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塔城多日，随处可见的俄式建筑，仿佛身处异域，作为一个地道的中国人，心情是复杂的，在中国的土地上，我最想看到的是，中华古代文明在这片土地上留下的痕迹，哪怕只是一段旧城墙、一块砖、一片瓦，都会勾起我对古代先贤的怀念，都会燃起我强烈的民族自豪感！
　　 而塔城有塔城的历史与特色，我不便说什么，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二姐说，塔城有座红楼，历史悠久，很有特色，如今成了塔城地区博物馆，让我忽然来了兴致。国内叫红楼的建筑不少，最著名的要数北大红楼和武昌红楼了，它们都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留下过浓墨重彩的一笔。要想读懂一座城，博物馆是必须要去的。塔城红楼究竟是个什么样子，里面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又蕴涵着怎样的文化密码？
　　 2023年11月28日上午，带着心中的疑问和期待，我们一行四人走进了塔城红楼。院中石碑铭文记载，红楼始建于清宣统二年（1910年），落成于民国三年（1914年），为俄国喀山的塔塔儿族商人热马赞·坎尼雪夫所建。这是一座典型的俄罗斯风格建筑，斗篷式绿铁皮屋顶，墙身通体红色，门框窗棂有红砖勾勒的精美图案和线条，散发出古朴、典雅、凝静、庄重的韵味。
　　 这座建筑本身就是那段屈辱历史的一部分，晚清至民国初年，沙俄对我西北边陲虎视眈眈，通过军事施压、经济掠夺、文化渗透等多种手段，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巧取豪夺，不断蚕食、非法鲸吞我国新疆领土五十多万平方公里，仅“塔尔巴哈台”一地，被割走的土地达十多万平方公里，就连最初的塔尔哈巴台军台官署所在地——雅尔，如今也成了异国他乡。1851年，《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签订，此后，沙俄在塔城设立领事馆，开辟租界，塔城沦为沙俄进一步侵略中国的跳板。遍布塔城各地大大小小的东正教堂，以传教的名义，从精神上文化上毒害、麻痹各族人民，同时，也为沙俄政府刺探中国政治、军事、经济情报。
　　 正是在这一时期，大量的俄国人涌入塔城，他们享受着超国民待遇，奴役压迫中国人民，俨然把自己当成了这片土地的“主宰”，他们在这里置办产业，繁衍生息。于是，“红楼”应运而生，热马赞·坎尼雪夫在这里经营大宗土特产和进出口贸易，生意一度异常火爆，成为塔城进出口贸易的中心。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红楼被国民政府没收，改做医院，三区革命时发还原主。解放后，热马赞后人将红楼捐献给国家，曾先后作为塔城地区行署办公楼、招待所、塔城报社办公用房，2006年改建为博物馆。如今的红楼，与周围新崛起高楼大厦相比，显得老旧低矮，不那么引人注目，就像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用恬淡温和的目光，默默凝视着这座城市，沉浸在新时代幸福的时光里。
　　 进得馆内，古雅的装帧布置，幽暗且富有年代感的灯光，丰富的馆藏文物，栩栩如生的人物塑像，模拟还原现场的精美浮雕，配以详实的图片和文字说明，让我们有了穿越历史之感。
　　 早在汉武帝时代，张骞通西域，开辟丝绸之路，沟通了西域与中原内地的经济文化联系。到了汉宣帝时期，汉朝中央政府在西域设立都护，从此汉之号令颁行于西域。东汉明帝时，匈奴势力一度染指西域，为了维护边疆稳定，班超奉命出使西域，以大无畏的精神和非凡的政治谋略，降鄯善，服于阗，定疏勒，救莎车，平龟兹，驱匈奴，维护了国家统一，又带去了中原的先进技术和文化，促进了民族融合，推动了西域经济文化发展。到了唐代，丝绸之路进一步发展繁盛，中央政府通过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统辖天山南北，各民族广泛融合，形成了强烈的文化认同和文化归属。从元代至清代，中央政府进一步加强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控制，在西域地区建立起了比较完备的治理体系。
　　 公元1766年，乾隆皇帝平定准噶尔叛乱，在塔尔巴哈台地区建城驻防，设立参赞大臣，管理军政事务。就在塔尔巴哈台绥靖城建成五年之后，一件振奋人心的大事——土尔扈特人东归，让这座边陲小城成了举世瞩目的焦点。
　　 土尔扈特是我国蒙古族的一个古老部族，塔尔巴哈台是他们的故土。明末清初，伊犁河流域的蒙古准噶尔部逐渐强大，不断骚扰、侵蚀土尔扈特部领地。土尔扈特人被迫背井离乡，西迁到了伏尔加河下游定居。他们在那里繁衍生息，过着悠然自得的生活，当地的土著称他们为“卡尔梅克人”，他们居住的草原也被叫作“卡尔梅克草原”。后来，疯狂扩张的俄国人打破了这里的安宁，他们逼迫世代信奉佛教的土尔扈特人改信东正教，又指使哥萨克人侵扰蚕食他们的土地，还屡次征发土尔扈特青壮男子参加对奥斯曼帝国的战争，十年中有八万土尔扈特儿男沦为炮灰。为了寻找生路，离开故土一百四十年的土尔扈特人终于决定，向着太阳升起的地方东归。
　　 1771年1月5日，十七万土尔扈特游子踏上漫漫归途，沙俄军队一路围追堵截，东归英雄们克服重重艰难险阻，九死一生，行程万里，终于在当年七月初回到祖国的怀抱。令人痛惜的是，回到故土的土尔扈特人不足出发时的四成。土尔扈特人回归的消息，迅速传到京城，震动全国，各族同胞既同情他们的遭遇，又感佩他们的英雄壮举，纷纷捐钱捐物，帮助他们渡过难关，乾隆皇帝还亲自接见土尔扈特首领渥巴锡，封其为卓里克图汗，并拨出大量财物和生产资料，对土尔扈特部众进行了妥善安置。
　　 土尔扈特人东归的故事深深感染了我，十几万部众，不远万里，扶老携幼，踯躅前行，前有堵截，后有追兵，一路拼杀、流血、牺牲，历经寒冷、饥饿、疾病，却不改其志，何其壮哉！土尔扈特人万里东归，维护了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展现了中华民族强大的向心力、凝聚力，土尔扈特人爱国爱家、誓死东归的精神，值得我们代代传扬。
　　 在博物馆中流连，一群师生引起了我的注意，领头的是一名三十来岁的女老师，身旁围着二三十个十来岁的小学生，她指着左宗棠画像，动情地说道：“同学们，你们一定要记住这个名字——左宗棠，如果没有他，我们的塔城，现在还不知道在哪个国家呢……”孩子们的眼里露出惊讶、期待、崇敬的光芒，我也不自觉地放慢脚步，与他们一道聆听左宗棠抬棺西征的故事。不得不说，塔城市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是非常到位的，培养爱国情怀，从娃娃抓起，值得点赞！
　　 十九世纪中叶，英俄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中亚地区为攫取殖民地而明争暗斗，又分别把黑手伸向中国新疆。1865年，盘踞中亚的阿古柏集团在英国的支持下，侵入天山南北，自立为“汗”，此时清政府深陷东南内乱，无暇西顾。不久，沙俄又趁火打劫，出兵占领伊犁，新疆面临被英俄肢解鲸吞的危险。然而，对是否出兵收复新疆，清廷内部却出现分歧，以李鸿章为首的海防派主张放弃新疆，主要防御东南沿海；时任陕甘总督左宗棠则力主出兵，他说，新疆若失，则蒙古不保，京师危矣！慈禧太后采纳了他的主张，任命他为钦差大臣，全权督办新疆军务。
　　 1876年4月，时年六十九岁的左宗棠率十万湖湘子弟西征，随行的队伍里还抬了一口棺材，昭示他“宁可战死，绝不苟活”、“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坚强决心和意志。经两年苦战，终于收复新疆全境。尔后，又呈请朝廷遣使与沙俄交涉，迫使沙俄交还了伊犁。自此，天山南北重归中华版图，粉碎了英俄瓜分新疆的图谋，维护了祖国领土完整。
　　 湘军转战新疆之时，曾多次在塔城地区与侵略军激战，得到了当地农牧民的有力支持，有的杀掉牛马送到军中，有的充当向导，有的为大军提供敌人信息，塔城百姓与湘军结下了生死之谊。至今，塔城市郊还有“左公祠”和“湘军坟”供后人凭吊，城区大道上，几人合抱粗的“左公柳”仍生机勃勃，微风吹来，沙沙作响，似乎在传颂着英雄千古的传奇。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抗日义勇军在白山黑水间，与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军进行了顽强不屈的战斗，弹尽粮绝之际，不得已退入苏联境内。1933年，中国政府与苏联政府商议，决定滞留苏联的义勇军健儿转道新疆塔城回国。消息传来，塔城人民欢欣鼓舞，自愿捐钱捐物，支援抗日将士，短短半月，装满三个仓库。当第一批抗日将士抵达巴克图边卡时，与出迎的塔城各界代表相互拥抱痛哭，这些泪不轻弹的血性男儿，深深感受到塔城人民血浓于水的亲情。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激起了塔城民众的极大抗日热情，虽处在大后方，却不忘忧国报国，慷慨解囊，踊跃捐款捐物，以实际行动支持抗战。据不完全统计，从1937年到抗战胜利，塔城各界共捐献飞机十四架，银票一千万两，大洋二千余万元，牛马、衣物、鞋袜等物资更是不计其数。其中，哈萨克族牧民巴什拜个人捐献马匹一千一百匹。值得一提的是，抗美援朝时期，还是这位巴什拜，又为志愿军捐献一架飞机。在塔城这几天，经常听到看到巴什拜的名字，就在昨日，去小白杨哨所途中，路过“巴什拜大桥”，据称，也是他当年捐资修建的，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由政府出资，把木桥改建为钢筋混凝土大桥。对于这样的贤者，我的内心充满敬意。他的义举，体现了塔城民众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怀。
　　 走出红楼博物馆，感慨万千，红楼浓缩了塔城从远古走来，一路披荆斩棘，筚路蓝缕，又一步步走向光明的历史，也孕育了这座城市百折不挠、坚强奋进的精神和气质。身处边陲，心向北京，位卑而深明大义，年少却心系家国，有这样的情怀，何愁民族复兴大业不成，何愁“中国梦”不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