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句俗话叫“盖棺定论”，意思是说，人只有在走到生命的终点后，你才能对他一生的褒贬做出结论。从字面去理解，这话有一定道理。人在未走完自己的一生时，后面将会发生的事情谁也无法预料；或许一生磊落，晚年失节，也或许一世奸佞，最后幡悟。这些都说不定。但从更深层次上去理解，即使是一些古人，我们有时也难对他的一生作出明确的褒贬。因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由于当时者所处的立场不同，作出的解释也会各不相同。大范围说，譬如儒家和法家，在社会动荡或者社会需要动荡以改变其社会状况时，往往会首推“法家”，以便寻找一种理由对其推行的理论作出解释；在社会安定或者统治者需要祥和以维持其社会秩序时，往往会推崇“儒家”，以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克已复礼”，从而为其统治提供社会基础。
　　 这是因为：判断一种事物或者一个个体的状况，有时并不仅仅取决于被判断者究竟如何，更大程度上，还要取决于判断者究竟是站在了什么立场以及是否真正做到了客观地评价，同时，还要取决于判断者的个人修养和文化素质。
　　 这就如我们写文章，好的作品确实是写出来的，但更大程度上往往也是读出来的；读者的不同，有时对文章的评定甚至于会大相径庭。
　　 这些泛泛而论尽管存在着各式各样条件的限制，但无论怎样，总体来看对某个个体还可“有据可查”“有章可循”，从而得出一些哪怕是不一定站得住脚的理由的理由作为解释。
　　 但有一种情况却更为复杂，即使摈弃一些阻碍了你判断的前提，结论仍然会显得模糊，而且有时心理还很矛盾。在读北宋历史和北宋文学史时，我个人判断就存在着此类情况。
　　 稍稍读过一些古文的人，应该都知道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范仲淹以凝炼生动的笔触，在描绘洞庭湖壮阔景象的同时，叙写出了登临者或悲或喜的不同情绪。“庆历四年春，……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以范仲俺为首实施的“庆历新政”，由于侵犯了贵族、官僚的利益，仅推行一年多时间就被废止了。范仲淹、欧阳修等人相继被贬。《岳阳楼记》就是范仲淹在贬居邓州之时所写。作者怀着改革受阻但仍忧国忧民的思想，喊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心声。
　　 可这又能怎样呢？在以“君权”为一切利益所在的封建时代，谁触犯了当权者的利益，谁就绝没有好果子吃。王安石便是继范仲淹之后的又一悲剧性人物。
　　 王安石恐怕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几个读书一过目而“终生不忘”的人中的一个。他的诗词清新高峻，散文雄健峭拨，政论简洁有力，是有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王安石的思想也比较新颖。他高中进士后，不像一般人那样去谋求接近中枢、易受赏识的官职，以求得到快速升迁；而是立志于先到地方考察明情时弊，寻求改革之道，以充实自己的治国良策。他吸收老子、商鞅、韩非等道家、法家的思想，形成被称为“新学”的儒家学派。并指出，“道”是物质的“元气”，认为“新古相除”是“天”（自然）和“人”（社会）共同的变化规律。他甚至于说出了：“天变不足以畏惧，祖宗不足以效法，人们的议论不足以忧虑顾忌”的全新的有悖于常伦的政治思想。当他出任参知政事后，就立刻着手组建“制置三司条例司”，对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等一系列问题实施改革。应当承认，由于王安石在用人等问题上的失误，这些改革的措施不够完善且存在着许多的弊病；但他的变法在一定程度上抑止了当时豪强的土地兼并，起到了“便传输，省劳费，去重敛，宽农民”的作用，对政治经济已陷于一潭死水的北宋王朝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更何况，既所谓改革，便就是一种探索；既是一种探索，便总会存在着不明；既是一种不明的探索，存在着缺陷也就在所难免。这些本来极其正常。可这些在现代人看来极其正常的事，在以“君权”为主的封建时代，有时却是致命的。商鞅的变法为秦统一六国打下了基础，但商鞅最终却被“车裂”了。王安石也一样，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的改革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了要失败；同时，他自身也二度被贬。
　　 而阻挠他改革以及使他二度被贬的人，却又和北宋文学史上另一位大师有关，他就是——司马光。
　　 说起司马光，相信大家一定不会陌生。“司马光砸缸”的故事代代相传，已经说明了少年司马光的与众不同。和王安石相比，他缺乏王安石那种过目不忘的聪敏、才气。他的博学多才，主要来自于勤奋好学和惊人的刻苦。据说，司马光年少时睡觉要枕一圆木，叫“警枕”，圆木一动，他就惊醒，立刻起床挑灯夜读。而且，司马光一生光明磊落，以清贫而不贪不奢为荣。他的人品为当时人所称道，时人称他为“司马君实”，他自己称自己“迂叟”，意思是说忠厚老实到了“迂”的程度。
　　 司马光一生的著述极为丰富，内容涉及到我国史学、经学、哲学乃至医学诗词等各方面，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八十卷，《涑水纪闻》三十二卷，《稽古录》二十卷，《通鉴节要》六十卷，加上由他主编的长达二百九十四卷的传世不朽巨著《资治通鉴》，那么，他的著书之丰真可谓前无古人（司马迁恐怕也只能自叹不如），后无来者（只有朱熹能和他相比）。他在六十七岁的高龄出山任相，虽说从某些方面来看，有些勉为其难力不从心，但他却仍能以惊人的毅力日夜操劳，真可谓是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去世时，“京师人为之罢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过车者，盖以千万数”，在灵柩送往夏县时，送葬之“民哭公甚哀，如哭其私亲。四方来会葬者盖数万人”。至于画像祭奠的，则更是“天下皆是，家家挂象，饭食必祝”。一个封建社会中的宰相，能得到民众这样广泛真诚的悼念，在中国的历史上实属罕见。
　　 司马光能够得到当时民众如此的爱戴，主要体现于他的政治主张。他以“仁政”为安邦治国的根本措施，从而达到对人才、礼治、仁政、信义的治理。
　　 这此主张和王安石的改革有着明显的分歧。王安石主要围绕当时的财政、军事，通过大刀阔斧的经济、军事改革来解燃眉之急。司马光则认为在守成时期应偏重于伦理纲常的整顿，把人们的思想束缚在原有制度的制约之内，即使改革，也定要稳妥，认为“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因为“大坏而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无，恐风雨之不庇”。司马光的主张虽然偏于保守，但也算是一种在“守常”基础上的改革方略。从王安石在变法中所出现的偏差和用人不当来看，也证明司马光在政治的老练和稳健，但魄力却远不及王安石。
　　 但就其两人的竭诚为国来说，意图还是一致的；而且在具体的措施实施中，有些观点还有其统一性。
　　 王安石认为，改变国贫必须采取“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由此而陆续推出了均输、青苗、市易等新法。用“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方法抑止了大商人对市场的垄断（这和现在的市场经济很相似）；用“赴时趋事”解决了高利贷者在青黄不接时对农民们的盘剥。司马光认为，“养百姓”就要还兵于农，让士卒回到农业生产上去，以减轻国家的军费负担；“利万物”就是“劝农莫如重谷，重谷莫如'平籴'”（“平籴”：丰年由政府出面高价收购粮食；灾年则政府以低价将粮食卖给家民），以避免丰年“谷贱伤家”，灾年“谷贵害家”。
　　 我一直疑惑，两位齐名于同时代文学界的大师，两位在当时政台上同样举足轻重的人物，导致他们如此不能相容的原因究竟是什么？难道仅是对政见的不同看法吗？
　　 当王安石受到内戚的攻击被贬后，司马光人未入朝就已急速上章请求罢去保甲、免税、将兵等新法。入朝当政后，又攻击王安石“不达政体，专用私见、变乱旧章”，并主张全盘“更张”新法。有人以古训“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相劝，而司马光却以“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为由，替推翻新法寻找理论依据。在一年时间内，新法大部被废，变法派亦被列入了王安石的亲党而先后贬官、罢黜。
　　 应当承认，他们之间并没掺杂着个人的恩怨。司马光曾连续三次写信给王安石，论述自己对新法的观点。王安石也回信司马光给予具体的答复，这便是有名的《答司马谏议书》。正如王安石在信中回复司马光所说的那样，“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或许正是这个“所操之术多异故”吧！才导致了一场本来或许可以通过协商、辩论等方式方法解决，然而却演变成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派别斗争。
　　 即使在司马光死后，朝政仍由守旧派把持时，由于守旧派中各人的学术观点也存在着分歧，因此又引发了一场“蜀洛朔党争”。（崇政殿说书程颐以师道自居，主张一切用古礼，其门人贾易、朱光庭等被称为“洛党”；中书舍人苏轼和吕陶认为“洛党”不尽人情，每加讥讽，从此程、苏二人尖锐对立，苏轼等人被称为“蜀党”；另外，刘挚等人又被称为“朔党”。）在宋哲宗时期，变法派又一次掌权从而残酷打击政敌。吕大防、苏辙、苏轼、刘挚等人被流放岭南，甚至连已死的司马光也被追夺了谥号。但变法内部也不断出现分裂，且又发生龃龉。
　　 这不能不使人为之叹息。实际上，从深层次去考虑，无论是王安石还是司马光，或者说由他们两人为首的改革派和守旧派们，都是被封建统治阶级们所利用的工具。
　　 更应当叹息的，是由此而起的最终结果，却被一个以贿赂宦官而发迹，不顾民众死活而邀宠的“墙上草，随风倒”式人物——蔡京所窃据。蔡京把主张维持新法和恢复旧法的臣僚分为正、邪两类，共三百零九人，刻石文于德殿门，称“元祐党籍碑”；同时，把不合已见的变法派人员也列入了此碑。不可否认，北宋王朝的最终灭亡，和被蔡京窃据了二十多年的相权不可分割；这一时期，也成了北宋王朝极度腐朽、黑暗的时期。蔡京仅以借新法（“不患无财，患不能理财”）之名和“钞法”，就使北宋农民的税额增加了几倍，使许多商人“朝为豪商，夕侪流丐”，有些甚至被迫自尽。难怪朱熹会说：“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了。
　　 而使人尤为难过更深深叹息的，是在以王安石、司马光为首的新、旧党派之争中，还牵涉到了一位我国文学史上的巨匠苏轼。
　　 这位既不完全赞成激进式变法，又不依附于守旧派的苏东坡，用他小妾朝云的话来说，真是“装了一肚子的不合时宜”。
　　 苏轼主张社会变革应该严格法制，并认为严格法制的前提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他指出当时国家的两大隐患是立法不严和任人不当。他赞成变法，但方式上不同意王安石那种骤变，认为应该循序而渐进；温和的改革思想决定了他在政治上总倾向于进步，但所具有的保守色彩也在所难免。这样一来，一些偏于保守的老臣和偏于激进的变法派人物都对他表示不满。他的第一次被贬，就是因为连续两篇《上神宗皇帝书》而引起了变法派的不满，被诬告为借父亲去世返川时贩运了私盐。
　　 如果说苏轼的第一次被贬还仅是政治上暂时的失意的话，那么，“乌台诗案”却差一点要了诗人的性命；而这又是和变法派的矛盾所引起。好在宋朝自赵匡胤建国后几乎无杀大臣之先例，加上苏轼是当时公认的“天下奇才”，又有已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上书“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才总算捡回了一条性命。
　　 在流放海南时，苏轼的物质生活是极其贫困的；但此时诗人的精神生活却并不贫乏。政治上的郁郁不得志使他寄情于山水。这是我们值得庆贺的。北宋王朝少了一位温和的改革派主政，中国文学史却多了一位杰出的诗人和文豪。
　　 值得庆幸的是，这些人中，除了各自政见的不同外，在对文学的态度上却相当宽容，且也能算同路人，这促使他们更加重视和珍惜相互的友谊。尤其是王安石和苏轼，政治上一个是变法派的首领，另一个属于守旧派阵营；但在文学上，他们却是相互探讨、学习、推崇的朋友。
　　 王安石在做学问方面堪称宋代一家，但他过于执拗，作风武断。在《字说》一书中，他对汉字构造和起源的探究明显过于主观臆造。譬如说“波”字，本来是个形声字，可王安石偏想找出有趣的理论，竟解释为“波为水之皮”；于是苏东坡就开玩笑地说，那“滑”一定是“水之骨”啦。苏轼也有见解失误的时候，有一次他去拜访王安石，见王安石题的一首《咏菊》诗中有“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的句子，不由得暗笑当朝宰相连基本常识也不懂，认为菊花是多年草本植物，花瓣只会枯干不会飘落，于是就在王安石的诗句下面题了“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于诗人仔细吟”。王安石回家后见到苏轼的题句，心里也暗笑苏轼对事物观察的不仔细、全面，《离骚》中就有“夕餐秋菊之落英”的诗句，何谓菊花无落英？这事直到苏轼在黄州和朋友饮酒赏菊时才弄清楚。几年后，苏轼还专门就续诗一事向王安石解释认错。
　　 错综复杂的关系，纷乱繁琐的理论，恩怨不清的角度，使今天的读者难以用简单的一句话来评判这些古人。在未构思此篇文章前，我一直站在王石安的立场而对司马光不存好感。原因其实很简单，我们所处的时代本身就是一个改革的年代，耳濡目染着一件件新事物的诞生。这是从我们这个时代出发而得出的思考。但如果避开这些呢？特别是司马光，他的人格仍然显得模糊。
　　 假如把政治和文学分离，我想可以肯定，不论王安石还是司马光，或者欧阳修、苏轼，他们都应该能够成为诗词文章上最亲密的朋友。可惜的是，文学无法独立于政治。这是文学的悲哀，更是文学家们的悲哀。而在更深层次上，这些悲哀的后面还处处体现出另一份悲哀，那就是：他们的政见为皇权所服务；他们的努力为皇权所利用；他们的命运为皇权所控制。
　　 这便是另一种更为让人难受的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