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生产队，现在的很多人不知道是何物，但于我却是一段特殊的记忆。
　　
　　 1、分产到户
　　 分产到户这件事，不仅是生产队的大事件，也是历史的大事件，是每个家庭的大事件。至今想起，场面何其宏大壮观。事件何其珍贵难得。
　　 其实，在此之前好长一段时间，报纸啊，广播啊就传出了消息，土地要承包到户了。每一次社员学习，读到这样的政策文件，都是热议的话题。在提灯微明的灯光下，四五十个社员议论纷纷。那时年纪小，参加会议只是看热闹，至于那些大政策，哪懂。可看会场那么热闹，颇有些不解。这议论中有期盼有担忧。但当这一政策真正落实时，在乡下还是掀起了不小的浪潮。
　　 其实在此之前，镇上和大队、小队的领导早结算了账目，丈量了土地，理清了牲畜和种地用的各种设施、房屋……当然，“民以食为天”，这里最难分的是土地，而且分配的时候先开会公布分配情况，再实地测量，好不繁杂啊。土地分出三六九等，尽量做到好坏土地均分。最后剩下的边边角角，成了各家的“自留地”，一般离家较近。当然，这期间也少不了有人觉得自家地分得地势不好，离家远，地中间有坟或者树，凡此种种，都一一被解决了。而分到手的每一等地，都成了各家的宝地，人们将通过它们实现自己家的富裕。
　　 我问过父亲我们分得土地咋样，父亲笑着说还可以，一等地在上西节，离家近，耕作方便，这是打粮最好的地，最最重要。一般情况下种玉米，偶尔倒茬种高粱，种别的都太浪费了。二等地在沙盖梁，离家有五里地，不过正好临着水库，浇地方便，风景好。三等地在西梁，营子头，地很平整，但容易被鸡鹅小孩子祸祸，好在离家近。自留地在西面的小凳子地，东面是大沟。父亲说这里可以种豆子。自留地在东梁顶的梯田，离家近。杂七杂八，哪家都这样。有了土地，从此每家就开始了个人奋斗和自我实现理想，也是共同富裕的开始。那时，社员们心里都没底，摸着石头过河。但可以看出个个都很兴奋，毕竟有了自己的土地。虽然最初大家都在一个起跑线上，但是后来，却渐渐拉开了贫富差距，这也都是各有原因吧。
　　
　　 2、各取所需
　　 土地承包下放后，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分牲畜。更多的家庭只是担心自己家分不到好用的牲畜，而父亲担心的是牲畜下放到各家没有一个精心的主人。在生产队做了七年，两千多个日月，父亲和它们有着深刻的情感。哪头牲畜有什么坏脾气，有什么毛病，父亲都烂熟于心。想到再也不能饲养它们，父亲心里很不是滋味，最后的一些日子，父亲经常一边喂它们一边说：“这回你们要有新主人了，也不知对你们怎么样，都好好的吧。”我其实也偷问过父亲：“咱家要哪个牲畜？”父亲看了看我，征求道：“你想要哪一个？”我想一会儿：“不然要枣红马，英俊潇洒。”父亲摇了摇头：“咱家没有打车，地也不多，用不到这么年轻的枣红马。”
　　 “那要不然要黑骡子，跑得快，身体也好。”我提议。
　　 “四五口人的地适合用它，再说它脾气暴躁，怕哪天踢了你。”
　　 “那总不至于要那头老黄牛吧！”
　　 “黄牛有犊子了，两个咱家喂不起。”
　　 “那总不会哪个也不要吧！”我知道其实队长私下里和父亲说过，近水楼台先得月，父亲可以提前选一个的。
　　 “看吧，到最后剩下的咱们选一个。咱们家地少，肯定后选。”
　　 我心里老大不愿意。
　　 到分牲畜那天，家家倾巢而出，每家都想选到自己喜欢的牲畜。分牲畜的原则是，人口多地多的先选，以此类推。于是，每分走一头好牲畜，大伙儿就哎呀一声，遗憾自己家没有分到。老高家牵走了枣红马，老王家牵走了骡子，老赵家牵走了老黄牛……眼见的好牲畜越来越少，轮到我家时只剩下了老白马和灰老驴。父亲选了老白马，我不解，父亲说：老白马身体弱，但脾气好，你忘了你都敢牵着饮水。
　　 “可它太老了，要干不动活了。”
　　 “所以我饲养啊，别人领了不好好养，没准几天就不行了。”
　　 我又仔细地看看白马，它眼泪汪汪地望着父亲，我的心一下子软了，于是牵着它往家走。也就是从那时起，白马成了我们家的特殊一员。父亲干活就牵着它，拴在草地里。我有时间了也给它割草，还别说白马比在生产队里还精神。直到它老的牙齿都吃不动草了，父亲才决定卖了它。可我不肯。一直到它老的不像样了，我才同意。老白马被拉走的那一天，我的心都空了。
　　 其实，就算最亲的人走了，我们不也没有办法吗？庆幸的是我们在一起生活了那么长时间，彼此带去过快乐，就够了。人生没有永久的东西，除了记忆。
　　
　　 3、生产队里的业余活动
　　 七十年代，生产队里没有什么像样的业余活动，印象最深的是点着等灯学报纸。那时每个生产队起码订一份《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而国家有什么大政方针也都是从这里知道的。尤其是冬季，社员除了起圈倒粪翻地，好像也没什么别的农活，于是学习就提到了日程上。那时候一般在晚上学习，来学习的多半是年轻的男女社员，男的居多。昏暗的提灯光下开始学习了，其实就是念重要的报纸文章，然后大家再谈谈感想。不过偶尔也能传出笑声。不用说，我又是个特殊的社员参会。
　　 首先是队长读，报纸上的红字题目的。队长严肃认真，读得也很少错字。但每次只要上去十分钟，就有社员喊话：队长，政策我们都了解了，能不能读点贴近咱生活的。
　　 队长就虎着脸说：我读得都和生活有关，好好听着，要不你来谈谈感想。
　　 于是一个姓王的年轻人站起来：这政策吧听着都挺好，可是啥时候能实行到咱这，大干部研究的事，咱们也插不上手啊！
　　 于是大家就笑，队长就摆手，你再给大家说说，队长指着一个高姓女子：我看你一直在点头，你好好说说。
　　 那女子站起来侃侃而谈：看来吧国家要有大动静，这还真关系咱每一个人。大锅饭看来吃不长了，可是单干一开始也未必找的上头。
　　 这时又有一口吃的男人发言，半天说不出一句话，大家就起哄：好了，你就别说了，听着费劲。
　　 可那人偏说，于是就他说他的，下面开始议论纷纷，有期待，有担忧，有中立。
　　 大约十几分钟，终于结束了，忽然有人提议：这回该读副刊的文章了吧？
　　 队长点头同意，一个眼睛有点问题的男人抢着要读，他读的是一篇小说连载，大家都很愿意听，可惜他经常有不认识的字，就大大影响了文章的效果，还是刚才发言的女子抢过报纸读起来，恰好读到有两个人处对象的情节，她有点不好意思，就一会快一会慢的，但大家也不说什么，一直听她读完，还意犹未尽。于是散会，大家一边说着小说的内容，一边离开。生产队又陷入了平静。我有时会看天空之城，月亮那么大那么亮，父亲已经开始给牲畜填料了，马上就开始休息了。
　　 每到大雨大雪天，社员们放假，有耐不住寂寞的，主要是男社员也跑到队里来消磨时间，只要四人以上他们就打扑克，打打闹闹的就是半天，一边打还一边说着家长里短，他们年轻，经常说一些处对象的事，处上对象的眉飞色舞地谈经验；没处的说也不急，看上了邻队的某个姑娘。那时候姑娘找对象最看好的一个是军人，一个是政府干部，一个是煤矿工人。可是有几个能如意的，也有姑娘为找一个工人远嫁的，据说她男人腿有点瘸，岁数也比她大。我当时听了都为她可惜。还有的男人为了日子好过入赘到别处的，大家也普遍不赞成。更多的人留在了本地种地为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好像生活总也没有改观。
　　 如果不够四人，有时他们也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唱得挺激昂，我疑心是好歌。也唱《北京的金山上》，我记得有一句“把我们闹弄的心儿照亮。”当时不解，咋“闹弄”啊！很久以后才明白，原来是“农奴”，忍不住大笑。但有时他们唱《路边的野花不要采》时，脸上的表情又变了，有点调笑的成分，还对我说：“小孩不能唱昂。”我当时越发纳闷，那歌词也没什么啊？送别啊，交代啊，不要采花啊，多明白啊。后来长大了再想起，原来醉翁之意哈！
　　 还别说，他们这么一闹腾，寂寞的雨天雪天立刻充满了笑声和趣味，觉得挺有意思。日子一天天过得很快。他们长大了，我也长大了。离那时的日子越来越远了。
　　 再后来，我几乎忘记了他们的名字和脸庞，唯独忘不了那歌声，啊，生活离不开歌声与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