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比我大一岁，虽与我同住一村却相隔甚远。打小也不大在一起玩，所以对他并不十分熟悉。经常会听人说起他的事，在大家的口中总有瞧不起的味道，讲起他的话自然是鄙夷难听的。但是，自从近几年与他的接触，我却发现他根本不是别人所说的那样。对于他，我总怀有过多的同情，觉得他太不容易了。 
　　 他的外号叫“乌龟”。之所以给他起这个外号，原因有二：其一是因他的长相。他生得黑，村里人都说他是“非洲种”。一个小萝卜头老是低着，后背有些弓，走起路来身子前倾，好似背上顶着一个壳。这长相确实有些像乌龟。其二，是因为他忠厚老实又不大作声之故。 
　　 他为人本份，但聪明手巧，农具坏了他都是自己修，摸起鱼来更是个顶级高手。那些用电鱼机的也没他快。你只见他拿着鱼篓锄头出去，不一会就提了半篓鱼回来。据说，他会看鱼路。 
　　 很多年前，我亲眼目睹了。那时还在三伏天之内，天气热得让人无法消受。我在放牛，他提着小塑料桶，扛着锄头，在已干涸的水库尾巴上走了一圈，然后在中间一条有水的低洼处停了下来。只见他将食指伸进一个个小洞中，那洞中竟藏着黄鳝。三下五除二的功夫，二十余条黄鳝装进了小塑料桶中。正当他要回去时，来了一个大人，那人抢了过他的鱼，说那是他养的。他自然不答应，刚想夺回来，却被那人狠狠扇了一巴掌。两眼含满的不是泪水而是苦水。他支着锄头呆立于烈日之下，眼睁睁地看着那人夺走了他辛苦的果实。我不知道，他望着那个扬长而去的背影有没有“恨”。但我知道，他哭了，小声地哭着。那时，他仅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父亲已去世了。 
　　 父亲的早逝使他的家庭陷入了困境。他还有两个哥哥，大哥在外打工多年，已成家立业，素来音信疏索，更少见他寄钱回家。二哥整日东游西逛，要吃要用却不愿干活，母亲又有严重的白内瘴，多次动手术却无任何效果，由于家庭的负担太重，使她的脑子常处于迷糊状态，老是丢三落四。还有年近九十的爷爷奶奶。这一切过早地压给了他，压得他的头总是低着。 
　　 十四岁时，他失学了，从此便没早没晚地在地里干活。 
　　 春节过后，他二哥要出去打工，自此一切的家庭负担都落到了他那已弓了的背上。 
　　 他二哥走的那天，春寒料峭。母亲边替他二哥收拾包裹，边问他同意么。他坐在桌上一声不吭，只低着头使劲将一粒粒米饭塞满口，两痕泪水早已滚进了碗内。他迅速地将一口口饭吞下肚。他一定不同意二哥出去打工，但他不习惯说那个“不”字，对他二哥所作的任何一个决定从来都没反对过，这次虽然知道二哥这么一走意味着什么，但他仍未反对，只是扒满一口口的泪水往肚子里吞。 
　　 二哥一走，他便趴在床上咬着被角大哭，因为他不知道如何面对日后的生活。农活中的犁耙耖耥他一样不会，而现在又快要春耕了，你说该怎么办？ 
　　 元宵节一过，他便将犁担到了田里，然后糊乱地耕起来。犁地看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并不容易。一会儿深了一会儿浅了一会儿偏了。犁不知坏了多少次，泪不知出了多少回，才犁完那半亩地。人们正在嘻嘻哈哈打麻将的时候，而他却挥着鞭子在沉静的田野里吆喝着。那一声声吆喝是一阙阙低沉的歌，只有风和雨在聆听。每次回家都是一身泥，双腿也酸硬麻木，一坐下便什么也不想做了，但他却不能坐下来。 
　　 犁耙耖耥在他一滴汗一珠泪下学会了，农活的其他把式也很快掌握了，如今已是一个好手。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他每天都在地里干着，不论是刮风下雨落雪，还是烈日当头。他还要筹划着一家的生计。他母亲的双眼几乎瞎了，扫起地来一扫帚干净一扫帚脏；洗衣服时，竟会把枯荷叶当成石桥，一脚踏过去，扑通掉进了水里；锄草时专锄庄稼……于是，他不让母亲去地里干活了，每日只一个人在地里像驴拉磨一样转着，也许只有不停地忙碌才会使他忘记伤悲。他总是一人长叹：我命好苦哇！
　　 望着升起的太阳，他看到日后的生活仍是坎坎坷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