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是时光久远，写过初中，写过中专，极少有念头写小学。时间的荒野里，记忆并不可靠，但总归是人生的一部分。苦思冥想，留存下来，待白发苍苍时，作个回想。
　　 四岁时，妈妈看我没人照顾。哥哥姐姐都已上学，他们要不停劳作，田地里的活根本忙不完，想着把我送到学校去。我读识字班，还发了两本书。人太小，老师怕管不过来，安排我与大姐坐在一起。刚上了两天，我就受不了学校的约束，不愿意坐在牢笼里，变成“囚犯”。板栗飘香时，我趁着下课，把书一撕，碎片塞在抽屉里，溜了出去，拿着短竹竿敲板栗。只是树太高，人太矮，根本敲不到，只能在树底下捡两颗，安慰一下贪吃的神经。
　　 村庄不大，老师发现后，立马告诉爸妈。爸妈思前想后，看我年纪确实还小，就商量着推迟一年。我又拥有了一年的自由，在山间玩耍，在河里捕鱼，在树上摘杨梅。
　　 五岁，识字班必须上。再不上，就跟不上同龄人的进度。爹娘疼幼子，他们对我这个幺男，还是挺重视的。不管我同不同意，我都正式迈进小学门槛。村庄三个年级，十几个娃，没有校舍，就借助一户农舍。四壁有墙，木制结构，没有装修，里面空荡荡的，无灯，每到雨天，光线昏暗。不过，没人在意，那时不要说白天，连晚上都没有灯。直到90年代初，村庄才通电，家家户户才有五瓦的灯泡，照进童年的岁月中。
　　 识字班读完，效果如何，未知。大概能认识几个数字，会写自己名字，足够了。借农舍总不是事，孩子破杯性强，喜欢乱涂乱画。村集体协商，拿出仓库给学生使用。仓库很大，比我们更偏僻的两个村庄学校撤并，学生一起来读，数量多了起来。比起他们，我们要幸福得多，可以睡得晚些，放学走几步路就到家。不像他们，早出晚归，走五里山路，气喘吁吁到家，天已夜幕沉沉，作业都没有做。
　　 幸好，没什么作业，量很少，基本在学校完成。老师教三个年级，外加一个识字班，只能采取复式教学，教某个年级十分钟，其它年级学生做作业。从早到晚，都是他在上，有时累了，也安排体育课、音乐课。体育，就是放牛，自由玩耍。那年代，没有溺水概念，我们村庄小溪浅，根本不用担心；音乐课，就是在黑板上抄一首歌，大家跟着唱，基本是红歌——《我们是社会主义接班人》《学习雷锋好榜样》。时隔四十年，对于当年的旋律，我还是那样熟悉，随意地哼着两句，莫名的亲切。也许，这才是最纯真的年代，最刻骨的记忆。
　　 那时，没有九年义务教育这个说法，所有人都得考试，考不到60分就得留级。一年年地留，有人留过两三次，实在不行就退学，有些不放弃继续读，大小不一的孩子坐在一起，差参不齐。二姐某次期末考试，语文考了58分，只能留级，无助地在家里抹眼泪，徒叹奈何，外加她上学晚，大我三岁居然跟我同级。
　　 我属于并不努力的学生，放学之后尽情地玩。不过，八十年代农村家庭压根没有重视的，没有补课，没有刷题，没有持续的高压。留学倒是有，只是象征性的。虽然如此，胆小的我还是怕老师，只要是他布置的作业，我都认真完成，成绩还不赖。六一儿童节到了，老师根据平常的作业发奖品。作业得一次100分，发一颗糖。我抱着所有的作业本，一本接一本，从头数到尾，整整18次，拿到18颗糖，该是全班最多的，裤兜里塞得满满的，走路都硌大腿。我兴高采烈，恨不得满世界炫耀，沿着村里的小路，走了一圈又一圈，别人逗我：“给我一颗。”我看看他，当然不给，自己都嫌少，都不够吃。给别人，想都没想。
　　 上课听讲，下课偶然讨论问题。一年级时，我跟表姐探讨十位数的加减法，她说要从尾数开始加，我看着十位上的数更小，想着先加十位，再加个位，争论不休，声音越来越高。后来，还是老师提醒分析，我才算偃旗息鼓，败下阵来。
　　 语文课，除了识字，老师分析一下段意，理清一下结构，就要求我们背诵。一本书，从第一课开始，直到最后一课，不论长短，不管是否为略读课文，反正从头背到尾。背不来，那就留学。这种传统，一直到高段四五年级，还是没有改变。
　　 在我们小学，一二三年级俗称低小，四五年级俗称高小，没有六年级，小学五年制。低小在本村读，高小到村委会所在地——洙西小学读。
　　 洙西小学在半山腰，在一块较为平坦的地势上开挖，砌墙建房。我们读时，还在不停地修修补补。高小，差不多近百人，老师六七个。语数各一人，还有副科。开学第一天，就是拔草，穿着凉鞋踩在高高的草里，拔得汗流浃背。为了留个好印象，我拔得十分卖力。拔完草，还得踏平。
　　 在我眼里，语文老师多才多艺，非常负责。印象最深的，他喜欢留学。书背不来的，统统留学，不管家住得远近，背来为止。平常，到组长那背；留学时，到老师那背。组长那背书，容不易一丝错误，所以我们喜欢到老师那，一窝蜂全挤过去，你背你的，我背我的，嘈杂异常，停几次，少几句，从别人的背诵中找点灵感……都是常有的事。老师等你背完，用红笔拧开笔盖，刷刷地写个“背”字，方算过关。我们得以解脱，背起书包像兔子般逃回家，追赶不留学的同学。有时，实在背不来，就模仿老师的笔迹苦练“背”字，怎样都不像，为此我还挨过同学的嘲笑。
　　 后来，毕业后，我曾问老师，那时背书糊弄的，你知道吗？他笑着说，当然知道，要不然，有些人还不得留到天亮，怎么行？原来，我们的自以为聪明是小聪明，他的博学识人才是大智慧。
　　 语文老师性格温和，学习还可滥竽充数。数学老师可不是吃素的，他是正式教师，拿国家工资，有编制，穿着笔挺的中山装，锃亮的皮鞋，“嗒嗒”走在校园里，让人异常紧张，只要听到响声，全身的细胞都收缩起来。
　　 数学老师很凶，不是一般的凶，脸上从没有慈祥的色彩，两眼瞪起来，像把锋利的匕首，直刺我们的懒惰与调皮。他发怒起来，直接拿脚踹我们的腿，皮鞋夹着呼啸的风，踢在我们稚嫩的肌肤上，立刻红肿起来。我们没有人敢反抗，只有默默接受的份，哪怕眼泪直掉，也不能哭出声。
　　 一年后，数学老师调走，我们才从恐惧中解脱出来。祸福所倚，扛过老师的揍，挨过老师的踹，成绩却提高不少。读书多年，数学一直是我的强项，跟他有莫大的关系。古语有言，不打不成才，有没有道理？从我身上的论证来看，说得对。
　　 高小离家五里，全靠走路，早晨出发，晚上回家，中午在学校吃。每天清晨，用铝制的饭盒，装点米，带到学校，加水，放至蒸锅中，一名阿姨烧火加热，蒸熟食用。由于懒，我的米从来不洗，只加点水，放学后百米赛跑冲进厨房，忍着滚烫找到自己的饭盒，躲在角落里吃得格外香。偶然，放在蒸锅里的饭盒被后来的同学不小心弄翻，水溢出，蒸出的饭半生不熟，照样吃。小孩子，身体好，易消化，吃嘛嘛香。至于菜，记忆里好像啥都没有，就吃白米饭。
　　 自己可以没菜，老师的菜还是要送的。老师吃菜，由学生送至学校，每天三人，每人三菜。晚上放学时，公布名单。在农村人眼里，老师是神，具有不可侵犯的尊严。每次送菜时，精心挑选，炒上难得一见的蛋和肉，看得我们直流口水，但没有享受的福。
　　 某次，我与姐轮到同一天送菜。没等姐姐开口，我先行举手，告知老师。老师予准后，选择另一位同学。直到现在，我还佩服自己当时的勇敢，毕竟老实这个印章，一直刻在我骨髓里，至始至终。
　　 吃完中餐，有一定的休息时间。我们自由活动，趁着洗饭盒时，到小溪里玩耍。夏天，天气炎热，绾起裤腿，翻石头找螃蟹。大大的石头翻开，总有一只忙乱的螃蟹四处逃窜，逮起来没地方搁，就卷进裤腿里。有时逮得多，裤腿卷了一层又一层，螃蟹在里面见不到光，四处乱爬，痒得难受。至于螃蟹的结局，大多被憋死其中，最后扔进草丛。下一次，故事又继续。
　　 除了螃蟹，还有鱼。没有工具，就用树枝扎。鱼儿灵活，游动速度快，根本扎不到。某位同学找来一根尖尖的树枝，对着一群鱼，抡圆胳膊用力，别说，还真扎到一条鱼。只不过，他的重心不隐，兴奋之余摔进河里，衣服全湿透。幸好，他家住得近，立刻回家更换，即可。
　　 住得近的同学，大多瞧不起住得远的同学。大家都有自己的圈子，各有自己的朋友。虽然关系不错，但难免有纠纷。我长得矮小，性格孤僻，常受人欺负。不记得什么原因，邻村的同学林在回家的路上，对我进行推推搡搡，警告我老实一点。我当然不能忍受，从附近找来一根棍子，冲到他面前，要跟他干架。他看到我气势汹汹的模样，赶紧认怂，溜之大吉，从此不敢欺负我。
　　 转眼，小学时光一晃而过。毕业考试到了，正是一年一度的端午节，我们整个年级揣着鸡蛋，在老师带领下，步行四十里路，去镇上的渔潭中学考试，决定下一步的录取情况。四十里，半是山路，半是公路，十二岁的一群孩子，排成队伍，浩浩荡荡，引来一路人的围观。我们同样格外新奇。
　　 从小到大，我基本在农村，极少出村委会，镇政府所在地秋口，更是难得一去。到了秋口，我走上水泥路，两旁高大的梧桐，差点震撼我的眼球。这世上，居然有水泥铺的公路，并不都是泥巴，或是石板路；居然有为景观而种的梧桐，这么高大，还不砍下当柴烧；居然有一个又一个的店铺，摆满各色的商品，看得我眼花缭乱……
　　 考试挺顺畅，当天考完当天回，年幼不懂害怕，有条不紊地作答。后来公布分数，我全校第五名。从此，离开小学，光荣进入初中，成为一名初中生。谁又承想，初中生活颠沛流离，四处更换校址，那一段篇章更是惊心动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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