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和杜牧并称为小李杜，也就是说，这两位是继李白、杜甫之后的唐代诗词大家。因为姓氏相同，所以李商隐被称为小李，杜牧被称为小杜。但从诗歌的传承来看，李商隐其实应该被称为小杜，因为他继承了杜甫的忧国忧民的现实主义传统，擅长的诗体也是五古和七律；杜牧反而应该被称为小李，因为他继承了李白的桀骜不驯，擅长的诗体也是七绝。中国的文学史，有时就是这么有趣。
　　 李商隐出身贫贱，但学习认真刻苦，学识文才过人。他年少时得令狐楚赏识并推荐从而中举得官，令狐楚是牛党；后来他成为王茂元的幕僚和女婿，而王茂元是李党。牛李党争不死不休，而他成了骑墙派，被两党都嗤之以鼻。他可能只是不想参与党争，心中没有党派概念，但结果却是无人扶持，郁郁终生不得志。他的《安定城楼》写于年青时，正是踌躇满志抱负天下而又不得意之时。诗是七律，全文：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洲。贾生年少虚垂涕，王粲春来更远游。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雏竟未休。
　　 第一句，迢递形容路程指远，也可以形容高度指高，这里就是指高。百尺自是虚指，也是指高。第一句是实景，就是说我站在高城高楼上，看到城外汀州都是绿杨树枝，风光宜人。古人喜欢登高，无论是登楼还是登山，并总喜欢在登高后留下作品，或诗或赋。可以理解，人站在高处时，千里江山尽收眼底，云蒸霞蔚荡涤腹中豪气，每个人都会不自觉产生襟怀天下的感触。平时总在现实中蝇营狗苟，能看到如此壮观的雄浑景象，自然一扫平时郁闷，心中胸臆不吐不快，所以登高赋诗也就成了惯例。李商隐明明白白告诉读者，我这一首就是登高诗，登上高楼看到美景，下面就开始抒发情感了。
　　 第二句用了两个典故。贾谊已经成为中国怀才不遇的典范，提到他必定就是此情感。贾谊出身寒门，年少时就心怀天下、才华出众并见识过人，写了《过秦论》探讨秦亡得失，写了《治安策》提出治国方略。这样一个治国能臣，可惜出生在门阀制度等级森严的汉代，就是当不了官治不了国完成不了志向。据说当时汉文帝曾经听过他才名，和他秉烛夜谈相谈甚欢，但皇帝只是把他当做清客，谈故事谈文化就是不谈治国理政，留下“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之叹。顺便说下，这句诗也是李商隐所写。贾谊和李白一样，本以为得到皇帝赏识，可以凭胸中才气治国平天下了，谁知皇帝只是将他们作为摆设，作为粉饰太平的花瓶，根本没有重用他们治国之意。这心中郁闷可想而知，还不如得不到皇帝召见呢。所以，诗中贾生为天下垂涕，但是是“虚”，根本没用。王粲同样才华出众，但当董卓乱政之时，无奈从政治中心的北方出走到南方，借远游之名离开政治舞台。李商隐登高后，天下美景尽收眼底，自然心怀天下，可想到自己的郁郁不得志，就把自己比喻成贾谊和王粲。一个心怀天下试图救国救民，却无人赏识壮志难酬的士人形象，就这样跃然纸上。
　　 第三句是倒装，应该是“永忆白发归江湖，欲回扁舟入天地”。不是不得意吗，所以我永远想着泛舟江湖，不问世事以度余年。中国文人达儒穷道是标配，不能兼济天下，便独善其身，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远离污浊的世俗，与清风明月相伴，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中国古诗词经常有倒装句，有格律的需要，更因为要把突出描写的主题放到前面，从而产生顿挫的诗意。
　　 第四句借用了庄子的故事。惠子时为梁相，听说名满天下的庄子来到了梁国，生怕他来抢自己的相位，于是庄子便向他讲了一个故事：有一种鸟叫鹓雏，喜欢吃死老鼠，他一看到有大鹏鸟飞过，便紧紧护住自己的死老鼠，生怕大鹏鸟来抢自己的食物。他哪知道，大鹏鸟志在天下，看都不会看那些死老鼠。庄子将相位比喻成死老鼠，既是嘲笑惠子，实际上也是保护自己，告诉惠子不用担心。毕竟，道家以保护自己独善其身为第一要务，不像法家的韩非子，就是因为被害怕夺权从而被自己徒弟所杀。李商隐这句是第三句的引申，当然也是在发泄自己的不满。
　　 通过这首诗，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士人对待权力，有一种奇特的矛盾心理，既希望能得到当权者赏识，能够治国平天下造福百姓千古留名，又鄙夷不择手段获得权力的人，认为保持高洁远离庙堂是正确的选择。所以，吴起杀妻求将，尽管后来功勋卓著，还是被世人瞧不起。中国士人最羡慕的人是诸葛亮，最理想的入世方式是《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的方式，自己隆中高卧，君王几次来求，自己不得已去掌握权力济世救民。这个故事早已经被专家辟谣，完全是罗贯中因为诸葛亮《出师表》中自己一句自夸的话杜撰出来的，但流传之广说明故事深得人心。诸葛亮自比管仲乐毅，就说明他想入世，而且他虽是隐居，但其实是荆州豪门，和上层关系非浅，只是一直在物色能够值得自己辅佐的主公。等到刘备来到荆州，应该是两人多次会面相谈后惺惺相惜，自然走到了一起。他到刘备集团以后，地位也没有演义中那么高，刘备并非对他言听计从，只是蜀汉后期人才凋零，他才拥有了绝对的权力。
　　 中国士人的这种矛盾心理，源于自己心中追求至善的理想，而权力的获得往往却是和杀戮等不道德行为相伴的。贤明如李世民，也是通过玄武门之变，杀害了自己兄弟，逼迫老爸退位，才拥有了绝对的权力。所以中国士人仇视不道德的权力，又不得不依附于不道德的权力。孔子给中国士人指明了一条读书做官修齐治平的康庄大道，科举制度的实施落实了这条大道，而科举制度隋唐才有，之前的门阀制度等于封闭了读书做官的可能性，所以隋唐以前的读书人怀才不遇是正常情况，就是左思所说“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读书人既然没有合法途径做官，那么儒家道路就走不通。好在中国还有道家思想，于是鄙视权贵，泛舟江海就成为读书人的精神家园。但是，道家思想不能成为社会的主流，因为他给读书人的不是出路，而只是慰藉，如果所有的读书人都不能通过读书改变自己的命运，那还读书干什么？隋唐盛世完善的科举制度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而历代读书人其实也是有着其他的方式参与政权获得权力的，最常见的就是行卷，将自己的作品给权贵们看，让权力的所有者赏识自己，封自己官给自己权力。大唐最为桀骜不驯的诗仙李白，也做过这种事，而孔子自己周游列国，贩卖自己的主张，本质上其实也是一种行卷。在特定时期，一些贤明的君主还会招贤纳士，就像现代大公司的招聘，你去应聘就好，应聘成功有了职位，自然就有了权力。再不济还可以做权贵的幕僚，俗称师爷或食客，可以给权贵出出主意救国救民，以后有机会也许可以分权力的一杯羹。
　　 权力从来不是死老鼠。说权力是死老鼠的人，大抵是得不到权力的人所说的激愤之辞，就像反腐最坚决的，从来都是自己没有腐败资格的人。李商隐的这首《安定城楼》，反映了中国人对权力的矛盾心理，本质上还是对自己得不到权力的不满，是怀才不遇的感慨。我们不要嘲笑李商隐，古往今来，能够建功立业的都是少数，才华出众却不得不泛舟江湖的比比皆是，即便是当代身处盛世中华的我们，又有几人能够说志得意满没有遗憾？正是这些时运不济的文人，说出了下层读书人的心声，留出了权力霸权之外的精神家园，让我们保留了一份对善良纯真的渴望。
　　 最后，以一首叶韵的七律作为对本诗的致敬：“彳亍攀登百丈楼，风光满眼是神洲。千秋功业留青史，万古苍生忆旧游。吾辈归来三戽斝，同侪远去一扁舟。人间富贵皆虚幻，唯有真心不肯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