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水·缘】独特与超越(随笔) ——文艺访谈面对面
欢迎大家来到《文艺访谈》文学面对面第五期,让大家久等了,我是栏目策划人晋中市文联——郝晓廷。今天文学面对面迎来我们的贵宾,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西省女作家协会副主席,国家二级编剧陈亚珍老师。陈亚珍老师著有长篇小说、长篇纪实文学、散文集十余部,以及多篇中短小说、评论等,多次获奖。
陈老师在多年的写作实践中,从女性视角创作了很多的女性形象,她的内心是博大的,视野是开阔的,作品的批判性和反讽性既尖锐又深刻。那我们就从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开始与陈老师进行思想碰撞、创作灵感的交流吧。
郝晓廷:我们先来简单来谈谈您的经历吧。您是怎样走上写作道路的呢?或者说,什么契机让您拿起笔,开始了文学的书写?
陈亚珍:谢谢主持人的访谈。我已退休十年,基本足不出户,大家还记得我,非常感谢!
我的经历并不复杂,一生工、农、商、学转了一圈,可说是综合经历,这也奠定了我丰富的写作资粮。论起我是如何走上写作这条路,开始只是想给母亲写一封信,一写就写了十年,写出了长篇小说《碎片儿》。也许别人写作是偶然,我是必然!因为我渴望诉说,所以写作是我心灵的需要。有人说愤怒出诗人,我更相信苦难是作家的温床。因为生不逢时,1959年生人,正是“大跃进”,父母为革命工作无力哺养我,我出生三天,眼睛还未睁开就送出去,在不属于我的怀抱里长大。六岁时从奶妈家回到父母身边,又正值著名的“四清”运动开始,保姆不让用了,我又被送到乡下姑姑家九年,前后十四年与骨肉分离,父母之于我是陌生的,在我的经历中,我发现了我成长时代最大的缺失就是爱,爱是具体的细胞,但我却未能享受到!《碎片儿》并不是完美的作品,但饱含着对爱的渴望,追求作为一个女儿获得正常感情的权利。《碎片儿》出版后,有人称之为现实版《简爱》,很多读者为之动容,都说与他们的经历太像了,激活了他们的情感。我这才知道我写的不是我一个人的经历,而是一代人的情感缺失。所以,我的写作目的就是寻找人间之爱!
郝晓廷:陈老师,其实有时候我很羡慕少数民族地区。我总是觉得,他们那样的地方好像更有灵性,也更加生机勃勃。我们中原文化被儒家影响太大了,会缺乏那里的民风浩荡,创作出来的人物会给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您觉得地域性对一个作家的影响大不大?
陈亚珍:地域不是决定文学优劣的原因,只是特色不同。也许身处中原,民风民俗习惯了,所塑人物都是身边的人,但真正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人格并不多见了,中原人也被杂糅的外来文化浸染了。也许异域风情的鲜活,冲击力更大一些。但文学不是符号,文学是生命的挣扎,灵魂的论辩,最终,文学是要给人类以精神滋养和文化引领。做到这一点其实很难,作家本身的文化积累和精神建构很重要,这可能是作家终其一生的目标。一个杰出的人不一定能写出杰出的作品,但杰出的作品一定是由杰出的人才能完成。爱与怜悯是一个作者必须具备的情怀。否则,所写作品格局会很小。儒家文化恰恰就是树人,可人自身修炼意识已经很淡。现代人所学的知识都是教你如何更标准地做一个称职的工具。工具只需要术,不需要魂。这是人文的危机。
郝晓延:回归您的著作,《羊哭了,猪笑了,蚂蚁病了》这部小说是对于革命背景下中国乡土女性的精神矛盾和灵魂冲突的揭示。第一部写“娘”节烈的奴隶,第二部写久妮婶权力的奴隶,第三部写玉米占有的奴隶,用三个女性来显示女性人格成长历史,这是对男性话语主体的一次突破。当代中国,女性作为群体,仍然长久地受制于我们父权的历史传统,女性书写确实在蓬勃发展,但事实是女性好像更能共情女性,男性视角下的女性角色和女性视角下的女性角色是不一样的,您同意这个观点吗?您觉得不同性别视角下创作的女性角色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会这样?
陈亚珍:我同意不同性别下书写角色不一样的说法。
女性书写女性,更了解女性,或者说他写的每一个人物都可能是自己性格的某一个侧面。女性写女性是内叙述,而男性写女性是外叙述,他们是审视的,观察的,探索的。如此,书写视角有了区别,阅读感觉也不同。女性与男性就是相互的一面镜子。如果把男性比作一座山,他在书写男人时,他就是山本身,只不过不同形态而已。女性书写男性,她也是以观察者的视角进入。这只是我的看法而已。
郝晓延:我看过您《灵魂论辩的维度》这篇文章,给我的感受是:灵魂论辩的维度其实是作家本人在长期创作中不断积累和思考,最终拥有独一个你自己,你自己就是作品的“魂”。现在作家更多是通过写作技巧去表达“我”,“我”的分量越来越重,“他人”的分量越来越轻。这不是因为作家妄自尊大,是因为小说的本质其实还是求真,“我”有可能是“求真”特别好的一个中介。您认为创作者求真的办法是什么呢?如何能够达到拥有“独一个我自己”?
陈亚珍:先说求真,在艺术上求真,不在“我”或者“他”的问题上。我、你,他,是叙述人称。现在流行第一人称“我”来叙述,似乎更接近人本,因为“我”是灵魂自白性的感觉,娓娓道来更能贴近心灵诉说。其实求真与人称并无关系,求真的要义是写作者的真诚而致,灵魂在场,随心而写,必须忠诚于你的眼睛,忠诚于你的心验和体验,而不是看气候,观表情,把温度,讨好谁,有何种目的。比如讨好市场,迎合奖项或者某种意识形态等等,这一切都会失“真”。用高超的技巧编造与心灵自然喷涌而出,哪一种更真?不就一通百通了吗?文学说到底是心灵的工程,我需要写作,不是为写而写。把心世界写活了,“真”不求而至。文学家就是勇于把血淋淋的心抛出来贡献给读者,这既要胆识,也要智慧。胆识就是“我敢”,智慧就是“无我”。
至于如何成为“独一个自己”,因人而异。我想,作为一个作家,必须有发现的眼光,避免人云亦云,避免被同化。谁敢做一个“旁观者”谁就是独一个,谁勇于忠诚于文学的尊严谁就是独一个,谁勇于把自己的心验和体验准确无误地书写出来,谁就是独一个。谁冷静地忠实于历史并真切地书写出来谁就是独一个。谁不盲从,不违心,不被潮流所挟裹谁就是独一个。知行合一就是独一个,谁能在名欲利欲的门外唱出最美的歌谣谁就是独一个!
灵魂的维度是自我修炼的过程。作品中作者的影子越隐蔽越好。当作者的灵魂觉醒,他会对自己笔下的人物充满理解和怜悯,事实上,每一个人物都赋有作者所给予他的使命。当作品完成后,其品位高低即见作者的灵魂维度。
郝晓延:您是怎样看待作家的自我成长与超越的?
陈亚珍:作家的成长与普通人的成长没有什么区别。人之来世就是因德行不圆满才来到地球,人的终极目标也是在不断完善自己的人格。成长就是在祸福苦乐中不断地搓、磨来历炼自己韧性、耐心、柔心,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悟出道理,道说不出来,但能感受到,理能说得出来但无道理则废。明道而后识理,人自身就会变成一束光,照亮自己也照亮他人。作家与常人所不同的是,常人历练了人格,人格就能感染周边的人,产生和谐的气氛,这就叫幸福。而作家则是可以以文学展现出成长的过程,像水墨画一样慢慢感染并有引领作用。我以为作家的成长与文学同步,并不是说条件成熟了才开始上路。写作是手段,心灵成长是目的。就如木工是木匠的修炼场;土地种植是农民的修炼场;机床是工人的修炼场;一个公务员的政治品格就是修炼场。一个技术精湛的工匠,必是心灵在场,他生产的工艺就一定可以进入审美,同理,一个作家的文字能够让读者如饮甘露,离不开内心发出的光芒,他的文学品质也才有了审美衡量。否则,淫棍即便披上圣贤的外衣他也是淫棍。正如爱默生所说:“真正的诗歌是诗人的心灵,真正的船只是造船的人。”道明了真正有价值的仍然是心灵!
人文,人的品质是第一要位。德行圆满就是超越,凡是天底下的人概莫能外。爱是宇宙的全息,是人类的信仰!作家是人类的思想、灵魂、良心,没有悲悯众生的灵魂写不出好作品,没有超越就不配有伟大的作品。
郝晓延:陈老师,您的创作经验足够丰富,已经取得了很高的文学成就,尤其是《羊哭了,猪笑了,蚂蚁病了》这部长篇小说。上帝般的叙述,自由穿梭其中,全知全能的视角,具有一定的不定性和流变性,这在当时是一种创作角度的创新。从小说内容来看它试图对一个民族秘史进行解密,这也是一种突破,毕竟有创新才有突破。您是如何理解文学创新的?如今的文学创作者该从什么方面创新?
陈亚珍:其实所谓创新,作家在进入写作时凭的是直觉,直觉就是天籁。作家并没有想着如何创新,也没这可能。只是有了一个想法,拿到要写的内容,思考用什么样的视角来叙事,视角也决定结构,用什么样的结构来装载你的内容。比如卡夫卡的《变形记》,他一定感受到人已经扭曲成了甲壳虫,所以,他就以此描述变形者的状态,其实是表达他的思想和发现,警示世人保持一个正常人的状态。用这样方式写还是第一人,于是他就创新了。
同理,我的《羊哭了,猪笑了,蚂蚁病了》,当时我有强烈的思辨心理,就是想进行一番灵与肉的交锋。但小说不同于哲学,得找到小说的元素。主人公经历了各种苦难无告,她死后,我看到她那一双怯生生的眼睛,仿佛在和我对话,生前和姐妹父母隔离,此时弟妹们去为她奔丧,人之来世,生而为人,活着不平等,连亲情也遗弃,难道只有死去这一刻才肯还圆一个平等吗?她是什么感受?是喜,是悲?她一定是有一肚子话要告诉亲人。于是,我的灵感被激活了,让她的灵魂复活,一定给她一个说话的机会,与活着的人对话。我设计死灵魂以第一人称叙述,回到人世间寻找爱与亲情。当然,寻找就必然要叙述丢失的过程。她是灵魂,可以自由穿越,自由流变,所以,她有上帝般的视角。突破了第一人称的局限,成为全知全能视角。叙述起来畅通无阻,情节转场自由切换。从她一个人的经历打通了家族,打通了一个村庄,也打通了一个民族的历史进程,一个人的历史就是一段历史的缩影。我想,“民族秘史”就是这样传递出来的。创新与否是评论界判定的,作家只管找到最合适的方式去表达思想感情即可。所以,现代写作如何创新,我就无从谈起了。
郝晓延:您已退休十年,这十年内您仍在创作吗?是否有新作?有评论家说您很难突破《羊哭了,猪笑了,蚂蚁病了》这部书,您对此说法有何感想?
陈亚珍:退休只是编辑工作,写作是终其一生的事业。这十年内我又写了三部作品,即长篇纪实文学《孤独的回响》主要写我的文学与人生成长的互为关系,以及陪伴我写作20年的老师孙光明先生,他是怎样让我从“认识我自己,做我自己,成为我自己”的过程,和师生之间艺术交流的思想碰撞。长篇小说《风语》是一部心灵秩序重建史。著名演员郭凯敏先生认为:“此作是灵魂拷问之作,是大医之作,具有尼采的酒神精神。”可我觉得《风语》酒神和日神二者皆俱!感性的深度是我对人类一以贯之的深情,但理性的美感更让我陶醉。我钟情于《风语》,正是由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二者相融,筑大心灵,从而获得艺术思想的提升。还有刚完成的《风诫》,郭凯敏先生认为:“《风语》是拷问灵魂,《风诫》是慰藉灵魂,更具理性建筑”。我拟想有可能还会有《风赋》出现,正在构思。
有关评论界对我的艺术超越与否的说法,是根据陈忠实先生《白鹿原》的诞生而言,当时先生也还不很有名,结果《白鹿原》出版后一鸣惊人,此后先生似乎没有再写出声誉高于《白鹿原》的作品。创作有一个规律,好像某一个高度是之前若干积累的结果,突破它很难。所以在2013的研讨会上,有专家就对我提出这种质疑。可我并不以为《羊哭了,猪笑了,蚂蚁病了》是我的高峰,那只是一个站点。我个人认为《风语》《风诫》在目前来说从文化性与艺术性高于《羊哭了,猪笑了,蚂蚁病了》一书,前提是认知的提升。在欲望膨胀的当下,人文精神和关怀意识淡薄,美学思想传播和重建人文秩序,应该是我们当下的努力和义务。
郝晓延:谢谢陈老师,希望以后我们还有共同探讨文学的机会,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