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简陋的校舍，快乐的生活
　　 我的家乡位于落后的大西北的浅山区，我们的村庄呈簸箕状，三面群山环绕，翻过山仍是山，西边呈一个宽阔的开口，外接大川，地势由东向西倾斜。会看地理的人说，我们的村子出人才，但笼不住人才，小时不懂，但现在想来，我们乡村，甚至整个西北，何尝不是这样。
　　 我小学就读于村小，那时叫民办小学，学校的老师全部是本村的社请教师。他们没有工资，由村里发工分。包产到户后工资是5元，后来涨到28元，基本上是正式老师的8到10分之一。正是这群社请老师，支撑了农村教育的半壁江山，坚持了半个世纪！现在回忆那些年的人和事，还历历在目。
　　 所谓学校，原先是社上的庙，到我读书时，已经大有改观，建成了土块房。后来听当时任校长的说，当时是动员全村；社员出义务工，各社分担木料，大都是农民砍了自家的树木，粗树身改成木板做门框、窗框，稍粗些的当檩条，细的当椽。那教室，明瓦天棚，外面下雨，里面滴水，但夏可以遮阳，冬可以避风，没有门，暖和时敞着，冬天就用破布做成门帘。上课时，一边听老师讲解，一边听麻雀唱歌。用的课本是老师自己印的，作业本是麻纸订的，反里反面写。课桌是一张木板，两边用土块支起，不到两米长的一张桌子挤着五六个孩子，凳子是学生自己从家里拿的。有的是半截木桩，有的是马轧，形形色色，样式各异，没有带坐具的学生，只有站着听课。黑板是在土墙上用黑墨涂一块，粉笔就地取材，山上的白土块正合适。上课敲的钟是半截钢轨，据说是我父亲弄来的，挂在一颗歪脖子树上，我还清晰地记得那铃声，急促的“铛铛铛，铛铛铛”，是集合；“铛铛、铛，铛铛、铛”是上课；舒缓的“铛，铛，铛”是下课和放学。学生听得明白，小鸟和动物也分得清楚。
　　 学校真正是开放式办学，校园无校墙，从教室出来就是一块空地，是我们的操场，有一个简易的篮球架，旁边是土块做的乒乓球案子，篮球、乒乓球拍子都是自制的。这操场，还是我们的“练字本”，生字学完了，老师把我们从教室里赶出来，我们整齐地蹲在地上，拿根柳枝在地上写字，一行五字，边写边退，写完后让小组长检查，老师抽考，合格了，就可以去玩了。现在想来，教师是面对面批改，学会就去自由活动，算是教师的奖励吧。那时奖惩分明，作业当堂完成，没有家庭作业，寓教于乐。操场，还是农闲村民们聚会的场所，三五一群，家长里短，红白喜事，都在这里进行。没有围墙，方便进出，邮局的信件，在这里转发，不识字的家属，来这里请求老师读信、写信，邻里有了矛盾、纠纷，来学校寻求调节……
　　 最高兴上的是体育课，几个班的同学一起上，先集中起来进行热身，从操场出发奔向小山岗最高点，返回操场后自行活动，平时体育课和课外活动连在一起，一天的活动超过一小时。
　　 就是这简陋的学校和土生土长的老师，培养了一批以一批的大学生。我们小山村是远近闻名的状元村，总人口不到800人的村子，考出去的学生不下150人，几乎家家都有。现在学校有了宽敞的校舍，有了多媒体设备，教师也是有资格的正规军，可遗憾的是，随着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大量农民涌进了县城，学生越来越少。
　　
　　 二、有理无理三教鞭（记威严的老校长张景仰先生）
　　 七岁那年，我和堂弟去上学，我们的老师怎么这么熟悉啊，他不是我们队上的饲养员吗？记得队里的牲畜圈是我们毛孩子的乐园，他是那儿的主人，常常哄着让我们给大牲畜刷毛，刷干净后奖励我们的是铡成一段一段的高粱杆，那高粱杆嚼起来水分很多，甜甜的，是我们最喜欢的零食。他心情好的时候，还喜欢给我们讲故事，张飞、李逵、孙悟空就是从他那儿听到的。
　　 后来才知道，他是我村出去的公家人，后来犯了错误又下放回来当了农民，可不会种庄稼，就当饲养员，读过几年高小，刚好那年学校开齐了五个年级，以前是三个年级，三年级后大多辍学了，还要上学的，就得到镇上去。因为村里缺老师，他又是个文化人，所以就成了我们的老师。
　　 真是有缘，我的学习生涯，他的教师生涯，就这样一起开始了。
　　 张老师教学十分认真。那时老师都有一条教鞭，用直直的手指般粗的荆条做成，一米多长，大头的一端钻个孔，用绳子做个环，不用时挂在黑板旁。教鞭有两个作用：一是指示和提醒作用。当教学时，老师用它指着黑板，划着笔顺，数着声调，我还记得，张老师教生字时，教鞭指到那，我们就跟读到那，很象指挥家的指挥棒…….当学生注意力不集中时，用教鞭狠狠地敲敲黑板或轻轻地敲敲学生的身体，提醒我们集中注意力；二是惩戒作用，当学生没有完成任务或者犯了错误时，教鞭就会落到他们手掌上。
　　 张老师有句口头禅，“有理无理三教鞭”，就是学生犯了错误布置的任务没有完成时，不问原因，先给他们手心三教鞭，再让你陈述原因，这三教鞭，你得主动去领受，远远地伸开手掌，手心向上，教鞭落下时，一动不动，如果你敢躲避，就不止三教鞭了，老师会将你的手心握住教鞭也会加狠。张老师也因材施教，智力好的，一道题做错，是五教鞭，智力差的是一教鞭，学生上去领作业本时看到作业本上的“X”，会乖乖伸出手心。学生受了惩罚，绝不敢向家长说，不然又是一场“有理无理”不得辩论的惩罚。村里六七八九十年代的孩子，几乎都受过张老师教鞭的教诲，可三十多年的教学生涯，张老师从没受过投诉或家长的不满。
　　 那时我虽然调皮，可学习比较好，还喜欢助人为乐，鬼点子多，几乎没挨过教鞭的惩戒。那时我们喜欢做一个恶作剧，就是快上课时，赶紧进教室，将门虚掩，把黑板擦小心地放在门上，谁一推门，黑板擦就应声而落，敲在进门人的头上，我们常用这个办法“处罚”最后进教室的同学，美其名曰“安瞎瞎”，赢得同学们欢快的笑声。那次这个“美差”点让我捡到了，并且我用一个谎言将同桌骗开，他肯定是最后进教室门的，于是我扫了满满一捧粉笔灰，细心地堆在黑板檫上，待其它同学都来之后，轻轻地闭上门，再认真地算好同桌进门的位置，小心翼翼地放好黑板擦，当我做好了一切工作，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坐在座位上兴奋地等待那个可怜虫的到来。上课铃响了，“瞎瞎”还没出现。我如坐针毡，忐忑不安，可别让老师先进来。这时可怜虫变成了我，正在我心神不定、不知所措时，门开了，黑板檫也应声而落，目标也击得很准，当看到帽子上满是粉笔灰的张老师时，我眼前一黑，脑子一片空白……当然，手心的三教鞭是不可少的，但我没觉得疼，当惩罚过后，我是那样的舒畅……
　　 记得安四因受的处罚较多，对教鞭怀恨在心，一天，终于忍无可忍，偷偷地将教鞭弄折丢了，张老师上课来时没了指挥棒，竟手足无措，不知怎么上课了。张老师问，谁能给咱们做个新教鞭？在班上最不被重视张二妮怯生生地举起了手。张二妮瘦瘦的、矮矮的，梳着一双黄黄的小辫了，学习总在倒数，别的孩子玩的时候，她老躲在角落里当观众，一天几乎听不到她的声音，看不到她的影子，在班上，几乎听不到她说话。张老师用不放心的眼光看着她，但因为再没有人自告奋勇，也就答应了。第二天，讲桌上放了一根教鞭，粗细均匀，通身圆润，看来经过细心打磨过，大头的圆孔上挂着金黄的穗子（据说穗子是她自己用毛线编的），张老师少有地当众表扬了她，夸她手巧。也不知为何，这根教鞭它的惩戒作用就很少用了，使用寿命更长了，直到小学毕业，再没换过教鞭，只是换过好几次穗子。
　　 张老师还有一句口头禅，“考试一定不能怯场，我怯场了，就没考好。”每当学生要考试，他就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教育学生们要沉着冷静，要认真审题，细心答卷，更不能怯场。他举例说自己参加考试时，因为怯场，初中没有考上，只读了晚小，参加了几次转正考试，因为怯场，没能发挥出水平，到如今还没转正……那时觉得张老师如同祥林嫂一般啰嗦，现在对那时的想法感到自责后悔。
　　 后来，张老师成了这儿的校长，正是因为他工作一丝不苟，认真负责，兢兢业业，一所民办小学的教学成绩在我镇一跃超过了公办学校，外村的村民慕名而来，舍近求远，将子女送来，一个人口总数不到八百人的小村子，学校里学生空前高涨，达到三百多人，迎来了小山村小的全盛时期，他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老校长”，这个称号陪伴了他的后半生。
　　 可张校长命运多舛，年轻时因莫须有的罪名，丢了公家饭，从教近三十年也没能转正。1995年之后，每年都组织考试录取一部分社请老师转为有编制的正式老师，可张老师次次因为数学成绩低而落选，根据国家政策，1984年9月前在岗的民办老师，2009年时全部录用为正式教师，解决编制问题。可张校长2008年5月年满60岁，退休了。当时已经有了消息，好多人劝张老师隐瞒一下，将档案年龄改小，就转正了，可固执的张老师说：“我一辈子没做过弄虚作假的事，绝不改！何况社请教师退休了，公家也给退休费，家里还有两亩地！”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退休后，他也务过一段时间的农，高度近视的他，犁地时看不到地头，常常吆喝住了老牛，跑到前边看是不是到头了，后来，他想了个办法，这地有多长，能走多少步，他一边扶犁，一边数步。别人犁地时，指挥牛得心应手，就如同老师要求学生，可一到张老师手里，牛就不听使唤了，满地跑，张老师就自我解嘲地说：“到底是牲畜，不象我教育的娃娃那样听话。”他犁的地，常常上面杂草丛生，没有犁熟，别人一天犁的，他需两天，他摞的麦垛，碾的时候常常进了水，媳妇子看不下去，自己学着做，竟然做的比他还好。
　　 他在家中的地位也渐渐低了，他碰到同事就说：“校长好当，家长难当，那时三四百人，我指到西，没有一个往东的，现在三四个人的家，我说往西，没有一个听话的，不是东，就是北，家长难当啊！”一句话，道出了他多少的心酸。一位当包工头的学生偶然见到了落魄的老师，便请他在工地上看材料，一是帮助他，二是让他看材料，放心！恬好当时教育局改建，张老师去那儿值班，教育局的好多干部认识他，和他关系都不错，几乎天天有人请他吃饭，当时的教育局长肯定他当校长的成绩，尊重他的为人，常和他聊天，工程建完时还送给他几瓶好酒、几条好烟，留他在教育局当门卫，因为他学生的挽留，这事没成。他的学生回乡就说张校长在教育局如何吃得开，这段经历也成了张老师阿Q的一个材料。记得那年去张老师家，还喝过局长送的酒，吃过局长送的烟，这烟酒也不知张老师招呼了多少人，很多年过去了，酒瓶一直摆在他家的桌子上。
　　 晚年的张老师有一个爱好，就是喝酒。乡邻们的红白喜事，张老师是坐上客；每逢谁家有宴请，张老师都是贵宾。几乎家家的掌柜，都是他的学生，有的家庭，甚至两三代。如果有酒，他都是敬的对象。而张老师十分讲义气，来者不拒，因此，每酒必醉。他醉了，不发酒疯，只是喋喋不休地说个不尽，回忆当年当校长时的英雄气慨，叱咤风云。回忆教出的那个学生，有多出息，对他是何等的尊敬，回忆起来没完没了，不分对象。我就经历过一次。那年给我爷祝寿，也请他来当贵宾。他是第一个来的，喝了一天，午夜时时还缠着我们兄弟几个唠叨，重复来重复去就那么几件事，陪不过他，我们就安排他和我们一炕睡了，两三点时，我渴醒了，起来喝水，发现他还在说个不休，竟没有发现我们几个都睡了两三个小时。还有几个传闻，说他去作客，喝高了，往家走的路上，在树底下小便，结果靠住小树，用裤带将自己和小树系在了一起，路过的人碰到，清楚地听到他在说：“表弟，不要扶了，我没醉，清楚得很。”路人观察了好一会，发现他确实醉了，就护送回家。还有一次，他喝多了，回家到门口，一股酒涌上来，吐了一地，人也倒在了地上，他家的大黄狗过来，舔了他的呕吐物，也醉倒在一旁，半夜寒风一吹，感觉冷了的他，顺势搂住了狗肚子，摸着大黄狗的身子，还自言自语地说：“表弟，你也喝多了，不过你预事宽展，才刚立秋，就穿上了皮衣，戴上了暖帽子。”后来，和他一起喝酒的人，酒场结束时，一定会派个清醒的护送回家，我就当这个“护醉汉使者”好几次。可护送麻烦，送到家，师母的脸色更难看，慢慢地和他一起喝酒的人越来越少了，庄里的红白喜事，都躲着他，就是遇见了，也只是应付几句，不肯同他多喝酒，主人也另设一席，让他慢慢品，然后哄着护送回家。
　　 英雄访好汉，大浪淘沙，慢慢地，他的酒友仅仅只有他表弟一人了。他的表弟叫安吉祥，是我们村的老书记，小他一个月，俩人是同年从不同岗位上退休的。哥俩命运相似，性格相投，年青时是革命伙伴，老年就成了亲密无间的酒友，经常一起谈天说地，切磋拳技，哥俩晚年一起喝酒的场面，成了那几年我们村的一景。俩人一喝，就吹开了，一个说，弄死你的命，不费尽；一个说，那当呢，看最后谁弄死谁；一个说，那咱们就要给子女们说清楚，喝死了，不能追究你们表爸的责任；一个说，那当然，君子协定……这样喝了两三年，一个暖冬的下午，表兄家杀了年猪，约表弟来家较量，啃过猪骨头，话还没说过瘾，酒还没喝二两，表弟发现表兄与平常不一样，眼睛耷拉着，互相调侃时吐字不清，嘴角还有口水往下滴，连忙叫过来收拾下酒菜的表嫂，自己匆匆地往外走，路上碰到人时，还说，表兄喝酒就是不如自己。到村部，通知了村医，让他去看看，就灰头土脸地回家了。张老师也再没缓过来，只是后来听说，张老师最后一句话是：我的酒量真不如表兄，勇儿，我的死与你表爸无关（勇儿是他的儿子）。安支书不知是难过，还是羞愧，葬礼上没有他的身影，只是托儿子送来一幅挽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