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魏晋以来，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及传说在民间流传已有1700多年，是中国最具魅力的口头传承艺术，也是唯一在世界上产生广泛深刻影响的中国民间传说。据此改编而形成的传奇、戏曲、话本、鼓词、歌曲等各种文学形式层出不穷，特别是小提琴协奏曲《梁祝》被周恩来总理称之为“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一经问世便享誉世界，深受各国人民的喜爱和欢迎。然而，梁祝仅仅是传说，还是实有其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认为梁山伯是宁波府鄞县人，而祝英台是会稽（绍兴）上虞县祝家村人。他们同在杭州万松书院同窗共读，两小无猜；十八相送，情深意切；楼台一别，阴阳相隔；长虹化蝶，成就美丽传奇人生。然而，2003年10月27日山东济宁微山县（原属邹县）马坡镇马坡村出土的重修梁山伯祝英台墓记碑，却颠覆了人们的习惯认知，为研究梁祝故事的真实性和在民间的传播提供了有价值的原始资料，而主持重修梁祝墓园、祠堂等设施的正是明朝正德十一年（公元1516年）的钦差大臣崔文奎。
　　 崔文奎（1451～1536），字应宿，号松溪，明代济南府新泰县苗庄（今山东新泰市龙廷镇苗庄）人。幼时聪颖好学，胸怀大志，才学名贯一时。成化十三年（1477）中举，二十年考中进士，授刑部主事。弘治十一年（1498），升任河南按察司副使。十六年，转任山西布使司左参政。正德七年（1512），崔文奎任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督粮储。十年，任南京工部右侍郎。嘉靖元年（1522），任南京工部尚书。嘉靖四年，崔文奎辞官归里，晋阶为从一品。回到故乡后，崔文奎优游山林，兼事农稼，兴修学校，教育子弟。嘉靖十一年，崔文奎生日，嘉靖帝特命制寿联并颁“表率卿相”匾额。嘉靖十五年(1536年），崔文奎在里籍新泰龙廷病逝，享年八十六岁。嘉靖帝辍朝，遣使谕祭，谥“康简”。崔文奎历经四朝，位列六卿，刚正不阿，史称其能“守身清约，精于吏事，居官所至有声”“清洁恪厚，天下推为长者”。不仅如此，崔文奎在从政之余非常重视传统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在他视察京杭大运河河道，途经微山县马坡时，发现在济宁地区流传着另一版本的梁祝故事，且梁祝实有其人，但梁祝墓及梁祝祠均已破败不堪，“顾兹废基，其心拳拳”，深为不安，于是便委托地方官员重修梁祝墓祠，“四界竖以石，周围缭以垣，阜其冢，妥神有祠，出入有扉，守祠有役。昔之不治者，今皆治之；昔之无有者，今皆有之。”梁祝墓祠因此焕然一新。
　　 根据墓记碑所言，梁山伯为邹邑西居梁太公之子，祝英台为济宁九曲村祝员外之女。他（她）们“动问契合，同诣峄山，先生授业，昼则同窗，夜则同寝，三年衣不解。”“一日，英台思旷定省，言告归宁。倏经半载，山伯亦如英台之请，往拜其门。英台肃整女仪出见,有类木兰将军者。山伯别来不一载，疾终于家葬于吴桥迤东。”“西庄富户马郎迎亲至期，英台苦思:山伯君子，吾尝心许为婚，并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以成家室之好。更适他姓，是异初心也。与其忘初而爱生，孰若舍生而取义，悲伤而死。”乡人被祝英台的忠义令节所感动，于是将祝英台“从葬山伯之墓，以遂生前之愿。”
　　 据有关专家考证，这通存有843字的马坡梁祝墓碑是中国10处梁祝墓中唯一有文字记载“梁祝”故事、且内容比较详细的碑，也是刻立时间最早的一块碑。此前发现的历史最久远的梁祝碑为浙江宁波明嘉靖丁未腊月(1574年)墓碑，比马坡墓碑晚了近60年，而且碑文只有“晋奉，义妇冢”几个字。马坡“梁祝”墓碑中也无梁祝“化蝶”之说，而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人间爱情故事，碑文所载的几处地点与清康熙《邹县志》中的记载以及峄山的梁祝读书处、梁祝读书洞、梁祝泉等多处遗址一一印证,也有力佐证了梁祝文化源于马坡一带的真实性。
　　 从古至今，在微山马坡民间，还历来有“梁、祝、马”三家互不结亲的风俗。“梁、祝、马”三姓族裔的用意，显然是为了避免悲剧的再次重演，以免后人触景伤情，这些风俗的禁忌也许是对久远流传梁祝爱情故事的痛惜。
　　 梁祝墓记碑由当时的丁酉贡士前知都昌县事古邹赵廷麟撰文、文林郎知邹县事古卫杨环书丹、亚圣五十七代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孟袤篆额。墓记把此项盛事义举归功于“时南京工部右侍郎、前都察院右副都督御史、奉敕总督粮储新泰崔公讳文奎”，并称赞崔文奎“垂节义于千载之上，挽节义于千载之下，伊谁力欤？忠臣力也。忠臣谁欤？崔公谓也。”这一切都是崔文奎的功劳。
　　 崔文奎在从政路上发现并重修梁祝墓祠的壮举为后人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梁祝故事和传说的地域性、变异性、传承性、多元性、丰富性以及历史系统、地理系统的传播演变过程提供了新的视角，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对我们在新形势下，如何保护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有力的明鉴和经验，其意义同样不可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