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学毕业后，我考上了乡镇公务员。来到镇政府报道后，给我安排的第一个职务是去杨各庄当支部书记兼任村长。现在要求村级书记和村长都要有大学文凭，本地考出去的大学生大部分都在城市里打拼，很少有回村当干部的，村干部只好由镇里往下委派。
　　 现在的村干部要说好干也算好干，要说难干也是真难干。发展农村经济是村干部的首要任务，这点倒是不用操太大的心。改革开放几十年，农民们早就适应了现在的经济环境，他们能使风的使风能唤雨的唤雨，各户都把小日子过得蒸蒸日上。剩下的整治村容村貌，治理环境污染，开展移风易俗等等，各种工作上面都有既定政策，按照政策法规执行就可以了。这些年上面又加大对农村的投资，街道硬化，自来水入户，旱厕改水冲，取暖煤改气等等都是政府出钱，各种设施几乎和城市里一样。至于联产承包的土地更是省事，现在都被种田大户承包，村民们坐在家里等着拿承包费就可以了。
　　 村干部难干的地方是调解各户矛盾，尤其是像我这样外来的干部，更是摸不着头脑。本来互不相干的两户人家，可能因为一点小事就吵了起来，每次吵架都要把陈谷子烂芝麻翻腾一气。大家都在一个村里住了几十上百年，有很多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恩怨，让我这个外来人调节起来不得其法。有时候两个人怒气冲冲吵得不可开交，中午的时候又坐在一起喝酒；有些人看上去不过争执了三言两语，很快就会拳脚相加。
　　 村里的年轻人大部分都在外打工，常住在村里的大部分是老年人。现在网上有个流行说法，“老年人变坏了”或者“坏人变老了”。我不同意这种观点，老年人都有他们的过去，他们的思想境界可能还沉浸在当年的世界里，和现在的潮流有很多格格不入的地方。用现在的标准去衡量，他们也许是“坏”，然而他们可能认为自己的做法是“正确”的。
　　 说一个我亲身经历的笑话。一位大娘看孩子，把一件玩具丢在了街上，被另一位大娘捡去了。丢玩具的大娘找到那家去讨要，捡到玩具的大娘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许你丢就许我捡。”
　　 另一位大娘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你捡到了就得还给人家。”
　　 两个人吵得不可开交。我不明白为什么两个人吵架还使用文革时的语言。把她们劝解好之后我才知道，原来当年一位大娘在河边洗衣服，把袜子丢在河边一只，被另一位大娘捡去了。丢袜子的大娘去找人家讨要，对方却说什么也不给，两个人打了一气“语录仗”。后来丢袜子的大娘每天穿着一只袜子出来，对大家说另一只袜子被人捡去不还给她。捡袜子的那位也把另一只袜子穿在脚上，故意对大家说是自己捡来的，捡来东西归自己也是理直气壮。
　　 现在讨要丢失玩具的语录仗就是当年的延续。不是老人们还沉浸在过去的情景里，是当年的贫穷限制了她们的人性思维。
　　
　　 二
　　 村里有些事还要靠本村解决。例如通往村里的小水泥路，经过长时间辗轧，变得坑坑洼洼的，急需修补一下。各村道路都有这种情况，若是等着镇里统一安排施工，要等上很长时间。村里的闲话开始出现：“咱们村什么事也没人管，村里的水泥路坑坑洼洼，却没人张罗修一下，村干部各个都是白吃干饭的，拿着上面发的工资，不干一点正经事。”
　　 村民们的闲话让我脸上发烧，赶紧想办法修路。只是这个村几乎没有一点集体财产，承包给种田大户的土地，各户按照自己承包的土地数量直接去镇政府领承包费，也没有对外承包的鱼池等由村委会掌握的资金来源。修路的唯一办法是由各户摊钱。找大伙商量一下，谁家也不想往外掏腰包：“我家又没有汽车，步行走路不会踩坏水泥路，谁家有汽车找谁去吧。”
　　 想修路没钱，不修又整天听村民们的闲话，我这才体会到农村的工作不好做。
　　 不管遇到多大困难，工作也要继续干下去。想来想去，我想到让村里那些有钱的大户捐献一点。都是为老乡亲办事，修路又用不了太多的资金，那些大款人家手指缝洒落一点就够了。
　　 想让村里的有钱人捐款，第一个我就想到了杨树齐。
　　
　　 三
　　 杨树齐差不多是杨各庄的首富，常年在外承包建筑工程，用恭维的话说是一家建筑公司经理，用贬义的话就叫“包工头”。他们一家早就搬到县城里居住，不过村里还有原来的房子，院落里种满了蔬菜，他时不时要回家打理一下。
　　 我给杨树齐打去电话，说有事想和他谈谈。他说村里说话不方便，不如来县城谈。于是我们约好，等星期天我回县城休假的时候见面。
　　 星期天我回到县城家里。上午，我按照约定在小区门口等着杨树齐。约莫十点多的时候，一辆奔驰车停在我跟前。
　　 “张书记，让你久等了。”杨树齐开门从车上下来，急忙上前和我握手。
　　 “没关系。咱们去哪里谈？我家就住在这里，去我家吧。”
　　 “家里谈话不方便，还要麻烦家里人，不如我们去饭店，边吃边谈。”
　　 “还是别去饭店吧，随便找个地方，几句话就说完了。”
　　 “张书记，我请你喝杯酒也算不上贿赂你吧？再说我又没什么事求你，就想和你说会话，村支书和村民拉拉家常不算犯错误吧？”
　　 这家伙说话面面俱到，让你找不出反驳他的理由。左右有事求他，和他说会儿话正好做做他的工作。
　　 “喝酒可以，但是不能去大酒店。”
　　 “行，咱们找个僻静的小饭店，谁也不叫，就咱们两个人随便拉拉家常。”
　　 “那好吧。”我上了杨树齐的车，他拉着我直奔城外。在城郊一个小村庄附近，我们进了一家小饭店，杨树齐要了一个窗外是河边的雅间。他叫来服务员，随意点了四个菜：咸菜熬小鱼，韭菜炒螺蛳，香椿芽炒鸡蛋，小葱拌豆腐，都是家乡风味的普通小菜。
　　 “我开车不能喝酒，张书记喝什么酒？”
　　 “我也不会喝酒，开一瓶啤酒吧。”
　　 “好吧。”
　　 看来杨树齐这家伙很懂心理学，从他点菜、要酒的做法上，就可以看出他是要打消我的心理戒备。
　　 时间尚早，饭店里没有其他顾客，菜很快就端上了桌子。
　　 “张书记，我以水代酒，先敬你一杯，别客气，吃菜。”
　　 我喝了一口啤酒，杨树齐拉开了话匣子。
　　 “张书记，我知道你为什么要找我谈话。我呢一是时间少，二是还要考察你一下，看你是不是个给老百姓办事的好官，我这样说你不介意吧？”
　　 “没事没事，有什么话你都说出来，今天我洗耳恭听。”
　　 “不愧是有文化的大学生，看来我没看错人。”杨树齐挑起大拇指。
　　 “有话你就说吧，别把我拍马屁拍晕了，听不清你的话。”我也开玩笑地说道。
　　 “那好，今天就耽误你的一点时间吧。”
　　
　　 四
　　 张书记，我早知道你找我谈话的目的，不就是想修村里的水泥路吗？说句不是吹牛的话，修补那条小路，对我来说真不算什么，调去一罐车混凝土，派几个工人，不费吹灰之力，用不了一天时间就能把路修好。只是现在村里的人情太薄了，想起来真让人寒心哪。
　　 张书记，你自小在城里长大，估计不太了解以前的农村，那时候住一个村里，那才叫乡亲呢。那时候谁家有了婚丧嫁娶的事，提前找到村里的“老把头”招呼一声，把钱交给老把头，其他的事家里都不用管了。那时候有事都是在家里吃饭，老把头找来一群人，派人通知外村亲属，安排人去市场买菜，村里的厨师掌勺，从各户借来桌椅、盘子碗等等，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老把头去各户找前来帮忙的人，哪怕是和有事人家有些小隔阂，照样会去帮忙，真正是相逢一笑泯恩仇，完事之后，两家的隔阂也就解开了。
　　 那时候谁家有了婚丧嫁娶的事摆筵席，上学的孩子们听说后，放了学一窝蜂跑到这家，坐到桌子上就吃，也不管自家和这户人家是否有来往。家里人不好意思自家孩子去白吃饭，提前都要随上份子，虽然礼金不多，两块三块也是表一点心意，所以那时候谁家有事，几乎全村人都会随份子；如果是死了老人，那些没来帮忙的青壮年在自家吃完饭，不等老把头去找，会自动来到这户人家。那时候出殡讲究三十六杠、四十八杠，就是由三十六个人或者四十八个人抬棺材。老把头手里拿着烟盒，给抬杠的人最多每人发两颗烟了事；村里各户当年最大的事是盖房子。盖房子也是大家白来帮忙，其中吃三顿饭，叫作“吃犒劳”。第一顿饭是砌好地基，第二顿饭是上房梁，第三顿饭是摆瓦片。条件好的人家“吃犒劳”买些鱼肉，条件不好的吃什么都行。记得当时我们家比较穷，吃犒劳只给大家做了玉米饼子，大家不但没有反感，还纷纷夸奖我母亲做玉米饼子的手艺好。
　　 有一家父母双亡只剩兄弟俩，家里更是贫穷，地震房子塌了，也准备了一些盖房的材料，却一直不敢找人动工。一群年轻人在一起议论，一定要帮他把房子盖起来。记得是大年三十，一群年轻人一起去他家帮忙盖房，三十、初一、初二三天就把房子帮他盖好了，很多人把初二去岳父家拜年都暂时放下了。
　　 我的瓦工手艺就是那时候帮各户盖房学出来的，回想起那个年代，全村人亲得和一家人一样。
　　 后来生产队解散了，土地承包到各户，人们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人情却一天天淡薄下去。
　　 原来各户互相借东西，甚至借钱都是很平常的事。那时全村只有几辆自行车，几乎和现在的‘小黄车’一样，成了全村的‘公车’，谁家要用就去借，主人家都是高声答应。
　　 男青年找对象去相亲，连衣服、鞋子都去借，大家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平时各户的院门不管家里有人没人，白天都是大敞着，谁都可以随便进出，没人会想到要去锁门，很多人家连门锁都没有。
　　 后来村里的风气一点点变了。
　　 记得我刚去建筑公司上班，由于会瓦工手艺，拿最高工资，家里有点积蓄。有一次村里一个外号叫“老菜瓜”的女人去我家借钱，说是他丈夫想做生意缺少本钱。我倾其所有，把积攒下的三千块钱都借给了她。后来她丈夫做生意赔了钱，“老菜瓜”在村里到处嚷嚷，说要不是我借钱给她，她丈夫也不会做生意赔钱，把她丈夫的无能都扣在我的头上。当时我母亲还在世，气得我妈三天没吃饭，至今那三千块钱她们家也没还给我。
　　 村里再有谁家有了婚丧嫁娶的事，需用人帮忙都是花钱去雇，吃饭去镇里的饭店，抬死人一次多少钱。盖房子更不用说，都是承包给小施工队。
　　 村里的人情变薄了，还出现了气人有、笑人无的风气。你有钱了人家生气，贫穷了人家笑话你，略微贫困一点的人家都不来往。
　　
　　 五
　　 杨树齐喝了一口矿泉水问我：“张书记，你是大学毕业，学问高，你说包工头这个称呼是好还是坏？或者用文雅的话说是‘褒义词’还是‘贬义词’？”
　　 杨树齐的话让我琢磨了半天，说心里话，“包工头”这三个字，贬义的内涵还是多一些。我怕伤了杨树齐的自尊心，就敷衍他：“‘包工头’是个名词，一般名词没有褒义或贬义的区分，就像我们面前的桌子、椅子，不过就是一个名称而已。”
　　 “哈哈，张书记真给我面子，其实谁心里都明白，‘包工头’这三个字是让人看不起的低等称呼，若不然，那些大建筑公司的头头，其实也是包工头，为什么要称呼‘经理’？就算在工地指挥施工的也称为‘项目经理’，而不是叫‘项目包工头’。开会的时候，都是说某某建筑公司经理讲话，而不是说某某建筑公司包工头讲话，我说得对不对？哈哈哈！”
　　 杨树齐的话让我无言以对。
　　 杨树齐又接着说下去：“如果从外表看，我穿着名牌服装，开着奔驰车，一副大款的样子，其实，包工头的难处有谁知道啊。”
　　 “我不懂工程技术，是不是施工很难干？”我问道。
　　 “经过这么多年打拼，施工没有什么难干的，我已经学会了很多施工技术，自身就有项目经理证，还有很多必要的证件，都是通过考试考来的。就是遇到技术要求高的项目，还可以去聘请经验丰富的老工程师。那些老工程师搞了一辈子施工，只要你肯花钱，什么样的人才都可以招来。干施工难干的地方是在‘两头’。前头是如何承包到工程，后头是如何结算工程款。你也看过很多新闻报道，那些被判刑的贪污受贿贪官，几乎百分之百都和基建项目有关，基建领域是腐败重灾区。虽说现在工程项目都要搞招投标，但是那是做给上面看的，里面的猫腻多了去了，送钱送物甚至送女人，没有背后见不得光的交易，几乎拿不下工程。后来出现的房地产开发，由于都是个人企业，拿工程的黑交易倒是少了许多，但是结账却更是难上加难，他们都想方设法克扣工程款。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由于我们这里会瓦木工手艺的人多，出现了大大小小的施工队伍，有了大大小小的包工头。据我所知，很多小包工头没有几个成功的，后来大部份改行干其他行业，更有很多人落下了一屁股债，成了村里的贫困户。只有像我这样施工行业的老油子，才对付着混了个衣帽齐整。”
　　 “包工头在社会上让人看不起，但是在国家建设中又离不开我们。我们国家这些年搞了这么多的基建工程，被世界上称为‘基建狂魔’，你想过没有，任何基建工程也离不开人，离不开农民工。我们这些包工头就是农民工的组织者，没有包工头的组织，基建工程如何往下层层转包，由谁带着人去绑钢筋浇筑混凝土？然而却没人看得起我们，那些表彰大会可以表彰企业家，表彰农村致富的其他带头人，甚至表彰快递小哥，却从没有表彰过包工头！在整个社会人群中，我们扮演了社会边缘人的角色，成了唯利是图的小人，甚至把我们和黑社会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