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姐生于1979年，大我三岁，年龄与我相仿。
　　 家里穷，爸妈重男轻女，二姐读书迟，9岁才上一年级。她背起书包进入学校的时候，我也坐进了小学堂。我们虽然年纪相差三岁，但读同一个年级。三年级期末考试，她发挥失常，语文只考了58分。按照当时的规定，不及格就得留级。
　　 二姐很是不甘，一个人坐在门槛上，饭也不吃，看着渐渐聚拢的夜幕，数着星星一点点变多，月亮不解风情地爬上树梢，泪水溢出眼眶，流满脸庞，又滴落在地。鸡已入窝，无声无息；鼠已出洞，四处乱窜，妈妈看不过去，说明天找老师说说情。
　　 说情的结果是没有办法，不能开这个口子，避免有一就有二。老师无情地回答，要么留级，要么不要读书。不读书，二姐更是接受不了，只能无奈地接受留级的现实。
　　 新的学年，我背着书包离开村庄，上高小读四年级，二姐只能重新读三年级，居然比我还低了一个年级。一时间，成了全村人的谈资，茶余饭后聊了许多次。为此，我也觉得格外骄傲，以为自己是天生的骄子，读书的小霸王，成绩的佼佼者。殊不知，多少个暗夜，二姐只能默默躺在床上，盖着被子，独自承受其中的苦果。
　　 二姐真的读书不行吗？不是的，她太忙。每天放学回家，总有忙不完的事。父母从不让她闲着，有时刚从书包里拿起作业，就被妈妈劈头盖脸一顿骂：“没看见家里这么忙，也不知道帮一点。”次数多了，二姐就长了教训，放下书包后，去喂猪喂鸡，打猪草，切猪草；早晨爬起来，立刻提上一桶衣服去河里。至于作业吗，反正不多，随意做一下就行。那些年，老师也不太管，反正家家户户孩子多，学校学生多，读得上就读，读不上就不读，辍学的一大把，留级的一大把，司空见惯。
　　 二姐读到五年级毕业，妈妈就对她说，不要读了，去学门手艺，将来好谋生。二姐不答应，非要再读。最后，两相退让，二姐读完初一辍学。她读初一时，我读初二。我们在同一所学校。学校混乱，老师心不在焉，学生不思学习。我与同学发生纠纷，被人按在地上“摩擦”，没有反抗的余力。我人小，个子矮，全班最矮的一个人，吃得不好，营养不良，显得面黄肌瘦，根本不能跟别人相比。
　　 听说后，二姐立刻放下手头的作业，匆匆赶来，二话不说，提起对方的领子，让对方住手。与我打架的小子看着气势汹汹的二姐，这才不甘不愿地松手，我逃过一劫。
　　 失学后，二姐倒没责怪爸妈。毕竟1994年，学费正是最贵的时候，每人都要缴纳四百多元。我家加个读初三的二哥，三个小孩读书，一交就是一千多，还要吃穿用度，土里刨食的爸妈确实养不过来，哪怕剥一层皮也不够。至始至终，二姐都没有想过靠读书这条路能走多远，只能多读一年算一年。其实，二姐的成绩挺好，特别是数学，一直是班里的拔尖选手，差不多满分，老师提起她总要竖起大拇指。辍学，实属无奈。
　　 最后一学期的成绩单没有领取，二姐就跟着隔壁的师傅学起了裁缝。学徒三年，跟着师傅在不同的村庄流转，帮人裁布做衣服。二姐十分好学，托我买笔记本做笔记。周日，我放假回家，她给我五元钱，让我去集镇上买来给她。一本笔记本，只要三元左右，剩下的钱全都给我。她的学徒工资很低，只有一点生活费，不饿着就是最大的愿望。她省着花，还变得法儿补贴我一点。只是我根本不懂事，钱花完了，笔记本却没及时交给她。她倒不责怪，不急躁，多等两个星期也不催。
　　 学好裁缝后，二姐跟着大哥一起到了浙江东阳，却去了冰棒厂工作。九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劲乱，每年一大变迁，前两年还风靡的事，过两年人们已不再提起，如裁缝。满大街的服装店，买来既方便又便宜，谁还请人做衣服？
　　 每逢夏天，冰棒厂的生意特别好。1998年，我读中专，暑假二个月时间，不愿意回老家，坐上火车到了浙江，在东阳玩了一些日子。虽然住在大哥那，但时常去二姐那玩。晚上有空时，她也带我出去逛，逛公园，逛游乐场。在东阳广场，她带我喝汽水：玻璃瓶，橙黄的汁液，甜蜜的口感，配着炎热的天气，如潮的人群，味道十足的好。
　　 冰棒厂工资不高，二姐干了两年，去了义乌大陈。对于这个地点，我一直停留在记忆里，皆因二姐呆了好长时间，大概三五年之久。那里工资不错，每年辛苦上班，可以拿到2～3万元。这是二十一世纪初期，大家的工资都不高。拿到这么多，二姐挺满足，虽然常常加班，但至少干得顺手，与她学习的裁缝技术有关联，算是本业。
　　 每年春节，二姐辛苦打工一年，回家总要给我带些礼物。有一年，她给我买了一件皮衣，真正的皮衣。虽然不是貂皮之类，但确定是猪皮无疑，十分保暖，下雨不湿，既可以当外套，也可以当雨衣，穿在身上十分霸气。价钱挺高，听说要好几百。要知道，平常我们穿的衣服，大多是十几元，一件外套上百元，对我来说都已经是天价。这件衣服，我一直留了许多年，直到2007年左右，表层的皮开始脱落，我才恋恋不舍地送它进入垃圾堆。
　　 2002年，爸妈想着二姐的婚姻大事，考虑着离家近点，好帮忙照顾点。他们作主，找到隔壁村的一户人家，提议对方上门提亲。在他们的操持下，姐夫与二姐相识并于2003年，踏入婚姻的殿堂，享受人生另一种的幸福。
　　 结婚后，二姐不再去大陈打工，跟着姐夫来到浙江乐清，开起了烤鸡店。不得不说，姐夫勇气可嘉，在陌生的城市，人生地不熟，考察地点，购买设备，请人装修，成功开业，只是他们并不擅于经营，没多久就关门大吉。后来，又把机器运回家乡婺源，想着不能作价贱卖的原则，继续开店，恰遇禽流感，人们提鸡色变，生意无从做起，惨淡经营还赚不到店租，硬是支撑了三月，再次宣布倒闭。
　　 期间，两个女儿相继出生，二姐在家乡找了份工作，一边工作一边带娃。孩子的成绩不好，姐夫不服输，还想着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干这个店，干那个店，结果都没有干成，一年赚的钱除了维持家庭开支，几乎没有任何结余。2006年，二姐买了一套房子七万多元，70多平，借了一笔钱，债一直没有还完。
　　 贫贱夫妻百事哀，二姐与姐夫没有钱，纠纷不断，吵架不断。姐夫为人豪爽，爱抽烟，喜聊天，干活慢，虽然不计较，但也有点缺乏责任心。二姐想着卖掉小房，换套大房，一家人住着舒服一点，奈何姐夫不给力，并没有这样的想法。
　　 两人三天一小吵，两天一大吵，许多人都劝过，还是无济于事，终究还是领取了“离婚证”。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小房卖了，钱一人一半。二姐性格刚强，在独自一人的情况下，再次购买一套大房，花费110多万。
　　 这么多钱，虽然有之前的一些存款，缺口还是很大。二姐到厂里，开始没日没夜地苦干。家乡的工资不高，每个月也就三四千而已。因为二姐是技术工，手脚快，老员工，厂里开的工资比别人要高，不过干的活肯定比别人要多。每星期只有周日不加晚班，每个月休息一天，换来一年5～6万元。我的岳母曾经跟她一起干活，说她身子那么瘦，居然挺能扛，新冠疫情期间没感冒，还没日没夜地加班，真是佩服。
　　 我常跟二姐讲，不用这么拼，身体更重要。二姐说欠了那么多债，总要还吧！我也无奈，只能顺其自然。
　　 这些年，妈妈生病，瘫痪在床，一年到头需要人服侍。爸爸在家，承担了这艰苦的工作。虽然一日三餐有爸爸，但作为子女，有空时总要进去看看。好不容易休息的一天，二姐就放弃难得的自由，拖着疲惫的身子，骑车或搭车回老家，给妈妈洗头、洗澡、洗衣服，为爸爸减轻一些负担。
　　 妈妈脾气不好，常年躺在床上，总喜欢骂人。二姐受着，笑着听，并不逆着老人家的心理。每次回家前，总要打电话回去，问爸妈需要什么东西，提前购买，骑车带回，尽量满足老人家的心愿。
　　 虽然离了婚，两个女儿一人一个，但二姐还是带着两个女儿，负责她们吃喝，毫不怨言。姐夫虽然提供一点经济援助，但其它的忙是帮不上的。二姐并不计较，她认为孩子是自己生的，总不能因为离婚让她们受到孤立。因此，两个女儿开开心心，没有受到丝毫影响。
　　 我的二姐，一个坚强、勤劳、无私的人。虽然生活给了她很多困难和挑战，但从未放弃过对生活的热爱和追求。她的坚韧和毅力让我感到敬佩和自豪。我希望她能够继续保持这种精神，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能够坚持下去。同时，我也希望她能够找到自己的幸福和快乐，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