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静·忆】“陋室”的差异(赏析)
刘禹锡的《陋室铭》自幼便为我们所熟知,此篇短文可谓脍炙人口。清朝吴楚材所编《古文观止》收录此文并评价道:“陋室之可铭,在德之馨,不在室之陋也。惟有德者居之,则陋室之中,触目皆成佳趣。末以‘何陋’结之,饶有逸韵。”上学之时,老师曾言:“《陋室铭》全文仅81字,通篇紧扣‘陋室不陋’这一主旨。开篇以山水陪衬陋室不陋;中间借室外景、室中人、室内事阐述陋室不陋;再以诸葛庐、子云亭相比赞陋室不陋;最后引孔子之语作出权威结论。文笔简练,兴味盎然。”
故而,在脑海中,《陋室铭》既是可背诵、可诵读之佳作,亦是散文之范文。然而,随着年岁增长,再度品读《陋室铭》,总觉滋味不足,缺乏深度,难以品味出优秀散文诗赋应有的思想内涵。仅能感受到个人哀怨,却无法体悟人生理念。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主张“境界说”,将“境界”提升至“论断诗词的评判标准”之高度。他指出:“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换言之,境界分为思想境界与自然境界,唯有将二者相结合的作品方可称为佳作。仅有自然境界或思想境界之一的作品,必然居于双境界作品之后。
之所以觉得《陋室铭》不够滋味,是因其这八十余字,除自然境界外,似乎缺少了一份思想境界,宛如一位外表美丽却心智略有欠缺的少女。虽辞藻华丽,却无法给予人思想或精神上的享受。此篇文章给人的感觉更像是一篇关于“赌气”“泄愤”之作,是作者对失去的政治地位与经济地位的抱怨,至少也是一种牢骚。
阅读一篇文章或一首诗词,不能仅仅从字面去理解把握其主题思想与作者意图,必须结合作者的人生背景与时代背景进行理解。陶渊明若未在彭泽县令之位上待上81天,便不会认识到官场的腐败与黑暗,也就无法写出《桃花源记》这般“跳出五行外,不在三界中”的佳作。
要把握理解《陋室铭》,关键在于了解刘禹锡为何会写下此文,以及这“陋室”的由来。刘禹锡一生官运坎坷,二十多年间被贬三次。唐宪宗元和年间,刘禹锡因参与“永贞革新”,从监察御史被贬为安徽和县刺史。从陪伴皇帝左右的朝廷官员,一下子沦为县中二把手,屈居于知县之下,失落感可想而知。被贬至和州后,和州知县,即他的顶头上司,刁难他这只“凤凰落架”之人,未给予较好的生活待遇。至于知县为何刁难这位素不相识的大诗人,双方或许各有缘由,但知县看不惯大诗人的矫情却是肯定的。这位知县先让他住在城南潮湿的江边。与京城的居住条件相比,刘禹锡自然感到不快。文人的激情涌起,他写下一副对子贴在大门上:“面对大江观白帆,身在和州思争辩。”仅从这对联,便能嗅到他浑身不服气的味道。被贬至江边,不思己过,不考虑人生意义,不总结失败经验教训,却还在思考与他人如何“争辩”,思考别人的不是,这便是文人的傲骨矫情,或者说是文人自负清高的习气。
知县见了他的对联,十分生气,认为刘禹锡看不起他这个小小的地方官,是在用对联挤对他,便吩咐差役把他从城南迁至城北,房子也从原来的三间减为一间半。新居位于一条小河边,垂柳倚岸,绿树婆娑。此时刘禹锡才明白知县是在有意打击他,但也无可奈何。文颜一怒,他又作了一副对联:“垂柳青青江水边,人在历阳心在京。”若说第一副对联是无意之举,那么这第二副则有了明显的针对性。这分明是在告诉知县:“你算什么东西,老子是京城来的,心在京城,根本没把你放在眼里!”京官,尤其是皇帝身边的官员,品秩再低,也有京官的优越感。凤凰落架,依旧是凤凰,再大的公鸡也永远无法与之相比。他们往往不把地方官,特别是地方小官放在眼里,古今皆是如此。
知县见他仍是一副文人傲骨,再次给他搬家,把他安置在县城中部一间小小的陋室里,仅能放下基本的床、椅等极简陋的生活用具。估计知县心想,这回让你离开江河,看你还能写出什么样的应景对联。知县实在不了解刘禹锡,更是小瞧了他的诗赋才华。刘禹锡半年三迁,居住面积一次比一次小,心中充满忧怨与愤恨。在这样的激情冲动下,他愤然写下了《陋室铭》。写好后还找人刻在石碑上,立在家门前,与知县展开了一场无声的较量。《陋室铭》也就这样作为千古名篇流传了下来,这似乎还得感谢那位不知名的知县。
愤然写下的东西,骨子里自然带有怨恨。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他把自己比喻成“仙”和“龙”,自然就把别人看作是“民”和“虫”了,显得十分狂傲;来往之人都是鸿儒,没有老百姓,也不屑与知县这样的微末官吏交际,尽显京官气派,不可一世;整天弹琴看书,不理政务,不干公事,更不关心百姓疾苦,一副尸位素餐的模样。同时还要作出与世无争的假象,“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地自我标榜“惟吾德馨”,也就是只有他自己才是德馨双绝的人才,最后用孔子的话来证明自己的正确。
自我标榜是中国人的大忌,为中国传统文化所摒弃。孔子不敢自称“我是圣”,老子不敢自称“我是仙”,那都是别人的尊奉。自吹自擂不符合一个被贬官员的身份,更不具备文人应有的虚怀若谷情怀,很容易把好人坏人一起得罪。再加上将此文刻碑以记的做法,更显刘禹锡睚眦必报的狭隘与傲慢性格。
其实刘禹锡应该是有过教训的。他上一次被贬,就是因为写诗得罪了权贵遭到打击报复。孟棨在《本事诗》中记载,刘禹锡自屯田员外郎被贬为朗州司马,在下面待了整整十年才被调回京都。回到京城长安正值春天,牡丹盛开之际,他作《赠看花诸君子》一诗:“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此诗极为狂傲,把朝廷里他离开十年新提拔的官员一个也没放在眼里,似乎整个唐朝就他才算一棵大树。诗一出,传遍都城。有素来嫉妒他名声的人,向执政者报告,诬陷他有怨愤之情。他日刘禹锡见到执政者,对方对他超乎寻常地客气,慰问甚厚。他出来后便感觉到自己得罪了执政者,否则对方不会如此虚情假意,并料到是这首诗惹下了麻烦。他自己慨叹:“近者新诗,未免为累,奈何?”果然,没几天,他又一次被贬,到连州任刺史。
《陋室铭》与《赠看花诸君子》的思想境界如出一辙。自然之境界自不必说,但通篇看来,确实字字忧愤,句句讥讽,不但没把知县放在眼里,就是朝中官员也未能逃脱他的刺戒。从中可以看出作者一肚子的牢骚。不过牢骚归牢骚,言辞却足够精彩,说出了酸腐文人想表达却未能表达出的华丽文辞。特别是“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抛开刘禹锡的自我标榜,不能不说是一句能够概括社会现象的名言警句。这就有了传承和宣扬,引领着很多人只从字面曲解,而不深入探究内容。
所以,刘禹锡是一位文学家、大诗人,但他成不了思想家,更成不了政治家,也成不了能为百姓办实事的好官。
能成为思想家的是明朝的王阳明。
王阳明也有一篇写陋室的文章,即他被贬到贵州龙场驿后写下的《何陋轩记》。
和刘禹锡一样,王阳明也是从京城皇帝身边被贬谪到下面的罪官。被贬前,他是正六品兵部武选司主事,比刘禹锡在京城的正八品监察御史官位还要高。但他的处境比刘禹锡艰难得多。一是朝廷权宦刘瑾派兵不断追杀他,后来他装死才逃过一劫。二是刘禹锡被贬为刺史,王阳明被贬为不入流的驿丞,被贬后的职位相差悬殊。三是刘禹锡被贬到中原之地的和县,而王阳明被贬的地方是贵州的龙场驿,在当年,这里是苗彝杂居的荒蛮之地,属于边疆,自然条件和生活条件都极其艰苦。四是刘禹锡被贬后,一开始还给他安排了一处江景房,而王阳明被贬后根本没有房子,只能住在山洞里。然而,王阳明被贬谪后,与刘禹锡考虑问题的角度和为人处世的态度完全不同。从《何陋轩记》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差异。
“昔孔子欲居九夷,人以为陋。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王阳明的《何陋轩记》一开篇就引用了孔子的话,与刘禹锡的《陋室铭》把孔子的话放在最后恰好相反。刘禹锡抬出孔子是为他作证,而王阳明抬出孔子,则是为了指导自己的行为。这个区别不可谓不大。
王阳明来到龙场驿,看到的是言语不通、礼数不识的蛮夷之民,但他并没有看不起他们,远离他们,更没有诋毁嘲笑他们。王阳明看到的不是他们的愚昧和无知,而是他们的淳朴、耿直和善良直率:“独其结题鸟言,山栖羝服,无轩裳宫室之观,文仪揖让之缛,然此犹淳庞质素之遗焉。”更为重要的是,王阳明还对将来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提出了希望:“诚有君子而居焉,其化之也盖易,而予非其人也,记之以俟来者。”要是有仁人贤士一类的人来这里居住,教育其民尚义崇礼,教化好这个地方的人也并非难事,可惜我的能力不够,寄希望于将来有能力的人。王阳明的谦虚谨慎与刘禹锡自称为“仙”“龙”的狂傲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由于王阳明帮助这些蛮夷之民看病,教他们认字、种地,很快就得到了当地人的尊敬和爱戴。起初王阳明住在乱草丛中,非常潮湿阴凉,为此还生了一场大病,后来就睡在山洞里。老百姓看到王阳明居住条件太差,便自发地为他盖起了几间茅草房:“始予至,无室以止,居于丛棘之间,则郁也。迁于东峰,就石穴而居之,又阴以湿。龙场之民,……相与伐木阁之材,就其地为轩以居予。”
这是名副其实的“陋室”,但王阳明非常感激百姓的施为:“予因而翳之以桧竹,莳之以卉药,列堂阶,辩室奥,琴编图史,讲诵游适之道略具。学士之来游者,亦稍稍而集。于是人之及吾轩者,若观于通都焉,而予亦忘予之居夷也。因名之曰‘何陋’,以信孔子之言。”
看看王阳明多么喜爱这几间茅屋,在屋子周边开辟菜畦,种上树木、花卉、药材,在屋子里放置图书和乐器,将屋子布置成教室,具备了进行教学活动的条件,并开始了教学活动。不但吸引了周边大批学子,也启蒙了周边百姓。这几间茅屋,也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贵州龙岗书院!王阳明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悟出了“心学”的真谛,被后人尊奉为“龙场悟道”,王阳明也从此成为了中国著名的思想家。
王阳明的茅屋表面上确为陋室,但实质上并不简陋,而是极具华丽的思想诞生殿堂、文化启蒙殿堂和文化传播殿堂。王阳明的“陋”,何其辉煌!
阳明先生的心学主张“知行合一”,他的《何陋轩记》的记载,正是他“知行合一”的亲身实践。在中国历史上,将“知行合一”“言行合一”进行亲自实践,并上升为哲学理论,形成一种新思想的,王阳明应该是独一无二的。
《何陋轩记》与《陋室铭》相比较,不难看出其包含的社会历史意义的差异。两篇文章皆是优秀之作,但如果把《陋室铭》比作一朵家养的不结籽实却美丽的牡丹,那么《何陋轩记》就是一株恣意汪洋、籽实饱满的葵花,无论何时掂量,都是沉甸甸的。
如今人们只推崇《陋室铭》而不以《何陋轩记》为意,实在是一种传统文化营养的缺失。
2024.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