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是气得不轻的。可以用“七窍生烟”四个字来形容。
　　 看着四岁的女儿，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那个“小不点”怎样欺负了她，把她的那张被利巴高原刺骨的寒风冻得彤红的小脸抓破了。我心里是又气又内疚。把女儿生在在这个“拉屎不生蛆”的地方，还受了这样的“窝囊气”，我真想从这个土墩上跳进下面的雅拉江。
　　 四周都是高耸入云的雪峰，江的东面是起伏连绵的大雪山，江的西面是陡峭的沙鲁里山，两山之间就是一条横断山区著名的大江——雅拉江。冬季冰封夏季浑浊滚滚的雅拉江就在脚下，小小的县城就位于江水冲积的一个小小的冲积平原上。县城只有一条由北而南的窄窄的街道。街道穿过县中学、县邮政局（雅拉县大桥桥头）、县商业局、县广场、县法院、县委县政府大楼、县林业局。街道仅长八百多米，不到一袋香烟的功夫，就会走完这个“县城”。早上走在街上，打招呼的全是“县长”“局长”之类，在这里“官”“民”似乎没有多少区别。冬季呼啸的寒风让你直打哆嗦，夏季火辣的太阳晒得你皮肤黝黑。江边狭小的菜市场里堆放着散发着一股股臭味的大白菜等待出售，还有几筐蔫不溜丘的小白菜，映入眼帘最多的是血淋淋的牦牛肉。因为缺少蔬菜，我们的皮肤发生了皲裂。女儿小小的嘴唇也早已失去了血色。
　　 夜晚，由于电力不足，摇曳的灯光如晨星寥落，瑟缩的小城一片死寂。倘在月明的夜晚，天空中一朵云也没有，只有一轮圆月如一张巨大的冰冷的脸，静静地放在江对面的山崖上将你瞭望。你想对它说些什么，可刚打开窗户，刺骨的寒风又堵住了你的嘴。你想象山崖上曾经也许是茂密的树林，可现在只剩下干硬的土石。也许几十万年前，那里曾是古地中海的波浪，一条巨大的鲨鱼张开了血盆大口，正向你游来。
　　 我在梦中被惊醒了。
　　 我摇摇身边的妻子，使劲睁开朦胧的睡眼说，我要“东归”。
　　 什么“东归”？妻子似乎在睡梦里喃喃地说，什么“东归”？你在做梦呢。说完，又呼呼地睡去。
　　 妻子实在太累。白天，上两个班的语文，还要做家务，四岁女儿的吃喝拉撒、上下学的接送都是他一个人。
　　 其实，女儿上学的城关小学离我们住的中学并不远，大约只有两三里路程。上一道缓坡就到了。但我当时却视为“险途”，一是女儿上学的那条路很窄，而且是小石片镶成的，女儿走在路上磕磕绊绊，尤其是冬季不仅穿上臃肿的大棉袄，而且脚上还穿着一双厚厚的棉鞋，咋一看，像极了一只南极的大企鹅。冬季夜里下了雪，女儿走在路上时常摔跤，手掌都撑破了。二是，小路两旁是密集的居民区，房屋一间接着一间，每家门前都拴着一条黑黑的大狗或藏獒，眼睛中露着凶光。我时常都为女儿担心。但终究没有发生狗伤害女儿的事件。可女儿经常被“小不点”欺凌，我心里实在难以接受。
　　 我找到“小不点”的父母。啥？不就是小孩子打闹，有什么嘛！哦呀！
　　 那家父母轻描淡写地说。
　　 我沉下脸说，家长，一次两次也可以说得过去，可你孩子经常如此，我女儿怎么上学（现在叫“校园霸凌”）？她都不敢上学了！你还是教育一下你孩子吧！
　　 那父亲甩甩手说，你叫我怎么教育？我又不是他老师，我又不能给他一顿马鞭！
　　 那你可以给他讲道理，同学之间要友好，不能以大欺小，以强凌弱！我正言道。
　　 那父亲说，这个世界上只有强大的东西才能生存，那山里的兔子难道不被狼吃掉吗？我儿子就是长的比你女子壮！
　　 一转身，那位身强力壮的父亲就进了那一幢高大威武的房屋，把我留在刺骨的寒风中。门前的那只大藏獒开始“汪汪”地朝我叫了起来。它一边叫一边挣扎着向我逼近，它身上的铁链也哗啦啦地响着。我身上打了一个寒噤，要是这个畜生挣脱了锁链向我扑来，我哪敢去应对？我于是赶紧跑出院子，退到大路上来。
　　 我发誓要给女儿找一个安全的环境，让女儿不再受到“欺负”。
　　 要实现这个“宏愿”的唯一途径就是“东归”。
　　 东归有两条路径，一是“裸奔”，抛弃所有的东西，如工作、户口簿等“国家干部”的所有有效证件回到“内地”，自谋职业；二是走“正式调动”。第一种方式对我们来说是自毁前程，我们都是辛辛苦苦从农村考出来的大学生，好不容易被“安排”了工作，你回到内地老家能有什么作为？那时，没有现在的社会状况，企业没有几家，你去哪里就业？第二种方式又非常难。每年每个县只能得到省市“分配”的几个名额。可有几千汉族干部的县想内调的人很多。很多工作了几十年的汉族干部都不是人人都能争到那个“名额”。何况我才工作了几年。远没有达到那样的“资格”。每当一个干部争到了那个名额，即使不是自己，大家都会去祝贺，唱起“祝酒歌”喝得大酔而归，在梦里想象着自己将来的“东归”那一天。
　　 还有没有第三条路，当然是有的。
　　 我想“考”，考上一所大学研究生，就可以让妻子女儿跟随我“东归”。
　　 于是，我就开始了准备。翻遍了学校里所有的报纸，看遍了所有的广告，把考研的书籍买了一大堆。在结满了冰花的窗子前研究起考研试题来。专业知识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就是英语口语让我信心不足，但我认为我可以在专业科目上多考些分。
　　 寒来暑往，不知我在哈朗江前的玻璃窗前度过了多少个不眠的夜晚。
　　 如同当年的苏秦，我觉得“考研阴符”我“揣摩”得差不多了。我似乎觉得“冬归”的日子快到了。
　　 考研报名需要县主管部门的签字。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走进了局长办公室。
　　 局长的年龄与我不差上下。端坐在一张大藤椅里，藤椅上铺着一张假虎皮。
　　 哦哈。你要考研？局长嘴角略弯，黑色的胡须呈现一道黑色弯勾。
　　 你可是我们县中学的才子嘛，文章写得好嘛，又是大学毕业，干嘛考研？我们只需要中专生就行，只要能教书的就行。局长似笑非笑地说。
　　 我直直地立着。离那张巨大的办公桌有两米左右。
　　 我想提升自己，大学毕业都几年了，我想多学点知识。我回答。
　　 你教书的知识足够了。我们这山沟沟里不需要研究生！我不批准你的申请！
　　
　　 又是一个冬季。各单位都在申报下一年度符合要求的“内调”人员人数。
　　 我工作的年限已经超过了八年。按照国务院有关文件规定，在五类地区工作满八年的人员，可以申请内调。可关键在于那个“可以”这个副词。你可以调也可以不能调。对这个“可以”的解释让我吃了大亏。
　　 我以为我逮住了一个大大的“机会”。
　　 就在这一年，我患上了严重的“高原不适应症”（高反），差一点没有活过来，我要求内调，单位以缺少人员的理由没有得到回应。我只有带着三只氧气袋乘车回到大山里，在妻子的精心“护理”下才勉强能在地上（实际上是“天上”，路过的地方海拔四五千米，县城海拔三千五百多米）。课只上一个班的，其他时间都在家里呆着。就是出去买菜也觉得十分艰难，一步一喘。我经常想爬上屋后那座小山，可就是没有气力上去。女儿拉着我爬了几回，都没有成功。最后，只能勉强走上雄踞在雅拉江上的那座仿“赵州桥的水泥大桥”。我心里想，领导们也应该考虑我的情况吧。可我暗地里探听了那位从一般老师直接坐“火箭”上来的校长的口风，说这几年都没有我的份，一是符合规定的老师很多，二是我还有“利用”的价值。这位校长为了让我“安心”，任命我为“校办公室主任”。还说也该你发挥发挥你的才能了，你回到内地，像你这样的人多了去，哪个还重用你？这位校长阴阳怪气地赞美我。我忧虑地说，你看我女儿也大了，数学学得那样差，听不懂地方语言，我也并不是为了受到“重用”。我现在最大的“危机”是“高反”。是为了“活命”。
　　 那位校长轻轻地笑了笑，你现在不是活得好好的！我把单位的“印把子”交给你，就是对你的最大信任！
　　 我的“东归”似乎又没有希望了。
　　 最让我遗憾终生的是：我妻子意外怀孕了。她悄悄去了医院“B超”，家来兴奋地告诉我说，我们终于有“儿子”了。可我却坚决地说，去打掉吧，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随时都可能“高反”，我哪有能力带你们“东归”，去情愿不要“儿子”，也要把女儿和你带回内地。我绝不让女儿“吃半点亏”。
　　 妻子只得含泪去了医院。
　　 不久，《内调申报表》文件就摆在我的眼前。
　　 那时，我唯一的“执念”就是“东归”。即使是“名誉扫地”，即使是“违反纪律”，我也要为自己的“命”劈开一条通路。像一个溺水的人一样，只要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一定会死死攥住不放。
　　 我于是“偷偷”在申请表上填上了自己的名字。我想，我的申请只要在县长办公会上通过，你一个校长也就只得认可。我很为我的“小聪明”而得意。
　　 那一段时间，我的心情是轻松的。我在想象我该怎样庆祝，我该请那些难兄难弟，我该给他们送什么纪念品，是一本书，还是一条围巾？我想象着我的“东归”的盛况一定会超过许多内调的人。在这艰苦的高原上工作了这么多年，难道不应该吗？我也会想象我母亲见到我会流下欣喜的泪水，我从此就会多看望她老人家了。家乡儿时曾经嬉戏的小河也在脑子萦绕着，梦想在河里游泳，梦想在河里划船。青山的倒影如一幅写意画。翠绿的竹林送来一阵阵天籁之音。
　　 喂！下来。校长在窗下叫着。
　　 什么事？我假装正经道。
　　 我还是不能违反“上级尊严”。我来到了楼下。
　　 办公室主任你就不要担任了。我刚接到县政府办公室电话，你的内调申请被我“阻拦”了，我对他们说，是你私自盖了学校的印章上报的。你违反了印章管理条例，没有经过我的准许擅自盖章。你就等着受处分吧。校长说完。手往背上一背，就独自一人走了。把我一个人留在寒风里。风掀起我本来就凌乱的头发，我不知道我是一个什么形象。
　　 该来的终究要来。世上没有侥幸的事。除非你是上帝。
　　 我只是木然地立在那里。什么也没有想。什么也不能想。只要一想，本来就缺氧的脑袋顿时又炸裂般地痛起来。
　　 “东归”的梦想又一次破灭了。这一次还要“撤职法办”。
　　 即使江风打痛了眼睛，也没有流下一滴眼泪。“东归”执念如一盏明灯，始终照耀在我心底深处。女儿的微笑，妻子的困惑，母亲的泪眼，都一一在我的脑海里闪现。
　　
　　 哎，你怎么这么不懂事?!
　　 我扭转身。是我的老校长任朝元，他也是我的老乡。他老家是西充县，属于我老家古代的西充国县境内。西充的方言很特别，在他的口里说出来，既好笑，又好听。如他说，你们大家都要精神点，明天“角（jio二声）长”要来视察。问了挨在一起的同事，“角长”是什么意思。同事说，你还是他的老乡，“角长”就是“局长”。我们都哈哈大笑起来。我虽然笑他有点“土”，但家乡话让我感到温暖。为什么他没有“重用”我？为什么他没有给我帮上忙？他也是一个很有“故事”的人？他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川大中文系大学生，来到这里就与一位活佛的女儿结了婚，似乎可以“混出来”，可他生性耿直，在工作中出了“纰漏”，差点儿“开除公职”，最后才来到中学教书。难道他没有“东归”的想法？他说，想是想，可我这里的家怎么办？他本地人的妻子是那样贤惠，儿子女儿都在这里工作。何处青山不埋人。说得我无言以对。我离开高原的时他就退休了。现在也许是九十多岁了。
　　 我还是木木地站立着。对他没有什么应答。
　　 到我家里去！他亲切地说。
　　 我便木偶似的跟了他，走到了他的家门口。
　　 他虽然曾经是校长，但分到的房屋并不多。由于他家的人口较多，除了五个儿子女儿，他还把乡下牧场上的侄子接到家里读书，因此屋里显得较拥挤。
　　 那我们就在外面坐嘛。老校长说。
　　 我们刚坐下。他妻子卓玛老师就给我递上一碗热腾腾的酥油茶。清香可口。由于我似乎什么都没有想。连平时的“喀左（谢谢）”都没有来得及说，就端起碗一饮而尽，还响亮地匝吧着嘴。
　　 你的“东归”我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在这里生活得很艰苦，无亲无戚，无依无靠，无权无势，我们渺小得像原始森林里的一棵小树，又像拉日玛（藏语：太阳升起的地方）草原的一棵小草。但这块土地我们得坚守。我不是没有“东归”的想法。我是等我退休之后再“东归”。哪怕老家没有什么亲人，老家的老屋倒塌了，我也不在惜。
　　 我低下头，说，我错了！卓玛老师又递给我一碗酥油茶。
　　 我知道自己眼角里起了泪花。
　　 我脑子里似乎被鼓进了许多氧气，脑细胞又翻江倒海般翻腾起来，跳跃起来，显得无比兴奋。早已把“东归”这两个字挤出来摔倒了雅拉江的冰面上，摔得粉碎
　　 江底发出了轰隆隆的响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