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云案是宋朝时期发生的一个小案件，但她自己也没想到，她这么一个小蚂蚁却陷入了两头狮子的争斗之中，最终引起了轩然大波。
　　 阿云是一个普通农妇。她家里把她嫁给当地一个农民，她不乐意，在出嫁之前伤了这个农民，然后到官府自首。在她看来，无非就是表达一个宁愿坐牢也不愿嫁的姿态。但是在审理这个案件时，引起了轩然大波。有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首先是当地知县，以谋杀亲夫定罪，在封建时代，谋杀亲夫是十恶不赦的大罪，所以即便她是自首，也须判处死刑。案子报到知府许遵那，许遵本人为大理寺外放官员，同情这个女子，兼精通律法，认为该女子是在出嫁前动的手，那时那个男子还未成为她丈夫，所以算不上谋杀亲夫，只是伤人。而且神宗皇帝下过旨意，谋杀致伤自首的，可以减罪，完美适用于这个案件，所以，阿云罪不至死。案件送达刑部，刑部官员不同意许遵意见，认为已有父母之命，即为亲夫，虽然未婚，未婚夫也是夫，所以阿云谋杀亲夫的罪是肯定的，不适用皇帝的旨意。双方争执不下，案子到了皇帝面前。
　　 这个案子，至今仍在司法系统，完全是正常的争议。从法律的角度来讲，案子的争议在于，未婚夫算不算丈夫，这实际上触及了法律的盲区，怎么理解都可以，而且许遵的看法更合理。皇帝也倾向于许遵的意见，但神宗皇帝虽然拥有着绝对权力，宋朝文官的力量也颇为强大，让皇帝也有所顾忌。所以，他没有说刑部错，但以特赦的方式，赦免了阿云的死罪。本是皆大欢喜的和稀泥解决方式，估计刑法专家罗翔老师看了都会点赞叫好的方式，偏偏刑部的官员胆子够大，直接不接受皇帝的特赦，甚至把矛头对准了许遵，要追究他枉法裁判的责任。皇帝没办法，使用了权力所有者最常使用的方式，将许遵提拔为大理寺卿，以此方式表明自己的态度。于是，许遵有了可以和刑部抗衡的权力，反过来指责刑部适法不当。这时候，御史台参与了，他们弹劾了许遵。也就是说，一个普通的刑事案件，已经波及到了刑事之外的政治形势。神宗清楚，正是当时王安石变法的政治背景，让御史台对新法、对皇帝的不满发泄到了此处，御史台的矛头实际上对准的是皇帝的特赦，就是说皇帝的旨意不能干涉既有的法律。法律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
　　 皇帝没办法，将此案件交由王安石、司马光等朝臣进行了大讨论。可怜的阿云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的一个不当行为居然轰动了整个朝廷。果不其然，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改革派支持许遵，实际上就是支持皇帝的敕令，因为改革也是根据皇帝的敕令所为；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守旧派支持刑部，实际上就是反对皇帝的敕令，反对变法，认为不能因皇帝个人意见改变现有法度。最终总要有结果，神宗不得不直接表态，支持了王安石。案件也告一段落。阿云被判处监禁，后来遇到大赦，放回家了。看来这个农妇还是幸运的。
　　 但是，事情没有结束。当王安石变法失败，司马光重新掌握了政权以后，这个拗夫子也表现出了自己执拗的本色。这时候，案件已经过去了十几年，阿云已经另嫁他人，但司马光重启了阿云案的调查和判决，硬是把这个农妇判处了死刑。这时候，曾经赦免她的皇帝已经故去，终于没有人再来救她了。
　　 阿云案说明了什么：1、政治权力千万不能介入司法。神宗皇帝的赦免本来已经做得够好，法律永远不能穷尽社会上一切现象，就像案件中未婚夫算不算丈夫，本是法律中的漏洞，那应该在法律的范畴内解决，没法解决就以赦免也未为不可，就像现在会有判处免于处罚的刑罚，是一种居中的裁量。可是，在刑部不接受赦免时，皇帝用了政治权力，用人事任免权进行了干预，于是变成了政治事件。事实证明，政治权力一旦介入了司法，那法律就成为一纸空文，阿云该怎么判，那就完全与法律无关。2、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都说要举报一个人，最好的途径是把举报材料给这个人的政敌，因为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起案件鲜明的说明了这一点。政治斗争就是敌我斗争，不是敌就是我，许遵也许和王安石、司马光并无私交，但在这件案子的处理上，无形中就分出了敌我。3、没有法治就没有百姓的活路。罗翔曾经有一个观点，刑法不是统治者的统治工具，而应该是保护百姓的工具，因为刑法告诉百姓，哪些事不可以做，除了这些事都可以做，这是法治。可是，如果权力介入了司法，法治就不存在，老百姓的生存与否就掌握在了权力所有者的手中，那老百姓基本就没了活路。事件中的阿云，如果一开始没得到皇帝的支持，那就是死；即便当时活下来了，当权力斗争的形势起了变化，终究还是难逃一死。这就是没有法治的悲哀。
　　 一个蚂蚁，就这样成了政治斗争的砝码和牺牲品，谁都没想到。我们应该幸运，能够生活在一个法治的社会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