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色随聊
　　 公园里偶见一种通体一色的花，拍下了它的艳丽却叫不上它的名字。查曰：蓝花草，也叫翠芦莉。其实它的色相更偏紫，吸引我的正是它的紫色，它不像红黄蓝三原色那么直接和单调。通常情况下，人们更容易接受复色，紫色就是“红+蓝”的复色，这种颜色更富丽，更悦目。
　　 紫色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有它特别的含义。汉书·《列仙传》记载：“老子西游，关令尹喜望见有紫气浮关，而老子果乘青牛而过也。”老子是圣人，老子出关乃一大胜境，令人老远处就能看到一阵紫气，从此，就有“紫气东来”这个吉祥之兆的说法。紫色最大的荣耀，还在于将它用于了皇宫。古人认为，天帝所居为紫微宫，而皇帝是天帝之子，所以也把皇宫叫紫宫。“紫禁城”的命名就是想沾上这个“紫”色的瑞祥之气。
　　 我国传统文化中，紫，总是伴着春光明媚、春和景明的美好。如成语：万紫千红，姹紫嫣红，艳紫妖红，露红烟紫等。
　　 传统文化中，还将紫色引入了服饰，如：衣紫腰黄，衣紫腰金，衣紫腰银。封建社会，以服饰的颜色来显示人的社会地位，区分尊卑。紫色当然为高官所有，所以，它一定是指向高贵的。到了唐代，官服形成了一种制度。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以上服绯，六品七品以上服绿，八品九品以上服青。黄色是皇帝的专享，紫色的排序仅次于皇帝的黄色，可见紫色的高贵。《琵琶行》中有这样的句子：“江州司马青衫湿”，在当时，青衫是最低等官员的服装。按官职，白居易本应着绯色，由于政治上遭贬谪，他只能着青衫，因此，痛哭流涕的他，并非真的同情那个琵琶女，而是感伤自己的一身青衫。
　　 古代诗人也表现出了对紫色的特别热情。他们常将“紫”字点缀于诗中，文字立刻光彩生辉。“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人。”（刘禹锡）“紫陌”，因为是京都长安，写它的街道也要罩上一层“紫”色，以沾上祥和之气。将紫色写得最为绚丽夺目的，要数李白，“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还有“日照香炉生紫烟”的名句，这里不光是一个“生”字用得妙，这“紫”字也实在让人感受到了一种胜境，领略到了一派祥和。
　　 由于历史的悠久，文化一代代传承，汉语中一个字，一个词，一个物象，一个事件，往往逐渐积淀成一些的特定的文化内涵，所以就有了数不清的成语，数不清的历史典故。在中国的古诗词、中国的绘画、还有其他文艺作品里，风、花、雪、月，梅、兰、竹、菊等等，这些物象中都赋予了它们特有的相对固定的意蕴和意象，这便使得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
　　 “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由于这首诗的出现，由于这个名句的广为传诵，人们便常把梅花和神清骨秀、高洁端庄这样的品格联系在一起。再有以“柳”的谐音为“留”，便常作送客时友情的抒发；还有以“五柳”喻隐士或隐居，以菊花象征淡泊名利，以荷象征清廉圣洁等等，不胜枚举。这就是汉语里对某些物象或词汇注入的相对固定的文化信息。
　　 你对这些文化信息掌握得越多，了解得越多，那么在你读中国的文学作品，欣赏中国的艺术、品赏中国的绘画、特别是读中国的古诗词时，你的理解就会越丰富越深刻。
　　
　　 ◎从“蛰”的读音说起
　　 “蛰”，每每见到这个字，总是不敢轻易地读它，唯恐错读。现代汉语词典给“蛰”的注音是[zhé]。但在我的记忆里，在我们老家湖北汉川，它是读蛰[zhì]的。比如惊蛰[jīngzhì]。是我们小时候的这个读音有误吗？
　　 《说文》里给“蛰”的注音是“直利切”，看来我们老家的这个读音没有错到哪里去。今天的粤语仍然把“蛰”读[zhí]，这和我们老家的发音基本一致，只是声调不同，粤语的“蛰”读第二声，我们老家读第四声。应该说，在我们的方言里，正是保留了某些古音字的发音。
　　 自1958年我国颁布汉语拼音方案起，便开始在全国推广普通话，本世纪以来，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普通话在全国兴起并很快流行。到今天，一些六七十岁的爷爷奶奶，也开始讲夹了方言的普通话了，幼儿园的小朋友已经不会说方言了，这种情况，是喜还是忧？今天尚不敢过早地下结论。但是，方言毕竟保留了我国各民族各地区语音的某种延续性，它对于我们回顾历史、追朔历史是有着极为重要意义的。在一些方言里，还很侥幸地保留了一些古音字的发音，这并不是坏事，这些古音字的发音里面蕴涵了传统文化，这对我们研究汉语语音的演变和发展，研究汉民族文化的延续和传承是很重要的。
　　 毛主席的诗《七律·长征》里，“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这里的“闲”，恐怕绝大多数人都读[xián]，而实际应该念“闲[hán]”，只有这样，“难、闲[hán]、丸”才是押韵的。在我的老家，我们说很忙，没有时间，老人们总说“讨不得闲[hán]”，这既是方言又是古音字的发音。
　　 再有李煜的词，“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这里的“间”，我们现在的人在读这首词的时候几乎都是读[jiān]的，其实这里应按古音读，应该念[gān]，只有这样，这首词句末的几个字：“栏、山、难、间[gān]”才是押韵的。我们老家的民房，从前的结构都是砖木结构，有几柱几间之说，如“八柱三间”，这个“间”在我们老家从来都是念间[gān]的，这也说明老家方言里的这个发音是保留了古音的。
　　 此外，像很多姓氏的读音，也保留了古音字的发音。如单，在姓氏里不念[dān]而是[shàn]；解，不念jiě，而是xiè；仇，不念[chóu]而是[qiú]等等。
　　 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我真的不希望看到，有朝一日，我们的语音跟历史完全割裂开来。我们完全应该，而且是时候要保护方言了。记录它，储存它是我们的当务之急，只有这样，我们的子孙才能知晓它，研究它，传承它。
　　
　　 ◎中国画中的“不似”算不算欺世
　　 好多年前，吴冠中先生回忆他下放劳动的那段时间，说了这样一件事：他在劳动之余，坚持在田头写生。有一回，农民看了他的画，说他画得真像，他并不为此感到快慰，而是有所思考，他开始改变画法。后来，又有农民看了他的画，说画得真好看，他感到几分欣慰。画得像不像，不是他的目的，画得美不美，才是他的追求。
　　 由此，我想到中国画里一个核心的造型理念，即“似与不似”之间。这样的理念来自齐白石的一句名言：“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则媚俗，不似为欺世。”似，是相对的忠实于客观，不似，是强调主观提炼。似，多依托于客观；不似，多融入主观，是将客观事物渗进一种主观感受，强调一种主观认识。
　　 我们作文写诗，同样如此。比如，我们的传统里，有“情景交融”，“一切景语皆情语”之说。这就是说，我们面对客观，一旦将其转为文字，转为诗歌，我们是不可能做到纯客观的，或多或少，必定会融入自己的主观认识，而对于有些诗人或作者来说，客观事物，只是他借以抒发主观感受的一个媒介。有人说，王维是一位以心写诗的诗人。意思是说，王维的诗，多来自他的内心，来自他的主观。比如，他的“人闲桂花落”，因为人心闲了，所以连桂花落地的声音都能听到。实际上，桂花落地哪有什么声音呢？又有哪位凡夫俗子能听到桂花落地的声音呢？分明是心中之声嘛，分明是主观赋予嘛。
　　 我以为，中国画里的“似与不似”是同样道理。它实际上说的是一种客观与主观的关系，它更强调的是画家的主观赋予。这样的绘画理念，已在中国画尤其是文人画中得到了充分体现。绘画大家李可染曾在他的《峡江轻舟图》中题款：“看似三峡，不是三峡。胸中丘壑，墨里烟霞。”“胸中丘壑”，这里说得明明白白，可见，李可染笔下的山水，是典型的心中之象。他著名的《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系列，整幅画面，大胆地以朱砂反复积色，沉着又鲜亮的红色，扑面而来，毋庸置疑，这也是胸中丘壑。著名画家钱松岩的经典之作《红岩》，画的是重庆红岩村。整幅画面，以大面积的朱砂罩染整块岩石，‌渲染出一种奔放而壮美、‌充满革命理想的精神境界。‌其实，这样的红色渲染，已与真实的红岩村大相径庭，同样是胸中丘壑。
　　 问题是，大画家齐白石在“似与不似”后面还有话：“太似则媚俗，不似为欺世。”弄了半天，这还是把中国绘画的落脚点放在了“太似”或“不似”上面，放在了造型的某些尺度的把控上面。说句真心话，这句话我至今也没能理解。恕我斗胆，我认为这句话在论形上，是为形而论形的，我是不太认可这个说法的。前面说了，似与不似，它之所以被人认可，正在于他用最精炼的语言，讲出了中国画造型的核心理念，即不为实际的客观物象所左右，而是要借物象来充分表达作者的主观感受，表达作者的生活情趣，表达作者的审美取向，这才是“似与不似”的核心。而并不是要我们真的纠结在“不似”或“太似”的某一种程度、某一个界限的把控上。“不似”，怎样才算不似？而怎样的“不似”又算是欺骗了世人呢？“太似”，怎样的“似”是“太似”？怎样的“太似”又算媚俗呢？说到底，这后面的话，实际上是陷入了为造型而造型的单纯造型观的泥潭。实际上，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似”与“不似”，它并不是一种单纯的造型理念。它的真正内核，是借“似与不似之间”这样的造型观念，以这样的造型观为指导，以不拘泥于“似”或者“不似”的笔墨，构成视觉形象，最终传达出作者的情趣，抒发出作者的胸意为目的。
　　 我们还可以拿齐白石老人自己的经典作品，来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譬如他的葫芦瓢虫、葫芦秋虫一类作品，其葫芦皆以简洁的大笔挥洒，大概已经到了“不似”的程度；而停歇在上面的瓢虫或秋虫，往往又极为工细，应属“太似”之列。但是，它又的确是经典，它好在哪里？它的核心在于，将“工”与“写”这两种反差大的对比手法，除了呈现出极美的形式感以外，还洋溢着一位老人对乡村生活浓厚的情趣，强烈地表达出老人念念不忘故乡的思念之情。这都说明，好的作品，并不在乎它的“太似”或“不似”。
　　 古老的中国画，从它的诞生到发展，历经一千多年，写意，是它自始至终的追求，也是它的最高审美取向。中国画中强调的写意性，主张的写意精神，这一点，也反映出东西方文化在观念上的最大不同。既然是写意，就容不得我们去机械的描摹物象，容不得我们在表现物象上去机械地遵循某个度的限定。中国画，尤其是文人画，一切都是以抒发心中之情趣，传达胸中之逸气为目的的。“不似”也好，“太似”也罢，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更不能因此而束缚了我们的手脚，束缚了我们的胸意表达。
　　
　　 ◎兰花草中的文化元素
　　 “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早，一日看三回，看的花时过……”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由台湾传入大陆深受大家喜爱的一首歌曲《兰花草》。
　　 别误以为这里的兰花草是兰草，这里所说的兰花草，它的学名叫鸭跖草，也叫碧竹子、翠蝴蝶等。
　　 小小的兰花草可是有些来头的。1921年夏天，时在北京的胡适到西山访友，友人熊秉三夫妇送给他一盆兰花草，他欢欢喜喜地带回家，精心照看，但直到秋天也没有开出花来，于是他有感而发写了一首小诗《希望》：
　　 “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开花好。一日望三回，望到花时过；急坏看花人，苞也无一个……”
　　 胡适以倡导白话文，领导新文化运动而闻名于世。此篇为他早期的现代白话文作品，这首小诗透露出诗人对自由和美好的向往。后由台湾艺人陈贤德、张弼将这首小诗改编配曲，这就有了风靡一时的歌曲《兰花草》。
　　 杜甫有诗曰：“名岂文章著”，是说自己的名声怎能因文章写得好而显著呢？其实很多情况下，名，就是由文章而著的。譬如，我国著名的江南三大名楼不都是因文而著称于后世的么？滕王阁因了王勃的《滕王阁序》，黄鹤楼由于崔颢的名诗《黄鹤楼》，岳阳楼缘是范仲淹的《岳阳楼记》。
　　 小小的兰花草，成全了胡适的《希望》，也成全了歌曲《兰花草》。反过来，兰花草也由一首诗作和一支歌曲而让今天以致将来的人们深感它的意味深长。兰花草，同样因一首小诗和一首歌曲，使它声名鹊起，让我们将其刮目相看。
　　 我们身边的一草一木，以及朝夕相伴的万事万物，就是这样由一代一代的文化人，一点一滴地不断地注入人类的文化元素，从而赋予一些物象特有的意蕴，久而久之，约定俗成。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文字和物象，相互渗透，相互复制，并形成固定意象，这便成为中国文化中的一种特色，成为中华文化所独有的一种模式，文字或物象中带上固定密码的模式。
　　
　　 （原创首发江山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