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来，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基本上是我国人口迁徏聚集的主流形式。这种社会人口分布的割裂形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曾产生过尖锐的社会矛盾，城里人和乡下人一度也因不同社会身份，而形成尖锐对立的两大阵营。那时，城里人和乡下人因生产方式，基础设施，教育医疗，政治待遇，社会地位这些人为制造的极端差异，自然而然让优越感十足的所谓城里人，看不起身份十分卑微的乡下人。即便是扫大街、掏大粪的所谓城里人对乡下进城的“泥腿子”们都要侧目而视，颐指气使。仿佛生活在城里的人，天生就比生活在乡下的人要聪明智慧些，要高人一等些，要眼光阔达些，要生性贵气些。尤其是经历了“人民公社大跃进”，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后，我们国家执行的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的开始到改革开放这段长达15年的漫长岁月，我国城乡社会人口二元结构，几乎走向了逼仄而令人窒息的死胡同，城乡社会的割裂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社会人口的融合产生了不可逾越的巨大鸿沟。这极大的损毁了我们的生产方式，严重阻滞了生产力的发展，国民经济倒退落后到了崩溃的边缘。
　　 其实从我们共和国成立到1958年这段时日，我们的户籍制度并未实行全国统一，那时城乡人口的自然迁徏和流动，还是极其自由和宽松的。解放初期政府还积极鼓励乡下人往城里流动，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全民公有制工业的建设和强大，加快城市教育医疗，文化艺术等公共事业的建设。但那时往城市迁徙的除有些生存技能的所谓五大工匠，还有些文化基础和技能能够凭自己或家人的本事在城里站住脚生存下来的部分乡下人外，一般乡下人很少往城里迁移。
　　 我国几千年小农经济的发展，自然禁稒了以土地为生存乡下人的思维，“安土重迁”的传统思想让他们满足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祈盼风调雨顺，年年丰产，衣食无忧成了他们世代承袭的生活理念。他们情愿把地里的丰收成果去城里换取自家需求的生活用品，他们情愿在农闲之时，打扮得体面些，也进城去享受下城里人的惬意生活。且处处小心着尽量别让城里人瞧不起他们。但他们知道自己只有在乡下刨土地的本领，对风光体面的城里人羡慕一番后，回到乡下享受自己习以为常的自足自给的田园生活。农家自有农家乐，主导着乡下人全部的生活理念，毕竟人民公社化以前的城乡虽有差别，但差别并不大，只是一种思想观念上的细微差别，只是劳动的分工，生活的环境，生活的方式等方面有些许差别。何况我国历来，城乡联系密切，城里人更多的要靠乡下人的衣食供给，乡下人反倒因生活资料的自给自足，并不完全要依赖城里人而生活。
　　 但1958年开始，我国进入严格限制户口迁移的时代，尤其是极为严格地限制了农民往城市的迁移。经历了“人民公社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和十年文化革命动乱的漫长岁月，铁板一块的户籍管理制度下，城里实行统购统销，乡下实行集体制小农经济。这些政策严格控制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并加大压缩城镇化建设，精简城镇职工，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干部下放，大量城市人口迁往农村，出现了我国历史上最为严峻的逆城市化运动。当世界一些先进国家正大刀阔斧掀起城市化运动高潮时，我们国家自1958年到1978年的20年间，城市化进程几乎归零。尤其是随着“一大二公”“一平二调”消灭一切私有制的农村公社化运动后，这种“车马归队、劳力归田”，敲钟出工，日落收工，成了农村刻板不变的基本生存方式。
　　 农村里即使是五匠艺人也严禁外出进城揽活，这种严诃禁祻人身的农村政策，其实严重脱离了我国基本国情，脱离了农民生存的实际需求，是极左路线下绝对平均主义的滥觞。而且这一系列的农村政策既严重挫伤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还阻滞了我国农村私有经济的发展。而政府推行日趋严格的统购统销政策，更是借助政权的强制力量，让农村生产的粮食只能交由国家收购，就连农民自己的口粮、种子都须国家政策的批准预留。城镇市民也由国家政策规定按口计量凭粮本供应，粮食流通市场被全面禁止取缔。这种人为的，壁垒分明的城乡二元结构，既限制了城乡人口的合理流动，限制了城乡生产要素的流动，又将人的社会身份割裂为“吃商品粮的非农业人口”与吃“农业粮的农村人口”两大阶层，且还世袭身份，这就直接导致城乡和工农的社会矛盾。摧毁了城市经济发展走向繁荣的基础，阻断了城乡结合，互利互惠大力发展生产力的道路。
　　 加之随后在公社化"大跃进”运动中出现的一系列“左倾”浮夸的妖风，城乡掀起的脱离实际，甚于尘上大炼钢铁的全民运动，农村实行的吃大锅饭，住百家屋的闹剧，更是把城乡二元结构扭曲成了“画地为牢，出生为界”的牢笼，结果造成了灾难频仍的三年自然灾害。当然外部因素的加持也是这一灾难推动的黑手。当时共产国际的分裂，苏联人的趁火打劫，搞得我们内忧外患，动荡不安。建国以来好不容易刚刚建立起的稳定社会生产秩序遭到破坏，饥馑苦难的日子令城乡百姓都困苦不堪。
　　 城里人好在有基本生活资料的计划配置，乡下人却只能靠集体生产自救，乡下人的生存空间被逼仄到了走向死胡同的地步。好在一场曲折而复杂的国民经济调整从62年中央的七千人大会提了出来，刘少奇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政治模式构想也应运而生，这无疑对农村释放了积极的生产自救信号，让农民生产积极性得以迅速发挥。这一争论不休的经济政策被当时部分农村迅速执行，居然让这部分农村极为严峻的经济困难迅速被克服，社会经济也逐渐恢复。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年代，刘少奇这一提法在当年的八届十中全会就迅即被否决，在局部农村试行不到半年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政策的释放，其实有力地推动着当地生产力的发展，为提高他们的生产水平的确起到了积极作用，它也切实可行地吻合了我国农村的基本国情。但刘少奇的这一进步的政治动念很快被斥为刮“单干风”“刮黑风”，被诬蔑为“修正主义”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受到了彻底批判和否决，极左路线又一次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迅速引向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
　　 四年后这一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错误便成了“十年动乱”和浩劫的导火索，迅急汹汹的文化大革命把我国单薄脆弱的国家经济体系摧毁殆尽，濒临崩溃。也就是从那个历史时刻开始，城乡二元的社会体系便极端对立，铁板一块，无人能够动摇。共和国的亿万百姓被人为的政治操弄，区分为所谓的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形成了所谓城里人和乡下人两种不同的社会身份和不同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资源的配置和社会福利的倾斜从此陷入冰火两重天的政治境遇。户籍管理，住宅安置，粮食供给，副食供应，教育医疗资源的配置，劳动就业，劳动保障，即使是婚姻和征兵等都成了城里人与乡下人立判分明的紧㧜咒，成了判断城市乡村两个阶层所属的唯一依据。
　　 作为城里人，他们以现代化的大工业生产为主，乡下人则仍是以典型的集体小农经济为主。城里人把社会化生产作为主要生存手段，他们或以全民制体系的工厂8小时工作为主，工厂成了体系周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工人拿工资吃劳保，享受工厂的全方位福利。而那些在各级政府单位，事业单位工作的城里人，比起以厂为家的工人阶级，他们更有种权力给予的养尊处优、人上人的自我体验。就算是城里那些引车卖浆者流和服务行业的人们，抑或扫大街掏大粪的，只要是有城市户口，他们都有在乡下人面前为之骄傲和显摆的世袭资格和本钱。城里人有柏油马路可逛，乡下人只有泥巴路可走。城里人有鲜花盛开的公园可游，乡下人只能在自己的菜园子黑汗水流地浇灌。
　　 城里人有虽不丰厚的工资，但这点钱可在乡下人舍不吃而担进城的时鲜菜蔬中挑肥拣瘦。城里人的孩子写完作业，可去少年宫或体育场馆享受丰富多彩的课余生活。乡下人的孩子作业还没完成就要被催促着去田间地头，帮父母辛勤劳作。城里人生了病可就近医治，乡下人生了病因就医远，叹惜医药费昂贵而久拖不治。城里人饥肠辘辘时可掏出钱和粮票，像鲁迅先生笔下的长衫先生们一样，体面优游地买饭点菜，坐下来细嚼慢咽。乡下人即便口袋里有几个零钱，但没有粮票，只能像鲁迅先生笔下的短衣邦一样，站在饮食店的门口，吃些带在布袋里的冷饭剩馍以充饥肠。城里人衣服光鲜，纤尘不染，鞋袜整齐，招摇过市。乡下人不是衣衫褴褛邋遢，就是裤腿高挽泥巴赤脚。同挤一趟公共汽车时，城里人也要尽可能要远离乡下人站立，实在没办法要和乡下人站立一块，城里人还要掩住口鼻，侧目斜视，尽量与乡下人保持距离。车厢因车身晃荡，常常有种怒喝的声音鹊起：“乡巴佬，你踏了老子脚啦，你个乡巴佬！”
　　 那么乡下人就真正听命于城里人那高傲的人格霸凌，那自以为有多尊贵的欺辱，任凭城乡差别罩在他们头上的不公平吗？当然不全是。他们担菜进城，会把还残留着农药的时鲜蔬菜在城市的污水沟里浸泡一下，水淋淋鲜嫩嫩，既打称又打眼。乡下人还在秤盘底下做文章，粘上的磁铁即使让秤杆翘起，你也难识破他的短斤少两。死猪瘟禽，乡下人通过烟熏火燎，油沚盐浸，会让城里人喜滋滋，堂而皇之的端上他们的餐桌。乡下人从城里返购的鸡蛋，他们只需将蛋壳涂抹上鸡屎泥浆，放在稻壳谷糠中，就可以以倍数的价格向城里人谎称是土鸡蛋而进行大肆推销。兑水的甜酒醪糟，掺沙的绿豆花生，都可瞒过精明又挑剔的城里大妈。
　　 极少数刁钻的乡下人，在端午中秋来临之际，还会把土豆拌上厚厚的黏稠黄泥，骗城里人是他们精心制作的上等盐蛋。抱不出鸡崽鸭仔的寡鸡鸭蛋，乡下人还可以制作成松花皮蛋。无数花样翻新的手段，乡下人都可以凭借小农意识的狡狤，骗你城里人没得商量。当然乡下人的聪明智慧在极左的疯狂年代，还是被最大化的导向在种田做菜，上交公粮及多种农副产品之上。为城里人作贡献，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成为那个时代戴在乡下人头上的红色高帽。计划经济由政府主导，政策把控，乡下人的辛勤劳作的成果源源不断地供骨子里瞧不起他们的城里人，一饱腹欲，一爽口舌。乡下人也沉浸在生产劳模、五好社员的荣耀和喜庆中。但“一平二调”的农村政策，牺牲乡下人的利益，违背按劳分配原则，也让乡下饥肠辘辘，愤懑难平。那年月老实的乡下人敢怒不敢言，虽不断腹诽城里人恃势而骄的优越，让他们被迫忍饥挨饿，节衣受冻，但他们没有拿石头打天的本领，只能懊恼不公的命运让他们生长在农村，世代就是乡下人。他们恨不能即刻洗脚上岸，立马做个城里人。
　　 意识到难以改变世代沿袭的乡下人这一不可扭转的命运，乡下人便把死命读书，跳出农门，早日做个城里人的希望放在他们儿孙辈的身上。读书改变乡下人卑微的社会身份，似乎是那个时代由乡下人变为城里人唯一的出路。也许还有其他路径，但条条道路不通罗马，比登艰险无比的华山之道要艰险曲折得多。比方与城里人联姻。城里总有些大龄男娶不到老婆，他们就把眼光下放到乡下，但这种城乡联姻多数都是两败俱伤的结果。
　　 按政策城乡联姻也不能动迁户口，生下的孩子仍只能随乡下母亲的户籍。这种城乡联姻的所谓“半边户、四属户”在乡里更为艰难，一方面拖儿带女挣不回分口粮的工分，一方面又被乡邻以为四属户有几个活钱进而羡慕嫉妒。男人们除了在城里上班挣工资交到生产队，为老婆儿女买口粮，节假日还要回乡下种田做菜，两头忙活。把乡下的老婆和儿女接到城里去吧，那也是偏上虎山行。老婆和孩子没有城市户籍，吃饭要高价在黑市上买粮，住房只能在挤缩在一间单人宿舍，要不就在偏僻地界搭一间风侵雨蚀的窝棚。男人的收入难以支撑生活的重负，女人只好领着孩子捡拾垃圾或打些零工。这种艰难困顿的城里边缘人，要想改变这种被所谓正宗城里人称之为的“黑人黑户”，唯一办法就是走因病迁城的途径。但僧多粥少，靠打通弄虚作假搞病历迁城的关卡，如同蜀道之难。千金散尽不说，最终还不一定能实现愿望。夹在城里人和乡下人两者尴尬身份逼仄道路上讨生活，这让生活在城市边缘的黑人黑户，劳心费力，苦不堪言。
　　 还有那些由城里人变成乡下人的两千多万知识青年，忽如一夜寒霜降，远离城市到乡间。当狂热的政治情绪冷却后，在广阔天地经历了一番风雨洗礼，昔日稚嫩青春的脸庞已是愁眉紧锁，困惑不堪。在招工回城，升学无望的悔恨下，下乡知青搞病退回城的门路花样翻新，也把少数乡下人想结束分居城乡而搞因病迁城的路径堵塞得水泄不通。修理地球的艰辛与繁复，与下乡插队所在地的乡下人冲突矛盾和冤屈，让这些已有几年乡下人身份的过往城里人，也开始躁动不安起来。他们既不想长年待在远离城市，远离父母的乡间，他们也被回城探亲的尴尬搞得狼狈不堪。
　　 短短几天的回城探亲，不是被派出所抽查户口，就是被街道居委会干部堵在门口，他们同心协力，喋喋不休劝你立马回乡下。他们还在探亲的知青家门口贴上“我也有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爹妈要上班，粮食有定量。不愿亲人忍饥饿，赶快回乡去生产，广阔天地有作为，做个盲流太难堪。”的打油诗。但这些回城无望的知青又实在不想回乡去，几年的艰苦劳动，换来的是前途一片渺茫，招工回城的希望也石沉大海。没办法这些知青们便挤上了因病申请回城的独木桥，明知这座独木桥漫长而凶险，但他们仍抱着搏一搏兴许会有点希望，在穷尽各种办法和途径。哪怕回城市扫大街，去粪码头（掏大粪），糊火柴盒，推板车，只要有城市户口，干什么都情愿。部分幸运的知识青年通过博同情，托关系，走后门，送财礼终获得了因病回城的机会。但大多数出身不好，城市里的亲人在阶级斗争的漩涡中自身难保的情况下，他们就只能待在虽不情愿，也无可奈何的乡下捱日月，耗年华。要么与贫下中农身份的乡下人缔结姻缘，要么委曲求全做个新型的乡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