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躺着看书，这个习惯从小就有。先是躺着看连环画、小人书，如《小兵张嘎》《闪闪的红星》；后来看少儿读物、童话，如《少年文艺》《木偶奇遇记》；再后来看报刊、小说，如《人民文学》《第二次握手》。为此，没少挨父母的骂。那时的教工宿舍，火车厢式的两间，加起来不过二十来个平方，我住的外间，床和权当作书桌的课桌挨得很近，端坐其间会堵住通道。在功能不清的房间里，只有躺在床上读书，才不会频繁被打扰。
　　 不让躺着看书，父母的理由冠冕堂皇，可他们是强调一点，却忽略了更重要的另一点。那种生生被打断的阅读体验，曾让我十分苦恼。
　　 考上师专，又学文科，阅读的时间越来越多。当年的学校图书馆，阅读区面积不大，总是人满为患，课余我更喜欢在寝室里呆着。十多个平方的房间住了七位同学，四张上下铺位的床，四张两屉桌。虽然每个人有一个座位，小方凳通常塞在桌子底下，如果拉开架势坐下来，非但不能进出，连脚都伸不直。我选择住上铺，与方便躺着读书有关。七个青春少女同居一室，很多时候是喧闹的。每到晚间，爬上床，放下蚊帐，进入那狭小但独属于我的空间，我向左或向右侧身，蜷缩在不足一米的小床上读书，是最惬意的事。三年里，我读完了“四大名著”，还读了许多外国名著，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就是那时候躺在床上啃完的。如今想来觉得有些不可思议，读得囫囵吞枣，却兴趣盎然，能够坚持下去，应该与虚荣和追逐时髦有关。那会儿流行琼瑶言情小说，相互间借来借去，为赶时间，大多是捂在被子里打着手电读完的。
　　 我对床上铺，是一位喜欢阅读的同学。我们曾因《红楼梦》中的宝钗黛玉产生过激烈的争论。我喜欢黛玉，被她认为是不识人间烟火，我则觉得她欣赏宝钗世故又庸俗。毕业之后，她走的是一条艰辛的创业之路，而我仍怀揣梦想，有些不切实际。
　　 几十年来，我一直拥有梦想，但读书伟业却因工作生活一度中断。儿子上大学以后，我曾有过怅惘，时常因读书少而觉得心里空落落的。重新开始读书，我像是迷途的盲人，找不到方向，只有饥不择食的贪婪，拿到什么读什么。最终因为家学的影响，我选择古代典籍来尝试突破。
　　 父亲是高中语文老师，他喜欢朗读。童年时期，我每天都在他的朗读声中醒来。父亲抑扬顿挫，那些“之、乎、者、也”给我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曾经父亲还完成了一项壮举，他用毛笔把借阅的《古文观止》在短时间内抄了一遍。回想往事，给了我启发。我从《古文观止》入手，由《五人墓碑记》倒着向前读，花了一些时间，但进展顺利。随后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后来读《易经》《尚书》《左传》，遇到了挑战，内容艰涩，对我这个非专业阅读者来说太难了。我买了一套《二十四史》及《清史稿》，间或翻阅了一下《史记》，就罢手了。缓慢的阅读速度，让我觉得时间急迫，穷尽后半辈子，我也读不了几本书，为此，我下决心调整阅读方向。
　　 消耗了一些时光，但那些艰涩难懂的文字，改变了我的阅读习惯，从躺在床上读变成了坐在案前读。查字典、翻资料、做笔记，躺在床上确实是太不方便了，并且端坐案前的仪式感，使那些通过书籍传递的知识、形象、价值、精神，更具穿透力，提高了阅读效率。
　　 阅读习惯变了，阅读的喜好也发生了变化，那些广受欢迎的哲学、历史、文学书籍进入我的视野，阅读最多的是小说、散文。国内的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作品及作家成了我关注的重点；国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马尔克斯被请进书房，供为上宾。正襟危坐，借由书籍与他们相谈甚欢。
　　 即便如此，但我“躺着读书”的习惯并未完全戒除，“枕边书”随兴趣变化增减，但有几本诗词选集一直摆放在床头柜上，时不时拿起来翻一翻，心里踏实。一本《陶渊明集》，一本《苏轼词集》，一本《辛弃疾词鉴赏》。我喜欢陶渊明、苏东坡，但因为稼轩曾经流连带湖，又终老于我的家乡，我与他更加亲近。他词中描述的场景，在我的脑海里不因相隔千年而遥远，它就在当下，就在眼前。孙子牙牙学语，我教他背辛弃疾的《清平乐•村居》，每次他奶声奶气唱出来，我都会神往“醉里吴音”，想起“白发翁媪”，回味稚子“卧剥莲蓬”的可爱。辛弃疾“北望中原”的“壮怀激烈”，在这种小儿女的情怀中毫不减色，因为他笔下这种生活最本真的样态，正是他跨马征战想要达成的愿望。
　　 如果说读书是充电，“躺着读书”更有电量尚未耗尽的从容，而那些“枕边书”更像是一只只神鸟，它们衔来的宝物，比“白玉”更有价值，因为它们可以内化为思想和智慧，涵养精神、鼓足干劲、指导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