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生于1975年。那时，国家正处于转型时期，百姓都穷，活下去、吃饱饭就是最大的愿望。
　　 爸妈的骨子里，有些重男轻女的思想，封建的残余势力扎根，影响整整一生。他们认为，女孩子迟早要嫁人，不用花太多心思培养，至于读书可有可无。因此，大姐到了上学年纪，也一直没有进入学校，在家承担照顾弟妹的任务。
　　 我就是在大姐的身边长大的，对她有着一定的依赖性，像母亲一样。听大姐讲，那时，她自己才几岁，整天就用一根背婴带将我背在背上。每天早晨，爸爸妈妈腰里系着镰刀，肩上扛着锄头，脚上踩着解放鞋，上山去了，有时就是一整天。至于饭，一般天没亮时，就起来烧好放在锅中，他们自己装在饭盒里带走，我们饿了就掀开锅盖盛饭。大姐常吃不饱，没有什么营养，头发黄黄的，显得更是稀少，高度和灶台差不多。每一次，她都要踩着凳子上，才能盛出饭，先照顾我吃，再将我放进婴儿桶中，自己匆匆扒饭。
　　 她一边吃饭，还一边用余光照顾着我。小时候的我非常调皮，非常贪吃，虽然刚刚吃完，又张合着嘴，想往嘴里塞点什么，有时是木屑，有时是草叶，有时是自己刚刚拉出的粪便。大姐看到了，急忙帮我清理，生怕被爸妈发现。其实，就算爸妈知道，也不会责怪于她。那时候大家的想法很单纯，能活着就好，至于吃点不干不净的东西，正好印证一句话“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大姐还小，并不知道，只是手忙脚乱地帮我清理，擦洗身子，换好衣服，回头再去吃饭时，碗里的饭菜早被鸡啄食光了，空空如也。她无可奈何，只能饿上半天，因为家里的口粮限定，没人可以浪费。
　　 除了照顾我，大姐还得身兼多职：打猪草、洗衣服等等，要想休息，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打猪草时，大姐就把我解下来，放在田埂边，让我在那玩。反正田埂土质松软，不会摔跤，她也比较放心。放下时，她总要耐心交待，不能到处乱跑，就乖乖地呆在那儿，哪都别去。我看着她，答应得好好的，转身的事就不知道了。不过，大姐拿着篮子，沿着田塝打猪草，总不会走远，每次遇到危险时，立刻返回我身边。因此，一年半载都平安无事。
　　 到了夏天，天气有些炎热，高高的云朵挂在蓝色的天空中，不知疲倦的鸟儿此起彼伏地鸣叫，我坐在田埂上，有些不耐烦，看着田塝上的野果心动不已。老家有种野果——红萢，一颗又一颗，甜滋滋的，非常好吃。我颤颤巍巍地走过去，伸出小手摘萢吃，摘一个塞进嘴里，又摘一个。大姐远远地看见了，并不阻止，毕竟这萢，哪个小孩子不爱？她自己也经常摘一些吃，还用荷叶包起来送给我。
　　 一条小蛇窜出来，一口就咬在我右手中指的指背处。顿时，疼痛感袭来，我张开嘴大哭。大姐连忙跑过来，照看我的伤势。小蛇已经跑得无影无踪，指背处两个清晰的牙印。她急得不得了，不断地帮我用手挤，用嘴吸，还把我抱在怀里，拿萢喂我吃。我一边吃，一边哭。她只好放下猪草，把我背回家，去找爸妈。爸妈知道后，在老辈人的指引下，采摘了一些草药，给我敷起来。草药一敷就是十来天，都是大姐侍弄，采摘、捣碎、包扎。后来，不知是草药的作用，还是蛇毒轻微的可能性，我的伤口腐烂后又慢慢愈合，最终只留下一道疤痕。如今，每次看到右手中指上的疤痕，我总会想起大姐。
　　 对于以上的事，我年龄小，根本不记得，都是后来爸妈或哥姐讲给我听的。我记得的是我四岁时，大姐才进校门，爸妈省得没人照顾，也干脆送我一起上学，就坐在大姐的旁边，读识字班。
　　 到了学校，我还是大姐的拖油瓶，她一边听课，一边照顾我。老师是隔壁村的，姓程，读过高中。程老师很严格，我才五岁，不懂什么师道尊严、课堂纪律，只想着四处玩耍。头几天，坐了一两节课，我就实在厌烦，想着逃课，离开课堂，去山野里玩个底朝天。那时，学校只有一间教室，土墙土瓦，木头门，我一出门，像老鼠“吱溜”一下就不见了。大姐担心我，出来找我，找了半天才把我找到。再到教室时，程老师已经上课，我又哭闹个不停。程老师干脆让大姐别上课，把我哄好了再来。没有办法，大姐想着找爸妈帮忙。但是，爸妈已经上山下田，哪管这事。
　　 几天后，我干脆不上了。看我屡屡逃课，年龄太小，程老师找到爸妈，让他们把我带回家。爸妈也同意，让我推迟入学。幸好那时的我，已经奔跳自如，不需要人照顾。不过，即使如此，爸妈还特地交待大姐，下课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我，避免我干一些危险的事，发生意外。于是，每次老师刚喊下课，大姐第一件事不是上厕所，不是做作业，而是急着找我，看我没什么事，又继续回教室。她总是希望我就待在学校附近，实在不行就呆在村子里，只是调皮的我哪里愿意听她的话，哪里好玩去哪里，哪里有好吃的就去摘。
　　 五月，杨梅成熟，红得发紫，酸酸甜甜，像一个个小灯笼，格外吸引人。我刚吃完早饭，就谋划着上山。山里的路弯弯曲曲，狭窄异常，真正的羊肠小道，我提着一个小篮子，一路跑跳着上山，像只调皮的猴子。怕大人阻止，我谁也没告诉。大姐下课后，到处找我找不到，急得直掉眼泪，上课都没有心思。到了午后，才看到吃得牙齿都酸倒的我，看到我递给她的杨梅，责怪我的心思又没了。
　　 我五岁时，正式入学。有了老师的约束，大姐才把更多的心思投入到学习中。她的学习成绩不错，只是家庭贫困，读到四年级时，爸妈实在供不起。家里五个孩子，大哥初中，其他的全在读书。重男轻女的思想，促使爸妈是舍不得让大哥退学的，只能在漆黑的夜里，有些愧疚地对大姐讲：“要不，你读到五年级，就不要再念了。现在四年级，再读一年吧！”懂事的大姐听懂了爸妈的委婉，干脆提早离开学校。从此，她一辈子打工，学历证明上永远是小学未毕业。
　　 辍学后的大姐，非常懂事，不需要爸妈提醒，主动帮家里干活，小小年纪就开始赚钱。印象中，每年清明前后，茶季来临，大姐都要外出。十里外有个村庄“汪畬田”，叔公住在那里。叔公是爷爷唯一的弟弟，爷爷死得早，他心痛哥哥家唯一的孩子，经常照顾我家。茶季到了，大姐就去他家采茶，包吃包住，按斤论价。去他家，全是青一色的山路，青石板，两旁树木阴深，阳光几乎都透不下来，各种虫兽神出鬼没。我曾经跟爸爸去过几次，吓得胆战心惊，总要扯着爸爸的袖子，让他等等我。大姐去时，除了第一次不识路，爸爸带着她。其余时间，全都是自己独自往返。
　　 十几岁的小姑娘，一个人走在山间小路，听着未知的各种声音，怎能不害怕？隔着几十年的光阴，我现在想想，都觉得分外恐怖。到了叔公家，大姐自己照顾自己，不是大人却似大人，天天早起晚睡，衣服自己洗，觉一个人睡。一个茶季下来，她的两只手黑得不成样子，粗糙如松树皮，全是厚厚的茶垢，在光滑的石头上磨啊磨，才淡了一些。直到一月之后，茶垢才完全消失。
　　 听爸妈讲，一个茶季下来，大姐除了免费吃了饭之外，还能赚上几十元。当然，这里有叔公的特别照顾，也有大姐的不辞劳苦。
　　 回了家，无论什么农活，大姐都是不容置疑的壮劳力。夏天暑假时，夏收夏种，南方水稻一年二季。这是最炎热的季节，也是最忙碌的季节。太阳高高挂在头顶，地表温度足有四十度，田间的水就像开水一样，格外烫人。第一季收割时，不能放干水份，要不然土地太干，下一季没法栽种。
　　 大姐早早起床，下地割稻，拿着禾镰，很少直身。她的想法，一直身就想休息，一休息就浪费时间，稻谷割不完，就误了农时。我虽然放了暑假，也装模作样地下田，却总要找机会偷懒，或者拿水壶去打凉水，或者返回家里带饭。这些事，大姐看在眼里，从不计较，只是默默地像老牛一样耕耘，让“汗滴禾下土”，把辛苦写进岁月之中。
　　 到了九十年代，大姐坐上南下的客车，跟着隔壁村的伙伴，到浙江温州打工，去了拉链厂，一干就是几十年。几十年里，她从一个青涩的小姑娘，蜕变成一个中年妇女；从一个啥也不会的“小白”，成长为工厂的技术骨干。她干活从不推三阻四，而是任劳任怨，勤勤恳恳。每一位老板都喜欢她，总希望她多干几年。虽然要付工资，但还是喜欢。
　　 1998年，她在异地他乡，没有亲人，没有好朋友，在厂里遇见了姐夫。虽然姐夫年纪大，大她十几岁。她还是选择了他，那个质朴的农村汉子，两人结婚生子，把孩子留在农村，夫妻两人继续打工挣钱。因为吃苦耐劳，省吃俭用，随着时间推移，工资水涨船高，一年总能存上几万元，成为村庄附近较有名气的小富翁。
　　 攒了一些钱，大姐虽然已经出嫁，虽然生育了儿子，但心里还是惦记着我们家。2001年，大哥出了点事，大嫂的小妹想去打工，大姐就帮忙带着外出，介绍到附近的厂里干活，时不时去照顾一下，送点吃，帮点忙，聊会天。
　　 2001年，我中专毕业，没有及时找到工作，大姐也把我带上，到拉链厂里上班。我的技术不行，纯粹是大姐和姐夫的面子，厂里才留下我当学徒。学徒的日子，十分难熬，什么最难，什么最苦，都是他们的活。我经常上夜班，从晚上八点干到早上八点，整整十二个小时。大姐怕我饿了，还不时煮点夜宵给我送来，让我吃。至于我的一日三餐，都是跟着他们一起，刚开始直接白吃，后来交点伙食费；我洗完澡，衣服直接交给她，让她一起洗。
　　 干了半年，工厂想着搬迁，要搬往浙江丽水，那里税收低，厂租便宜。老板问大姐愿不愿走，她不想离开，只能辞职。我也跟着一起下岗，她与姐夫有技术，不用担心，我却没有，还是半吊子水平，根本没有人要。
　　 找工作的几个月里，除了我自己主动询问，大姐也四处打探，找这个人，找那个人，就为了帮我找份事，谋点活，好养活自己。那几个月里，我就跟他们一起住。为了方便，她干脆花了钱，在外面租了间房，我白蹭。几个月后，我总算找了个刚开的厂，干模具浇筑的活。新厂没什么生意，有一天没一天的。没事时，大姐让我去她厂里帮忙，赚多少算多少。
　　 下半年，我的厂实在撑不下去，眼看着要倒闭，“鱼肚子翻白”的节奏。我又成了无业游民，还是大姐操持，跟她所在厂的老板说情，让我另起炉灶，学起裁拉链的技术。
　　 偶然不上班，大姐会带着我去捡螺蛳。那时，温州的经济高度发达，如腾飞的巨龙；温州的河流同样浑浊，清澈难得一见。大姐提着桶，邀上几个伙伴，走很远的路，绾起裤腿，到溪里弯腰捡拾。好多时候，我又玩心重起来，去翻螃蟹，去捞小鱼，大姐也不管我。像我小时候，她永远是那么有耐心。捡半桶螺蛳，拿回去静养两日，吐一吐泥巴，大姐下厨烧起来，格外好吃，我总是吃得最多，桌子上的螺蛳壳堆成山。
　　 打工的生活五味杂陈，各色人等鱼龙混杂，好多人没事时，喜欢泡妞，喜欢赌博，一天到晚麻将“稀里哗啦”，我有样学样，也跟着学起来。为了方便打麻将，我还干脆自掏腰包，花了四十元钱，到市场里买了一幅麻将，平常藏在床底下，跟大姐说是别人买的。不过，打麻将终究是小打小闹，我不敢玩大的。大姐就身旁，背后总有一双眼睛，像一条安全的绳，阻止我坠入罪恶的深渊。
　　 2003年，我意外接到老家的电话，事隔三年说要分配工作。我匆匆回家，留下的裁拉链岗位空缺没有人手，老板不让我辞职，说要辞可以，要么等工人招到，要么不付工钱。眼看着，分配的时间要到，我必须回家，根本没有时间拖拉。大姐挺身而出，一个人干两份事，跟老板打包票，不影响生产，直到招到人为止。老板才点头同意，我提起背包，坐上客车就走，留下一堆烂摊子给大姐收拾。大姐多干一份事，其中的辛苦可想而知，只能不断地挤时间，连上厕所都是匆匆来匆匆去。后来，她却从来没有提过这份苦。
　　 我回了家，站上三尺讲台，当起人民教师。当时，工资低，首月工资才532元，没有什么好衣服。天寒白屋贫，我浑身发抖，想着大姐的织毛衣水平高超，就打电话给她，说要件新毛衣。大姐二话不说，点头同意。她待我这个小弟，就像儿子一般，给予无限的照顾。
　　 过年时，每个村庄红红火火，“噼哩啪啦”的爆竹声响起，大姐回到家，把毛衣从包里拿出来，我穿在身上试一试，刚刚好。这么多年，我买衣服，从来不知道自己的尺码，每次都不记得，都要服务员量，都要拿衣服试。大姐没有问半句，就清清楚楚，恰好合适，不是特别关心的人，又有几人能做到。至于毛线的钱，我未提，大姐也未提。
　　 过了几年，我认识了一位漂亮的女孩，单身久了想踏入婚姻的殿堂。大姐直接给了一千元红包，相当于一个月的工资。如今，到了2024年，即使拿出一千元，我都觉得肉疼，有点舍不得，那时工资不及现在的三分之一，她如此出手阔绰，皆是缘自深深的爱。
　　 我两个孩子相继出生，每年回家，大姐总要抽空到我家来上一趟，给点红包，送点礼物。哪怕忙得脱不开身，也要想方设法，从无例外。
　　 2022年，妈妈身体不适，心情烦闷，有些狂躁。我们整天照顾，愁得满脸皱纹，实在受不了。这时，大姐拍拍胸脯说，她回家照顾妈妈，卸了我们的负担。半年里，妈妈的情绪十分躁动，时不时大吵大闹，吵着要自杀，吵着要杀人，动不动爆粗口，让人根本受不了。我几次去大姐家里，呆不了半小时，就想着离开，逃离那是非之地。
　　 我们兄弟商量着，给大姐付工资，每月照着她打工的工资付。年底，我把钱准备好，大姐却根本不收，说照顾妈妈也是她份内的事。其实，在农村有个不成文的规定，父母一般由儿子照顾，家产也与女儿无关。
　　 对于家产，大姐从没有想法，更何况爸妈也没有家产，老一辈的人能攒几个钱；对于孝顺，她毫不犹豫地承担。
　　 这就是我的大姐，五十多岁，想着家里五十多年的大姐。感谢有她，让我的人生道路铺得更加平坦，让我的这个家庭过了一道又一道坎，迎来风雨之后的阳光。如今，父母虽老，但笑容满脸；我们业已长大，能肩扛磨难，脚踩泥泞，不惧风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