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节的前两天，我正在看书，手机突然响了起来，屏幕显示是张老师的来电，我立马放下书，取下老花镜。“喂，老齐，你个书虫！后天是咱们一年一次难得的聚会，你不会又忘记了吧，今年可是第40个教师节哦，咱得找家大的餐厅，好好喝它一壶。教师节都已届不惑了，咱也退休十来年了，将近一辈子的修行，容易吗……”老张还在电话那头絮絮叨叨，然我心头涌上的却是杜甫在他《江亭》中的两句律诗“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书虫？第40个教师节？这光阴倏忽，天地悠悠，时间的脚步还真如夫子之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啊。放下电话，我问自己，此刻的心绪与当年杜工部坦腹江亭的心境，真的是与天上的白云一样悠闲舒缓，无意与流水相竞吗？我无可言状。书是读不下去啦，我索兴推开书房里的窗户，探身去看终日与我无言相伴的大小南山。
　　 今年秋天的脚步虽然来得匆匆，但是快到中秋了，深圳的天气却比夏日的酷热有增无减，热浪竟一浪高过一浪。在北方此刻应是一场秋雨一场寒了，然而横亘在前海与后海交界的深圳大小南山似乎也与自然“心不竞”，她依然深碧翠绿如同一道翡翠屏障，全无半点“月过十五，年到中秋”的斑烂苍桑。她面向大海，胸襟辽阔，与蓝天白云遥相对望，与苍茫大地深情话语。她从不向世人炫耀她是从新时器时代的涛天巨浪，荡漾碧波中冉冉升起的一颗南海明珠，但她却欣喜地注视着她脚下这个小小渔村的破石惊天，关注着她一跃而起的辉煌巨变。这个被风吹浪打历经了几千年变迁和发展的戚戚渔村，不也是刚刚上出重霄，气冲牛斗；不也是方才云销雨霁，彩彻区明？有道是，星移斗转，物华天宝，俊采星驰，人杰地灵，40多年的光景，这个在大小南山脚下，乱石穿空的海边渔村，如今她的苍桑巨变令神州为之骄傲，令世人为之惊叹。收回我对大小南山的致意，回望我近五十年的教学来路，用屈原《离骚》中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诗句来记忆五十年我身边的那些人，那些事，那些倥偬的山河岁月，我能像大小南山一样真正做到“心不竞”吗。
　　 1985年第一个教师节，我有幸被推举为一个小小乡镇的优秀教师，在不久前退出历史舞台的人民公社大礼堂，参加了极为隆重的优秀教师表彰大会。在会上我以年青的少数大学毕业的教师代表身份上台发了言，博得在座的全体干部群众和教师们热烈的鼓掌。会上我接过分管教育的副乡长授予我的奖状和两条印有大红奖励字样的枕巾，我竟热泪奔涌，激动得难以自己。其时算上读大学前三年的民办教师经历，我已是有着累计七年教龄的中学教师了。那时节文革刚过去不到十年，恢复高考后的大学毕业生也还为数不多，我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届。我们77、78两届的大学毕业生的分配用那时的话来说，是普遍不好，即大多分到了边远山乡，分到市区厂矿的是要有门路的。所以当时一些自认为分配不好而在山乡基层当老师的，纷纷找关系去到厂矿机关当了干部文员，或找门路调往城市学校。
　　 我也有过两次那样的机会，但阴差阳错两次调离教师队伍的机会都与我失之交臂了。一次是我因获得株洲市总工会举办的辩论大赛最佳辩论员的那次，我被湘江氮肥厂党委办公室看中了。湘冮氮肥厂，那可是当时的明星企业，是多少人招工就业而垂涎三尺的全民所有制大工厂。但我进厂办的名额被同样是师大毕业后分到更边远乡镇的学弟顶替了，据说他虽口才不及于我，但文笔更胜我一筹，厂办需要过硬的笔杆子，而不是空口能打哇哇的歪嘴子。第二次是我获得我所在县举办的演讲大赛第一名时被县人民法院看中了，他们派人接洽我，问我有意调县法院任书记员否。当时我认为书记员仅仅是法庭跑龙套的，其工作也仅限于开庭前后的事务性工作和法庭的记录，所以我不太感兴趣，当时我忽视了这一职务在司法体系中具有基础而重要的地位，大多法官都是从书记员做起的。人家见我意不在此，也就不了了之，当然我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因教师的清平而后悔莫及过，总是幻想着自己坐在庄严的法庭上，戴着大盖帽，身着制服的光鲜形象。
　　 我衷情于教育，甘心安贫乐道的思想，最早来自父亲的教益。那是我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当时父亲因种种原因被迫脱下了大半辈子穿著的白大褂，当起了豫东老家开垦盐碱地的农民。因父亲挣的工分換不回一家人的口粮，我们子妹总是连红薯干粉做的锅饼也吃不饱，小小的年纪经常饿得口吐清水，浑身颤抖不已。父亲便对我说，红润呀，你发狠读书将来当个小学老师吧。
　　 我反诘父亲，当小学老师要是下放了，像您一样不也会让自己的孩子吃不饱，饿肚子吗？
　　 父亲笑了笑对我说，当小学老师即便下放了，自己的孩子吃不饱，还可以喂他们吃精神食粮呀，嘻嘻。
　　 精神食粮是什么粮食，那能饱肚子吗？我又反诘父亲。
　　 能的，能饱肚子，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父亲对似懂非懂的我继续说。
　　 多少年后，我做了老师，不是小学老师而是初中民办老师，不用申请下放，节假日也还是要回生产队出工劳动的。我早明白了父亲当年让我当小学老师那些并无逻辑关联的教益，但安贫乐道的思想却已早早融入我的思想。那时我对当老师，哪怕是民办老师的意愿为何那样迫切，至今我都说不清道不白。我当民办老师是个偶然的机遇，但老师却是心中最必然的职业选择。那是1976年春天，我下乡插队的公社有三个民办老师参军去了，公社李书记在与我一次倾心聊天后，他知晓我语言表达的长处，他也了解我想当老师的愿望。当时，他已落实了两个从县七中高中毕业的学生顶替了两个民办教师的缺额，正差一个名额没有落实下来，他便当即拍板让我当上了公社的民办老师。我很快就由公社文教办将我分在离公社住地最偏远的一所文革中设立的戴帽初中，让我任初一两个班的语文教学。说实话那时的语文课本，除去大量充斥的时事政治，剩下的文学内容少得可怜也浅显得要命。我仅仅用一个星期不到的时间就把一学期的课本知识吃得通透，把一学期的课准备得滚瓜烂熟。虽然那些备课还只是条纲要，但以这条纲要为线索，我串起的人文为主的语文教学，竟然让山里的孩子赏心悦目，大获教益。我的教学也得到公社文教办领导和公社仅有的两所中学语文老师们的高度赞赏，于是我便在阅读和作文的公开课中崭露头角，并频频获奖。缘于说不清楚的意愿，缘于我对山里孩子发自心底的热爱和关切，我初涉讲台那几年的民办教学生涯便成了我立志从事教书育人职业的第一个高光时刻。同时也奠定了我师范大学读书的那几年里，我的各科专业成绩都分属前列的基础。吮吸着各科专业知识醉人的醴醪芬香，聆听着各科专业知识撼人的黄钟大吕，欣赏着各科专业知识的千年竹韵，我的教育专业知识打下了坚固扎实的基础，我日后教育教学的干劲就像如乳虎下山，蛟龙出海，霞光初照。
　　 学校毕业后，我还算走运，我分到了城乡结合部的郊区，一所区属的中学。轻车熟路，扬鞭快马，刚到学校就是两个毕业班的教学。那时历经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对教育教学的荒废，当春风苏醒了校园，当冲破云层的万道霞光重又普照校园，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气象，它孕育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只有走过那段激情燃烧岁月的人们才体会深刻，记忆铭怀。老师们拼将一腔亮剑的热血，学生们鼓起一番撼山的斗志；老师们编资料，粘剪帖，刻钢板，滚油墨，撸起袖子拼命干，学生们啃书本，背资料，战题海，熬通宵。老师们恨不能让自己的学生各科知识来他个三年早知道，学生们巴不得苦读寒窗来他个金榜题名乐逍遥。当然有辛勤的付出就会有丰硕的收获，能做个让学校、学生、家长、社会都满意的好老师，你就能在这天光云影共徘徊的三尺讲台站稳脚，你便能在教书育人的芬芳校园扎下了根。
　　 1985年，我教的第一届毕业班在获得所谓辉煌业绩的同时，我自己也收获满满。第一个教师节我被评为了区优秀教师，当年我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可是震憾我们家族一个石破天惊的大好消息，我大姐参加工作快三十年了，因她入党的事，工厂派人北上南下，外调内审了十多年，我大姐也只能泪眼婆娑地让她入党的崇高理想和她的年岁一同老去，她为解放全人类的愿望也只能像美丽的泡沫归于尘灭。而我仅仅累计教了七年书，仅仅一届高考毕业班，我就光荣地步入了中国共产党庄严而神圣的队伍，向着太阳向着光明，昂首阔步，大道天光。这一年，我结婚了，虽然我已35岁，早过了成家立业的档口，迟暮的婚姻虽步履蹒跚又艰辛，毕竟我也迈过了人生这道坎。第一个教师节被评为优秀教师，7年的教龄加入了伟大光荣的中国共产党，35岁不再年青却也能走进婚姻的殿堂，这在改革开放前的任何年岁，这三桩于我而言的人生大事都只是一个美丽动人的梦想，一个缥缈遥远的幻影。
　　 然而从来就“褔无双至”的信条，在1985年的年底还是被我好事成双结队的连连好运打破了。这年年底我被区里任命为这所我执教仅仅三年的学校校长，这是我人生的开挂，这是我命运的巅峰，这是我从事教书育人的第二个高光时刻。有时我梦中笑醒后，我扪心自问，我到底何德何能，我这般青云直上九霄，闪电式的命运变迁意喻何为？我思忖后明白了，因十年的文革造成了用人的荒芜，因改革开放的紧迫亟待稍事有点能力的人。我虽不是龚自珍先生笔下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所降的什么人才，但先生所描绘的“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的。”的过往，的确是到了“潇瑟秋风今又是，換了人间！”的历史雄关。我既生又逢时，那就好风凭借力吧。唯有披肝沥胆，唯有胼手胝足，唯有"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才能无愧于党和人民，无愧于历史和时代，无愧于我那求知若渴的学生和仰身攀登教书育人高峰的自己。
　　 在校长的岗位上我也仅仅干了三年，三年里我首先建立建全了我学校的师资队伍，我内联外引，逐年完善。我也赶形势，走前端办起了校办工厂，毕竟那些年我们历尽劫难的共和国要赶追世界的先进强国，各行名业要大干快上，没有坚强的经济基础，一切都是画饼充饥，空中楼阁。而且西方先进的管理模式一经引入，人本思想的怒潮也破堤而来。城里学校，尤其是工矿企业学校，各种教学补贴，教学绩效奖金奖励都扑面而来，人家有政府拨款，有企业赞助。我们学校虽经我和学校其他领导找关系走后门，区里也有稍许的补贴补助下拨，但杯水车薪，无济无事。那时我们搞校办工厂真可谓白手起家，白无一有，万事艰辛。但我们有全校教职员工的热心参与，他们自愿集资，他们托亲朋戚友找关系，找项目。我们很快办起了印刷厂，办起了石棉瓦厂，我们从无到有，开始有了微薄的收益。我们慢慢连本带利还清了老师们的集资，到了第二年我们竟然也可利用校办工厂的微薄收益发放我们教师的各种微薄补贴和教学奖金了。至今我仍然记忆犹新的是，1987年，我在期末教工大会的报告中最后引用了毛主席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著名论断，来比喻学校的校办工厂。我说：“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最后一句话一落地，座无虚席的学校大礼堂掌声雷动，经久不息。许多教职工泪光闪烁，激动不已。
　　 但1988年甫一开学，我的一纸辞职报告便张贴在校公务栏榜上了。为何正是战犹酣，快马加鞭未下鞍的关键时刻我提出了辞呈。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校办石棉瓦厂当时没有专人销售，于是厂长呈报校委会制定了销售奖励的策略。凡卖出一块瓦且资金入账回笼就奖励个人2角钱，这一销售奖励策略极大鼓舞了全校教职员工的销售积极性，当年校石棉瓦厂的效益也最好。我是校长也是校办工厂的法人代表，上面并无政策限制我不能拿销售奖励，且因我人脉较广，当年我获得的销售奖金最多。这引得一个长期与我有些龃龉的副校长极大不满，于是他告状到区政府和区税务局，说我不该获取这笔奖励。当然经调查后，我自无虞，那个副校长也因此被全校教职工指点。但我却觉得自己推磨挨磨棍，信心倍受打击。加之出任校长三年，我作为市语文教育学会的秘书长，无任何学术建树，学校繁杂的事极大地影响了我的教学，我便自以为义无反顾地向学校，区教育局，区政府递交了辞呈。有道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那段岁月里我不知是走了什样的“狗屎运”，我命运冥冥之中，似总有一个不曾谋面的贵人，在关键时刻，推我一把，帮我一把。我辞去校长的理由，区教育局分管教学的副局长十分赞成，在他的努力推荐下我调任区教研室、区教师进修学校任主任和校长并兼任区语文教研员。
　　 区教育局副局长姓梁，温文尔雅一介书生，他是文革结束后直接从下面基层选任上来的老牌知识份子。他个子中等偏高，一副眼镜架在高高的鼻梁上，睿智的双眸藏着深沉，蓄着热情，放射出独特的知人善任的光芒。他很少言语，微笑却永驻脸厐。不过只要他一开口便是妙语连珠，一语中的。严谨的逻辑，温和的指要，亲切的开悟，衷心的鼓励，他的话语让听者如座春风，如醍醐灌顶，无可辩驳，教益多多。我不知梁局长是如何在局长之间替我的辞呈开脱的，我也不知他是如何说服其他两个局长和书记同意调任我到教研室和区教师进修学校去任要职的。但我听传闻说，梁局长在说服其他两个局长和书记时，他最有说服力的理由是，像齐校长这样有扎实专业知识，又有领导能力的人去领导周旋校办工厂，抓几个绳头小利，那是对人才的浪费和不尊重。至今我仍感献梁局长对我的知人善用，我当然不是什么人才，是梁局长的高看和激励让我终于回归我的正道。后来，在梁局长的关怀爱护和直接领导下，我主持的教师进修学校和教研室的工作名噪一时，卓有成效。我负责的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验收工作更是获得省普九验收小组全体成员、区领导和区教育局及区下属学校的高度赞誉，我写的《托起明天的太阳》普九专题片脚夲，受到市电视台录制组的高度赞誉，他们说我写的脚本无需更多修改，分镜头拍摄，照脚夲配音都十分顺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