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大集体时，为了多挣几个工分，每天村口上工的钟声一响，母亲就早早地赶到地里。干活时，主动揽过挖沟挑渠、扛犁背耙一些大多由男人干的、能挣高工分的重活。那时，就见热火朝天的渠沟里、深深的犁垄间，母亲作为地里为数不多的女人之一，与男人们一道一锹抵一锹、一垄抵一垄地忙活着。那个时候，作为一个社员，母亲是出色的，耕、耙、犁、种样样在行，插秧、锄草、施肥、浇灌样样拿手。有几回，母亲还被队里评为“劳动模范”，奖了几个绸缎被面。
　　 包产到户后，母亲真正做了土地的主人。给生产队干和给自家干到底不一样，想着秋后打下那一麻袋一麻袋的粮食，除了上缴不多的一点公粮，其余全归自家，母亲浑身就有使不完的劲。每天劳作在地里，只恨天短，那么多活儿都来不及干。
　　 母亲起早贪黑地忙活着，稻麦种得好，蔬菜种得也好。到了盛夏，村西那片自留菜畦里，细长的豆角吊吊搭搭，紫红的大茄子滴滴嘟嘟，大红的西红柿艳艳地诱人。还有那绕飞在豆角架上方的蝴蝶，忘情翩跹，引得我每每忘了择菜。母亲精心侍弄的这片菜畦，成为我永远的乡愁。那时，由于母亲的勤苦，我家米柜、面柜总是满的，大人娃娃穿得也新，村里人因此都很敬重母亲。
　　 1992年，收完最后一棵庄稼，我们全家随父亲“农转非”到了工厂，住上楼房。母亲种了半辈子庄稼，也该享享福了。哪知她歇了不到一个月，就寻到厂里的居委会找了份工作。而像母亲这样种了半辈子地的人能找上什么好工作呢？都是又脏又累的体力活。有一次，我给母亲送饭，老远看见一个穿着劳动布工作服的人向我笑着招手，只见这个人满脸黑灰，只有牙齿是白的。我一时不解，生产重地怎么会有人认识我？
　　 走近一看，原来是母亲！我怔在那里，心里阵阵地发颤。要知道，母亲是一个极爱干净的人，平日里衣服穿得再旧，也难见一个油点污渍。那时在田间地头与泥土打交道，衣服上沾些泥土也无大碍，干完活拍拍就掉了，何至于弄成这副样子。母亲似乎并没有注意到我的难过，在那布满煤灰的值班室里有滋有味地吃着饭，关切地叮嘱我快些回家别误了上学。就在离去的当儿，我看见一个衣着整洁的正式工人路过黑乎乎的值班室，嫌恶地望了母亲一眼，此时母亲正含笑目送我。
　　 得知母亲受着那样的苦，一家人都忧心地等母亲回来。母亲下班了，照例已在锅炉房的洗浴池沐浴过，换了整洁的衣服，脸上亮亮的，洋溢着热情，像是刚刚逢着喜事。父亲对母亲说：“你苦了半辈子，就在家歇着吧，那么苦的活儿，不干也罢。”母亲笑道：“一个月二百多块呢，够咱全家的生活费了。这苦受得值！”母亲每天惦着那两百多块的工资，浑身就有使不完的劲儿，哪里还顾上自己粘满煤灰的污手垢面的样子。
　　 1999年，母亲五十岁，退休回了家。退休安享晚年是大多数人盼望的，可对于母亲这样的家属工，退休回家意味着再也拿不到一分钱工资，更别奢望养老金。
　　 母亲自幼丧母，吃百家饭长大。成人后嫁到我们那个叫“旧营”的村庄，如同一株向土地致敬的稻穗，躬耕在土地上，大集体时期是好社员，“责任制”后是好农民，后又“农转非”到工厂当家属工。作为一名普通劳动者，不管干什么，再苦再累，她的劲头总是足的。只要干着，就觉得自己是有用的，是新中国的一分子。可一晃五十岁，挣不来钱，反倒靠人养活，母亲一下子老了许多，那种被社会抛弃的不安全感病魔般缠上了她。
　　 刚回到家的那些日子，每天早晨上班时间一到，母亲心里就发急，她穿戴好趴在窗口眼巴巴地望着窗外上班的人流。上班时间过了，路上没人了，母亲的心也空了。我看着心里难受，劝她：“辛苦半辈子，退休回来正好歇着，我们一家人都上班，还愁养不起您吗？”母亲喃喃道：“我们这些人，忙乎半辈子，到头来地没得种，又没有养老金，反倒靠人养活，真是没用。”母亲感到活得无能为力，整日打不起精神，也不愿出门，老闷在家里闹病。
　　 2009年，新中国60华诞，母亲60岁。国庆节的几天里，母亲总是念叨：“60年了，60年了……”我陪在母亲身边，听她叙说那些旧事，抬眼间发现她鬓角的白发又添了几许，心里一阵痛。
　　 然而，好事说来就来。就在母亲60岁末，传来给他们办养老金的消息。母亲做梦也没有想到两千多年前“老有所终”的梦想，竟在他们这一辈实现了！
　　 办养老金手续的那几天，母亲和她一块的老太太们手里都捏着几张表格，赶集一样忽而从办事机构大院拥出来，忽而拥进去，个个兴奋得像中了彩票，到市里办领取养老金的银行卡时，还破天荒慷慨地打了一回出租车。办养老金的那几天，是母亲生命的节日。
　　 有了养老金后，母亲觉得自己又回归社会了，变得重要了。每天早早地起来晨练，铆足了劲要找回年轻时的精神气儿，又爱出门了，烫了新式发型，买了时尚衣服，走亲访友，隔三岔五包饺子、蒸包子、擀长面，变着花样给我们弄好吃的。母亲成天起劲地忙乎着，头也不痛了，朗朗的笑声也回来了，得空就给我们讲从街头巷尾听来的新鲜事。母亲一高兴，家里的气氛就活跃了，总是笑声不断。
　　 从大集体勉强吃饱肚子，到包产到户顿顿细米白面，到“农转非”后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再到六十岁拿上养老金，母亲的命运与新中国的发展紧紧连在一起。她对国家那份共苦共荣的感情，我是能理解的。只是我们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生的这些人，吃得苦少，又往往被市场经济浪潮冲击得晕头转向，很难产生母亲那种源自贫苦的对富足的感念。受母亲影响，我对社会、对人生的态度始终是积极的、感恩的。
　　 苦着，累着，也热情畅快着，母亲走过了风风雨雨大半个世纪。这大半个世纪，从无到有，从苦到甜，如母亲所愿，公婆晚年都享上了福，善始善终，几个儿女都很有出息，自己又老有所养。母亲对自己人生的感念是发自内心的。
　　 如今，母亲活得很安心。平日里串串门、逛逛街，生活得随心所欲，无忧无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