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们村的学校在北街。村里共有五条街，南北东西错落，每条街有各自的名字，从东往西，依次叫前街、大街、南场儿、小胡同和西小庄。南场儿，自然在最南端，它的北面，和它平行的，就是小胡同，在最北端。如果那时有无人机拍照，整个村子从空中鸟瞰，很像一个静卧的乌龟，当然是写意。千年王八万年龟。盼望富足、平安的乡亲，总会不断寻求某种事物或某种意象，崇拜祈祷，作为吉祥的象征，以为护佑大家的神明。这让他们的精神世界更充盈，向前的动力更饱满。乌龟，是村里人的图腾，有长寿、吉祥的寓意。我们村的善男信女，就从这尊乌龟中获得希望，汲取自信，为生活在这个村庄，而油生一种荣耀。
　　 学校，就在小胡同的北侧，大致相当于乌龟的右前爪处。如果按生产小队划分，学校则在八小队。门朝北开，对着往北出村的大道。学校是一个长方形的院子，面积超不过五千平米，共有四个教室，南面正房两个，东面厢房一个，北面大门口东侧一个。大门口的西侧，则是老师的办公室。学校的东、南、西三面，都住有村民，北面，隔一条道，是八小队的队部。这所学校，扎根、生长在村民住户之中。
　　 学校的原址，是两户人家的宅院。1948年12月12日，伴着辽沈战役胜利的锣鼓，唐山解放了。政府有远见，立即组织村里办学校，让解放后的儿童们在自家门口就可以读书认字。村干部在五条街择来选去，认为只有这里交通方便，房舍现成，安全僻静。最后就选定了这个地方。两户人家，是哥俩分家而成，祖辈在这里居住，日子殷实，人丁兴旺，置房买地。他们觉得，除去几代人辛苦劳作，勤俭持家之外，这里地势北高南低，北有大门，南有小门，东西各开侧门，四通八达，顺风顺水，院里还有大槐树遮阴，风水在这里驻留，也是一个根本原因。他们极不愿意离开这里。但知道是村里办学校，他们没用村干部多费口舌，就痛快答应了。两户人家，十来口人，搀着老人，抱着孩子，拉着家什，搬到了大街一户原地主的宅院。
　　 这不足为奇。这个村的文化传统，就是重视教育。在乡亲们的认知里，孩子上学，接受教育，高于一切，这是全村的风水，是最大的风水。自家的风水，较之全村孩子们的教育，微不足道。这个村庄，建设有六百年了，村里百姓，是从什么时候崇尚教育，把教育看作是一种神圣的事业，不得而知。对教育，对教师，对上学的人，村民们好像有天生的敬畏。
　　 于是，两个院子中间的院墙拆掉，东西打通，拆走里边的隔断，平整好院子，拼凑、置办些桌椅，就有了这所学校。院子中间，两棵一搂多粗的大槐树，被留了下来，一年四季，摇动着生机。每年盛夏，孩子们可尽情享受阴凉。
　　
　　 二
　　 父亲，是这所学校的第一任教师，没有校长，父亲的工作证上，写着主任教员。
　　 1948年到1962年，38岁到50岁的壮年时期，父亲全部奉献给了学校，奉献给了村里的后生。他16岁外出谋生，去过东北，到过西北，也曾就职冀南、海滨，但他思念着故乡，惦记着爷爷奶奶，1948年，他毅然决然地回到乡亲们的怀抱。没有悬念地成了村里最高的文化人。政府按照启用旧知识分子的政策，立时把他安排到学校。从此，他夙夜在公，把在外边20多年积累的知识，全部献给村里在学校上学的儿童，把半生的仁道礼仪、人生经验，传授给了乡亲们的后代。每月挣三十几元工资，有时挣几十斤小米。而土改时家里分到的十几亩土地的春种秋收，就全部压在了母亲瘦弱的身上。这是母亲到了晚年，浑身疼痛，最后瘫到在炕上，两年不能自理的直接原因。
　　 其实，父亲只上过三冬私塾，他的大部分知识，是他从外地谋生时不断学习的结果。
　　 后来大学毕业，被提拔为厅级干部的父亲的一个小学学生，曾几次和我说过：“你们那儿的大爷，并不是文化有多高，他能够教出好学生的全部奥秘，就是责任心强！”都是本家，论辈分，他叫我父亲大爷。平时，我们有相聚。他觉得称我父亲大爷更显亲近。
　　 和父亲共事的，是从外县调过来的一个姓王的老师。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生育旺盛，村里的学龄儿童不少，老师远远不够。小学是四个年级。他们两个，就担负起四个年级的全部教学和管理任务。现在不可想象，不知是那时因为老师奇缺，教育主管部门的发明，还是父亲和王老师二人的创造，他们采取的方式是复式教学。一个教室，分坐两个年级的学生。先给一个年级讲课，另一个年级预习或做作业。一半时间后，再给这个年级学生讲课，先头的那个年级学生复习或做作业。每课如此，每天如此。人是伟大的，是可塑的，经过细致工作，是可驯服的。一群不谙世事的玩童，需要多大的定力，才能够专下心来，不听老师给另一个班讲授不同的内容，而按照老师的要求做自己的作业呢？这也可想见，父亲和王老师，每天的工作，是需要付出怎样的耐心和爱心，耗费多少心血。备课、判作业、学生管理、接待家长等其他工作呢，一样也不能落下！这也难怪，母亲在晚年，每每提起父亲在学校的情景，总是半嗔半怪，说父亲每天长在学校，顶着星星去，戴着月亮归，家里的香油瓶子倒了，也顾不上扶。
　　 不止如此。百废待兴的时期，人们拥有最多的，不是房屋土地，不是鸡鱼肉肘，而是感恩的满怀激情，建设祖国的一腔热血。王老师从滦县转来，就是这样。他带来的，只有妻子、一双儿女和随身的几件衣服及行李被褥，还有，就是一个决心，为刚刚获得解放的乡亲们子女的教育做出贡献的决心。但是，一家四口，必须要有个炕头，有盘锅灶啊！父亲二话没说，也没有和母亲商量，就将我家的两间东厢房腾出来，供王老师一家四口无偿居住。并且，家里的箱子板柜、锅碗瓢盆、锄镐锹耙，乃至水桶扁担、自行车排子车，凡是我家有的，王老师一家用得着的，可以全部无偿使用，根本不用和我家打招呼。这种情形，一直延续了七年，直到王老师的一双儿女大了，挤在一起实在不便，他家在村里批了一块宅基地，盖上新房为止。这七年，我的二哥、三哥都大了，我们的三间草房根本不够住，但父亲也没有让他们搬走。我想，父母的与人为善是一方面，对村里教育和老师的尊重，是更重要的原因。本来，欺生，对外乡人的排斥，是传统农耕文化的陋习，但以父亲为代表的村里乡亲，对王老师一家人的到来，恰恰相反。
　　
　　 三
　　 我背上书包，走进学校的时候，父亲已经不再是村里学校的老师了。一次社会的变革，让他离开熟悉的课堂，离开心爱的学生，走上了田野，彻底回归成了一个农民，尽管他一生没有从事过体力劳动，没有种过地。这时，学校学生增多，老师也已经增加到五六个人，结束了复式班的历史。幸运的是，我的班主任老师，恰好是父亲教书时的学生，她叫赵淑兰，教我们数学、语文。她和另外两个父亲的学生，高中毕业后又回到村里，一块当了民办教师。她们穿着整齐，一丝不苟，每天严肃。我从她们身上，仿佛又看到了父亲教书时的影子。但我是一个调皮的学生，也是一个好出风头、好挑老师瑕疵的学生，也可能因她们曾是我父亲学生，我有天然的优越或逞强的因素，我总好给老师出难题。最难堪的，当然是班主任老师。我经常在她讲到一半的时候，突然举手，指出她讲错了。有时，她是真讲错了，同着一班学生，脸通红通红。她个子高，走路时，经常背着手，上身有些轻微晃动。又因她在家行二，我就给她起了个外号叫二晃。立时在全校传开。她知道后，气得在办公室偷偷泪。为了安全，夏天里，学校不让学生到水坑里玩水嬉戏，但我带着头违背。
　　 她气得实在没法，就和我说；“你再不老实，我就告诉我大爷去！”她叫我父亲大爷。
　　 父亲职业的习惯，平时不怒自威，我很怕他。听到老师这样说，我立时改变态度，认错，连说，老师我不了，马上改正，千万千万别告诉我爸。她笑了。可过后，我还是没改。现在想起来，老师对我满心的爱护，满怀的包容，而我，一次次让老师难堪，生气。真是愧对了老师。她们当年上小学时，一定不会让父亲生气。
　　 父亲的三个学生，三个姓赵的女老师，为了我们，都错过了最佳的婚嫁年龄。直到1976年地震，她们才在市里找了对象，但都是妻子震亡的男人。而这时，她们都是快四十岁的老姑娘了。
　　 老师办公室的窗台上，放着一个类似喇叭口的铃铛，铸铜，木把。上课时间到了，校长拿起铃铛，走出办公室门口，左右摇晃，丁零零，丁零零，在校园里奔跑打闹的学生，立即跑向各自的教室。45分钟到了，校长又拿起铃铛，丁零零，丁零零，各个教室门口，小学生们又像蜜蜂一样飞出教室。老师们，手拿教案，也按着铃声，出入教室。每天如此，秩序井然。
　　 一二百名学生，上学放学，没有家长接送。上午、下午最后一节课下课的铃声一响，学生们就蜂拥着奔向校门口，或单独或结伴，相互招呼着往家里跑。有下地回来的农民，就把肩上的家具戳在地上，抿嘴笑看学生们离开校园，往家跑去。看到老师们出来，就赵老师、王老师地打招呼着，满脸的崇敬。学校规模很小，校园极其简陋，但在村人的眼中，这是村里的最高学府，是文化人最多的地方，是最伟大最神圣的地方。这里酝酿着乡亲们的希望，孕育着孩子们的未来。
　　 一周里，我们总要上三四节体育课。兼体育课的是位男老师，叫赵尔生，他曾和我父亲一块教书，我叫大叔。他非常严肃，说话声音大，看着很凶，但我们都愿意上他的课。他教我们稍息立正起步走，教我们打篮球，打乒乓球，还有跳高跳远。学校没有专门的操场，体育课，借助第八生产小队的积肥场，平时，积肥场用得不多。在这个有三分地的场地中，我们恣意着户外活动的天性，看来往行人，还可以听到牛马的叫声，可以扒到猪圈墙边，看几头肥猪如何打架，闻到猪粪的臭味。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是有接力的，是有感召力的。初中，我也是在这个学校。教我们的三个老师，一水的老三届高中毕业生，都是父亲小学的学生。他们是省重点车轴山中学宝塔班的尖子生，还有三四个月，就迎来高考，他们即将成为某个大学的学生。但众所周知的原因，高考中断了，他们回到村里，当了我们的初中老师。他们学业的坎坷，给我们带来了幸运。一个教语文、政治，一个教数学，一个教物理、化学，三个人，把我们初中的全部主要课程承包了。我们得天独厚，大开眼界，我们学到了当时最新的初中知识。因为他们是父亲的学生，对我关照有加，我听他们讲课，感到格外亲切。别的村的学生，都羡慕我们有车轴山高中毕业的老师。
　　 他们的命运可就完全不一样了。数学老师，不，不，应该称为数学天才，被震魔夺去了生命，和他一起走的，还有他的妻子和五岁的女儿；语文老师，被县委调去，后长期任职乡镇领导，为家乡的发展，献出了毕生才华；理化老师，最是欣慰，他在车轴山正式教师的岗位上考上大学，带薪读书，毕业后，分配到一特大型国企，不断升迁，直到企业的党委书记，位于高干系列。
　　 父亲没有直接教过我，但我的小学、初中老师，大半都是他教过的学生。通过他们，我觉得我的血液中，流淌着父亲的教养，父亲的信仰，父亲敬天爱人的情怀。如今，我的小学老师，和父亲一样，已经作古。而我的两位初中老师健在，都是近八十岁的老人了。我祝福二位老师，健康长寿！
　　
　　 四
　　 在那场震惊世界的大地震中，父亲担任第一任教师的学校，由两家富裕人家宅院改造成的学校，我上小学、读初中的学校，被夷为平地。但那两棵大树没倒，村里人崇尚教育、将子孙改变命运的希望寄托在教育的信心和理念没倒，这已经在全村百姓的心中扎下了根，如同盘根错节的两棵大树，从大地的深处汲取营养，任何力量不能撼动。乡亲们在掩埋好震亡的亲人，着手重建家园的第一时间，又建起了新的学校。新的校址，选在距原来学校只有一道相隔的对面，红砖到顶，大门朝南。这里，是村庄的福地，响彻着26年的朗朗书声，原有的风水犹存。村里在学校北侧，专门开辟了操场，自制了半场蓝球场地，用水泥砌筑了乒乓球台子。比以前的学校更宽敞，功能更齐备了。
　　 偶然中有必然，巧合中显规律。没有想到的是，高中毕业两年后的我，荣幸地成了学校的一名民办教师，担任初中的语文和政治课。这时，我已经在地市级报刊上发表了十几篇文学作品，是公社的总校长“钦点”，让我加入民办教师队伍，接过当年父亲和父亲的学生手中的粉笔。我初中毕业后，适逢教育政策调整，上高中，由原来的单一推荐，调整为推荐和考试相结合。我以全工委（后来恢复叫镇）第三的高分，被车轴山中学录取。这是我能够被公社总校长看中，被乡亲们认可的必要条件。村里给全工分，每月还可享受六元补贴。这是那个时期农村回乡知识青年最好的的待遇之一。父亲那时健在，他深情地看着我，只说了一句：“好好干吧，为了乡亲们！”
　　 一年半以后，国家恢复高考，我考上了师范学校，离开了我读小学、初中，又担任过民办教师的村学校。但学校仍然矗立在村庄的北面，村里的小学生、初中生，每天仍坐满各间教室，传出朗朗的读书声。镇政府调来新的老师，村里又选拔优秀的高中生，补充到学校。他们继续铺就着下一代的希望。
　　 日月如梭，弹指之间，我外出工作三十多年，如今已经步入退休人员行列。经常回村，寻找当年的美好，也发现，现在学生急剧减少，好多农村学校合并或撤销。但我们村的学校仍在，大门改为朝西了，每天中午和晚上，学校门口聚焦着接孩子的家长们。
　　 70多年，我们村的学校几经沧桑，就像土炕一样承载着乡亲们的梦想，就像土地一样铺展着乡亲们的希冀。70多年里，启蒙在这里的学生，有的上了唐山一中，有的上了车轴山中学，有的上了唐山八路，有的上了唐山女中。他们之中，有多少考上大中专院校，成为高干、大学教授、部队首长和各个领域的建设人才，没有统计。但有一条是不能改变的，他们都是这个村庄的人，都是从这个学校出去的人，以后，还将有很多很多人，从这所学校走出去，奔赴祖国需要的地方！
　　 这是我们村百姓心中不灭的图腾。（2024.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