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经历着生活中突然降临的一切，毫无防备，就像演员进入初排。如果生活中的第一次彩排便是生活本身，那生活有什么价值？”——米兰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1993年5月的一天，应一位同学的邀约（他在那给我介绍了一份事做）,我孤身一人踏上了去海南的列车。从我的家乡到海口要经过三省一海峡，对于从没出过远门的我，遥遥路途还是让人心生畏惧。那时候的社会环境比现在要复杂的多，抢劫、偷窃、诈骗，被卖“猪仔”屡见不鲜。在家的时候就常听人说过，虽说那时年轻，初生牛犊不畏虎，为求一路平安，稍微也做了一点准备。可路程上的经历永远是未知数，突如其来的变故防不胜防。既然已作出了这次远行，开弓没有回头箭，哪怕荆棘遍地也只能走到底。
　　 五月的田野绿意盎然，铁路旁今春新发的树叶已经转绿，清亮的要淌出汁液。我坐在窗前，看着匆匆掠过的风景，窗外的景物迅速地变换着，就像魔术师在施弄技法，你不可能知道下一页是什么。火车吞云吐雾在大地上前行，穿山越河，直向那南方以南的沿海之城。那里，鲜花与陷阱同在，机遇与挑战并存，善良与邪恶共生，爱心与虚伪交错。数不清的脚步汇聚一起，为生活奔波，也为梦想和希望探路。而我与这列火车大多数人一样，为一个更好的生活离别家乡，告别生养我的土地，奔向那个陌生的地方。
　　 火车的终点站是广州，之所以没乘车直到湛江，然后渡船过琼州海峡到海口，是打算在广州先找一个从不认识的拐弯亲戚。谁又能想得到的是给我的旅途上增添了磨难和危机。
　　 经过十多个小时列车的颠簸，到湖南的地界已是晚上凌晨一两点钟，这个时段人是最疲乏的时候。车厢里东倒西歪满是打着瞌睡困顿潦倒的人，我也经不住睡意的困扰，迷迷糊糊打起了盹。恍惚中就觉得衣服口袋有动静，睁开眼，一个浪仔模样的年轻人就在我身边。我说：干什么？他瞟我一眼，并不理会我，继续翻看从我衣袋里掏出来的电话本，那里面夹着身份证、边防证，还有车票。见没有钱票，丢下本子就走。我站起来呵责：你干吗翻我东西？他摆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随便的回答我：查车票。然后他侧过头，望向车厢的那一面。这时我才发现除了正在瞌睡的，所有人都朝这边观望。有几个在睡着人的衣袋里鼓掏，还有把挂在窗边的衣服拿下来摸索的，都一起回转了头。我明白遇上偷窃的了，也可以说是劫匪。他们肆无忌惮的干着，没有人胆敢出来阻止，好象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我心里倏地产生一阵恐惧，也就不敢再出声了。他们是一伙团队作案，我再声张弄不好要吃大亏。他们一路摸窃着，摸着钱就塞进自己口袋，不声张，不胆怯，理所当然地从这个车厢又转到下一个车厢。这列车不知道有多少人要栽在他们手里？
　　 前面说过，出门前做了一点防备，没把钱放在易拿的地方，算是躲过一劫。那时候火车上混乱，车站的站台也乱，你有吃的用的放在窗口边，冷不防会伸进一只手，迅速地抓起就跑，你只能眼睁睁看着干着急，一点办法也没有。这节车厢就发生了这类事，一大袋水果饮料零食转眼就被人提走了，那人警觉过来伸头去找，窃贼已消失于着急上车和下车的人群中了。后来每进一站，之前就把车窗拉下来，还能防止有人上不了车的从窗口爬进来。
　　 一个人出门的艰难可以想象，诸多的不便让人举步维艰。有两个人同行，一路上可以聊聊天，打发旅途的寂寞，还能互相照顾，遇到险情还能壮胆，相信那些歹徒也会有所顾忌。到了广州更验证了一个人在外的孤立无援。
　　 出了广州火车站大门，已是中午十二点钟，纷繁杂乱的站前广场人声嘈杂，倒票的，帮人拉行李的，揽客吃饭住旅店的，推销东西的，更多的是扛着大包小包行李的打工民群，他们在人群中蜿蜒穿行。眼里流露出的是突然降临这陌生大城市的茫然。越是混杂的地方，越是危机的潜伏地。我晕头转向找了好一阵，才在广场边的角落里看到去增城的中巴车，问售票员这车去不去太平洋工业区？她连说：去的，去的。上了车，坐好位，看着车窗外熙熙攘攘寻车的人流，觉得自己同他们一样就像一群外来的鱼，来到这陌生的水域，随波逐流，身不由己地游向要去的地方。人上满了，车子才发动，每个乘客的脸色是凝重的，疲乏，恐慌，谁又能确定这辆车是否顺利到达目的地。
　　 中巴车在城市的楼房间穿行，没有人细心地欣赏车窗外的风景，这是座别人的城市，我们都只是一位匆匆的过客，过后印在脑海里的只有朦胧的模糊记忆。高楼逐渐远去，公路越走越次，路两旁的房屋越来越低矮，估计是到了一个城乡结合部的地方，车子突然熄火停了下来，司机回过头大喊：下车！都下车！那个售票员跟着喊：换车！下去换车！这车只到这里。初来乍到的乘客谁也摸不透咋回事？只好磨磨蹭蹭下了车。大家站在路边等他们说的另一辆车，这时我突然要上一趟厕所，好在不远就有一个。背着沉甸甸的旅包很不方便，但又不能撂在这里，没有熟人照看谁能放下心，只好让它跟我一起享受茅厕的熏陶了。当我从厕所出来，同车来的那伙人不见了。有一辆更小一点的中巴车正关门，引擎发动的正响亮。我心急如焚地赶过去，使劲拍着车门喊开门，凭感觉判断就是这辆车。车门到底还是开了，上了车，看见那些陌生而又熟悉的脸，确定没有搭错了车，情绪也就安稳下来。谁又会想到，车没走多远，售票员突然站起来喊叫：买票！买票了！这话就像一杆子戳到蜂窝，乘客们嗡嗡叫起来：前面我们不是买了票吗？咋还要买？这不是宰人吗？售票员堆起脸上肥肉，皮笑肉不笑地问：你们中午吃了饭没有？有的说吃了，有人说就喝了点水。她接着问：那你们晚上要不要吃饭？乘客回答：要的。这就对了，这坐车跟吃饭一个道理。我们终于明白被绕进一个陷阱里，有人攀着阱壁挣扎：不是说好就换辆车吗？我们还没到目的地呢？那是那辆车的事，现在你们上的是这辆车。售票员的脸开始拉下来：就你们的那点车钱能到增城吗？觉得吃亏了，可以下车，我不会拉你。你不买票，我就会推你。哪有坐车不买票的道理？这一下大家彻底明白被卖“猪仔”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谁都出门三分怕，这人生地不熟之地，车已开到这半拉子，谁愿下车，就是赌气下了车，上另一辆车，还不照样掏钱卖票。每个人只好无可奈何气呼呼地又再卖了一次票。
　　 我的那个未曾谋面的拐弯亲戚，在增城太平洋工业区一个公司上班。我有他的地址，但没有电话号，就是有号，那时候也没手机。那个年代找一个人是很困难的，搞不好就白跑一趟。
　　 记不清走了多长时间，小巴车突然在一个分路口停下了。太平洋工业区到了，下车的赶快下车。售票胖女人面无表情地叫唤。我心一喜：这么快就到了。提了行李匆匆下车，下了车一看，却傻眼了。哪有工业区的样子？眼前一片田野，一条不宽不窄的黄土路，破开田畴伸向远处的小村子。南方五月的太阳已经很热烈了，汗珠开始从额头上往下滚。我脱了外套，无限渺茫地沿着眼前的这条路走下去。没有目标，路还是要往前行，总不能在原地傻站着。当我们人生方向已经进入迷蒙状态，走下去，也许会发现一个奇迹，路就在转角处。
　　 过了小村，出村口，眼睛霍地一亮，一条宽阔的大马路横在面前，望不到来处，也望不见去处。路口停着几辆拉客的摩托，拉客人懒洋洋或坐或靠摩托车上。我问一个看起来面善的中年人：太平洋工业区在哪？他手一指：在前面。远不远？也不是很远。他就缠着我让我坐他的车。我问多少钱，他说五块。当时心里有顾虑，怕再被做一回“猪仔”。我坚持不坐，任凭他怎样纠缠。
　　 路越走越长，旅包是越提越重，天上晴空万里，不见一丝云彩。太阳更是肆无忌惮烘烤着大地，烘烤着我。这是条新修的公路，行道树还没种下，桔黄的泥土被阳光烤得泛白。大概走了有一两里多路，我已感到特别劳累，而且中间还停顿休息了几次。望望前面，工业区的影子也没见着。我横下心来，宰也让他宰一下。正好刚才纠缠我的中年人过来，也许他一直惦记着我，知道我非坐他的车不可。这单生意终于成交，我跨上他的摩托车后座。一路疾驶，拉起的风灌入滚热的躯体，舒爽而惬意，这时候真为那一两里路而抱冤。终于还是有一个不大也不小的工业区到了面前，我从摩托后座下来，付给他车钱，还好没有讹我，当然也不是人人都不讲道义的。按着地址找到那个所谓亲戚上班的公司，一问看门的保安，心里顿时就凉了。保安说我那亲戚前两天请假回老家了。怎么办？我蹲在那个公司大门外一筹莫展。当时想找这个亲戚是有一个落脚点，缓度一下再到海南，顺便也了解在外打工的情况。毕竟外面太陌生了，很需要有一些了解，现在完了，唯一的希望也破灭了，甚至安身的地方都无处可寻。思来想去，还是回到广州城里再说吧！也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打死也想不到这里还有去广州火车站的交通车。所以，至今也想不通来时的那辆车为什么没走这条路线。
　　 临近傍晚时分，兜了一大圈子的我又回到原地——火车站站前广场。无亲无靠，只有找一个旅店住吧！倦鸟归林，刚下火车的旅客正需要寻找寄宿。广场边上许多举着某某旅社、招待所牌子的人喊破嗓子招揽生意，我一时不好确定选哪一家，总怕被落入圈套。见天也未完全黑透，就倚在广场外高架桥的柱子下寻找或等候一家自认为安全合适的。结果，却等来了一群浪仔。这群浪仔见我孓然一身，没亲没友，就围了上来。其中一个头发染了一绺红的小年轻，看起来是个头，他手里捏着个打火机吧嗒吧嗒打着火，先不说话，眼睛死死盯着你。我的心随着打火机的响动怦怦直跳，我知道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终于开口了：这位老弟，有烟吗？一绺红说。没，没，我不抽烟。我诺诺回答。声音小得自己都快听不见。那就借点钱，给弟兄们买包烟抽。语气是肯定的，豪无妥协。没，没有钱······我四处张望，看能否遇见警察和治安队什么的，但很失望，都是急匆匆行走的路人，谁也没光顾这里一眼。没钱？不给我们面子是吧，那只好搜了。搜，肯定要坏事，虽然我把那几百块钱分散藏几个地方，搞不好全给抄了。我只好从外衣的内口袋掏出一百三十几元。就这些，我还要吃饭坐车的。一绺红一把夺了过去，顺便瞟了我一眼：不老实，还说没钱。他拿着钱在手中荡了荡：还有没有？就这些了，我还要坐车的。我重复了一遍。他抽出百元钞，把零钱还给我，说：以后，出门要多带点，没钱怎么好意思出来。说着，一边挥着那张我的钞票领着那帮浪仔扬长而去。
　　 从那以后，我就学会了抽烟，到现在也没戒掉，兴许抽烟能稳定紧要时的恐慌吧！
　　 再也不能单独行动了，我学会了跟从。见有一大帮背着行李的民工，我躲躲闪闪跟在他们屁股后面，不敢太近，当然更不能太远。这样别人肯定认为我是同他们一伙的，再胆大妄为的茅贼也不敢对众人下手了。天渐渐黑暗下来，路灯亮起浑黄的眼睛，虎视眈眈望着这些无家可归的人，高楼顶上的霓虹灯闪着炫彩的光芒，显示这座城市的高傲和繁华。
　　 还是看到一个让人值得信赖的旅社了，是一位穿着军装模样的妇女举着牌子，牌子上写著某某海军招待所，下面八个小字：安全可靠，专车接送。一辆大巴车停在她旁边，证明她所说的不是谎言。在这处处仿佛埋着陷阱的世界，选择的天平肯定偏向值得人们敬重的部队机构了。我和一群民工上前一问，住一晚也就五块钱。不贵又可靠，无需顾虑就上了车。
　　 起初以为不是很远，一会儿就到，结果是这车弯弯拐拐走了近一个小时才在一幢大房子门前停下。谁也不知道这里是广州城里的哪个地方，既来之，则安之。登记住宿时才发现还是被忽悠了一把，五元一宿的没有了，最次的要十元。到了这环节，还能有啥想法？有怨气也要化为静气。办了住宿证，先到饭堂买饭吃，四块钱的快餐，不好也不坏。第一口饭刚送进嘴里，突然感觉有一件事不对，马上放下碗筷，迅速搜起衣裤的口袋，霎时头脑一麻，冷汗直冒，身份证没了。我撒腿就朝服务台跑去，可能是刚才登记住宿时忘了拿回来了。谁都知道，出门在外没有身份证是寸步难行，别说是往前，往后都困难，更何况我还要到盘查严格的特别行政区——海南。那时候，中国有四个地方，厦门、深圳、珠海、海南，除了身份证，还要边防证。少一样别说进不去，说不定还会被视为“三无分子”抓起来。
　　 感谢列祖列宗的保佑，那张“护身符”还安详地躺在服务台台面的边上。虽然有很多人在那办理住宿，却都手下留情，没断了我的绝路。我冲过去，一把抓起捧在怀里，泪水顿时在眼眶里打转转，良久，已经跳到嗓子眼的心脏才渐渐返回原地。
　　 饭后，由招待所的一名工作人员引导，来到一座大房子前，原以为住所是一个个房间的，与一些旅社类似，最多是多摆放几张床，多睡几个人。进了门才发现，我的预想总是跟不上现实。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房间，大到我简直没看到边。里面满是一排排双层铁架床，摆放到很整齐，确实有部队的风范。日光灯高高挂在顶梁上，却不是很多，所以看起来，整个房间里阴阴暗暗，房间的深度和宽度也就模糊不清。估计大家都是舟车劳顿刚到广州，都是离乡背井出门打工人，谁还会讲究太多，也没办法讲究，将就着睡吧。有张床躺下，能让折腾了一天的身心安息下来，也是最大的享受。明天的事明天再说，就是再遇到什么麻烦事，让它见鬼去吧！现在就是要痛痛快快睡上一觉，养护起精神，迎接更新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