌握命运，追求幸福，明智果敢的充分肯定，同时对男主人公卖油郎人品誉赞的抬爱，亦体现了超越世俗，摒弃重农抑商，言商重商观念上的与时俱进。
　　 杜十娘，这个悲剧女性，见诸于潘虹饰演的电影形象之后，更走进了千家万户。冯老先生对这个京城名妓的刻画，亦称得上尽善尽美。抱百宝箱投江的那一段，通过人物对话，和情节描述，入木三分地鞭笞了公子哥李甲始乱终弃的负心，与龌龊商人孙富不择手段欲图之的丑陋。从而烘托起，在寻求爱情上，虽是“烟花陋质”，却不容污秽玷染，若芳莲般圣洁与高尚的莲心兰质。读之令人震撼。
　　 试想，作者如果没有对这个悲剧女性人物寄予了深深的同情，没有通过文中人，对社会不公欲行控诉和呐喊的初衷，是绝对写不出这样的文字，也绝然塑造不出如此牵动人心的文学形象。
　　
　　 四
　　 以大团圆的喜剧色彩，强调因果报应的审美，给底层女性，圆一个苦尽甘来的亮丽结尾，亦是这部名著能够笔传口诵，拥有广大读者群的一个突出特点。
　　 尽管从戏剧学的角度，都认为悲剧比喜剧更能打动人心，但国人还是对大团圆，都完满，这样的喜剧结尾更情有独钟。冯、凌两位老先生，自然也乐此不疲，许多篇小说，都彰显了以因果报应述说前缘后果的浓厚色彩，故由此也引发了一些争议。
　　 比较重头一些的，就是认为因果报应，是属于唯心主义的范畴，极具主观臆断，异想天开的意味。笔者对此不敢苟同。窃以为是过于非白即黑，一加一只等于二的数学之论。
　　 抛开哲学理论层面的探讨，还是回到社会现实中。三言二拍成书时的晚明，与四百年后的现在，人们期冀善恶到头终有报，好人好报，一生平安的朴素愿望，并无多大差异。而这与因果报应并不相悖，应属完全一致。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随手可撷，闪耀着这样熠熠光彩的浪花，比比皆是。
　　 1965年国庆头一天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陈毅同志就曾于大庭广众中疾呼：“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这样的豪壮之言，在场能够听得懂汉语的人，都报以热烈掌声。
　　 老祖宗的词典里，天道向善、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月圆则亏，水满则溢、恶贯满盈，必遭天谴，等等不胜枚举的精词妙句，都在无数次印证，因果报应，是不能够也不可以一竿子打下水的！
　　 三言二拍，借助于人们这一朴素直白的愿望，升发对好人的倾情赞助之意，强调对恶人理应获谴遭报的诅咒之语，是不能被无视的，窃以为，这就是国人心目中的天之大道，人世沧桑。不应该提到唯心或是唯物的哲学层面上，被放大细究的。也可能这本身就是一种中国人的哲学。
　　
　　 五
　　 洞窥一下冯、凌老先生的所思所想，亦不排除他们在构思有的小说结尾，也是刻意在编织一个原本不太可能，却还是想给人以惊喜、希望，劝人向善的华丽尾巴。可能这也是应和对抱有期待，乃至幻想的读者，对文中主人公结局的一种美好的设计，而作出的回答。
　　 一如《金玉奴棒打薄情郎》中，把被薄情郎莫稽，深深伤害，推入江中，曾经深爱着他，并助他成就功名的柔情女子金玉奴，硬写出了申斥谴责，切齿棒打之后，还会听从义父劝解，与薄情郎再续鸳鸯梦，破镜重圆这样一个大团圆的结局，这无疑应该是一个败笔。
　　 既违背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天理初衷，也是与主人公爱之深，恨之切，怀一辈子的心灵噩梦，绝不可能与狼共舞，再同衾共欢这一整个故事，不相一致，大大违和的。
　　 幸好，由此改编的京剧《金玉奴》，编导慧眼以貂尾换之，将结局改写为，棒打薄情郎之后，当即将其赶出洞房。后金玉奴义父又参奏一本，革去了莫稽前程，这才还了事实与人物的本来面貌，亦符合因果报应，恶人自当自食恶果，有了一个天理昭彰，大快人心的结局。
　　 这部名著几百年来，经久不衰，迄今仍拥有相当大众的读者。再细读思之，似一幅徐徐展开的全景长轴，而在反映明代广阔社会的万千图景中，那一个个社会底层女性，尤其是沦落风尘的女子，灵动鲜活可爱的身影，以及她们对痛苦的呻吟，对爱情和正义的追索，对未来美好的憧憬与向往，都成为了一个个故事的主角，被冯、凌两位老先生述诸于正篇，凝练成文字，吸引牵动了万千读者，这并不多见。
　　 窃以为，这应当就是构成这部古典名著，无限魅力之所在的一个多姿多彩的侧面。也是确定这部名著，在古典文学的长河烟海中，“直挂云帆”“长风破浪”，极具价值，不可多得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
　　 2024年7月于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