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我中专毕业，在学校所在地呆了三天，被骗了钱，依然没有适合的工作，只能打道回府。无处可去，老家是唯一的根，回去再一次啃老。
　　 父母农民出身，一辈子都没改变过身份。他们土里刨食，靠着锄头、镰刀，养大五个子女；他们磕磕绊绊，你责备我，我责备你；他们争争吵吵，常常摔锅砸碗，连夜玩离家出走……
　　 在我心里，装有一杆秤。秤的两边，明显觉得母亲的过错更大，秤头偏向父亲。父亲老实言少，默默干活。哪怕母亲跟别人吵架，他都不插一句嘴，不言不语地挑水、喂猪。用母亲的话讲：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这是事实，也更让我偏向父亲。
　　 母亲那么强势，父亲那么老实，两相对比，谁对谁错，这不明摆着吗？
　　 那天，父母像往常一样吵起来。村口一块菜地，不大，长长的一条，母亲种了许多辣椒、豆角、黄瓜，这是农村重要的蔬菜来源。既可以自吃，也可以晒干后卖钱，所以母亲很重视。
　　 菜地旁一户邻居。邻居养了一群鸡，每天早晨，鸡从笼里放出，四处觅食，时不时钻过篱笆，进入我家菜地，啄食蔬菜。母亲看见好几次，驱赶后，鸡还是来；篱笆扎紧后，鸡总有办法钻进去，或者飞过去。
　　 母亲让父亲去跟邻居说，让他们把鸡看好，把翅膀剪掉，或者关起来，不能再让它们吃菜，否则就下敌敌畏——一种剧毒农药。父亲不同意，说菜吃就吃点，我们家的鸡也会去吃别人家的菜，不要斤斤计较。
　　 母亲翻了一个白眼：“你不吃菜啊！那从今天起，把你吃的菜让给他们家的鸡吃。”
　　 爸爸有些恼火，忍不住冒出两句，像浮出水面的两颗鱼雷：“有本事，你自己去说。”
　　 一听爸爸这话，妈妈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哭喊起来，说嫁到我们家就是个错误，说上辈子倒了八辈子霉，说要喝农药死到菜地里去……
　　 从小到大，我见惯了母亲的阵仗，雷声大，雨点小，甚至光打雷不下雨，只知道干嚎。以前，我年龄小，不敢言语，生怕被他们揍。现在，已经中专毕业，年满18岁，十八而立，已经成年，是时候站起来，替父亲说两句。
　　 我“嗯哼”两声，清了清喉咙，坐在凳子上，跟母亲说：“妈，这就是你不对了。鸡吃点就吃点，有什么关系？人应该大度一点。你毒他们家的鸡，他毒我们家的鸡，冤冤相报何时了。”说话时，我有些自鸣得意，居然能用上俗语。
　　 母亲没有想到，我会开口，会帮父亲说话。她先上愣上几秒，继续强势依旧，将枪口掉转方向，开始说起我的种种不是，说生了我这个白眼狼；说我怎么这么没本事，连工作都找不到；说我现在就训斥她，以后还怎么可能孝顺……
　　 我一听，有些生气，鼻子变大，眼睛变圆：“以后，就不养你。”
　　 我的话刚一出口，刚才还在和母亲吵架的父亲开始指责我：“文啊，你怎么能这样？她是你妈，你说这话，太不懂事。”
　　 同样，我没有想到，一直在帮助父亲说话，最后落个两头不是人。这个怪我，那个也怪我。我的头发都要燃出火花，似乎根根直立起来，像一簇丛生的杂草。
　　 “我们辛辛苦苦把你养大，把你送去读书，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父亲接着说。
　　 “哼。”我嘴巴没有开口，鼻子喘着粗气。
　　 母亲坐在一旁，没有说话，隔岸观火，眼睛里闪着得意的笑容，似乎在说，看你还敢不？
　　 我“噌”的站起来，嚷道：“既然你们都看我不顺眼，那我走好了。”
　　 母亲撂下狠话：“走就走，谁还稀罕你？”父亲补充：“有本事，这辈子，你都不要回来。”
　　 “好，我这辈子都不回来。”我咬牙切齿，“咚咚咚”跑上楼，收拾一点衣物，装进小背包，连牙膏、牙刷都没有带。
　　 可是没有路费，怎么出去？口袋里剩下三十元，少得可怜的两三张钞票，连车票都不够！
　　 我想到一个伙伴——吴旺林。我住村头，他住村尾，我们年龄差不多。那年暑假，我回家的那段时间，我和他经常一起玩，到集镇，到县城，到同学家住。他没有钱，两次问我借钱，一次十元。
　　 他开口时，我早就知道他名声不太好，到处借钱不还，但想到都是同村人，都是好伙伴，十元也不多，就借给他。他一直没还，我也没好意思要。
　　 现在没办法，我别无选择。
　　 我提着小背包，找到他。他正在村里一户人家中玩，坐在凳子上，笑着谈天说地。我板着脸，眼睛里含着泪珠，让他还钱。
　　 他嗫嚅着，开不了口，好几次想说什么，又吞了回去。他根本没钱，要不然不会到处借钱。过了一会，他妈恰好经过，看到这架势，走进来了解情况。
　　 邻居大概把事情说了下。我以为，这下还钱有希望，像是找到救命稻草。没想到，吴旺林妈妈顺手拿过凳子，安心坐下来，盘问儿子为什么借钱，什么时候借的钱，借钱去干什么，句句说钱，句句不提还钱。
　　 我看着头顶的太阳，从头顶慢慢西移，邻居家的钟声“当当”敲了两下，已经下午两点，心里急得不得了。怎么走，难不成回家住？叛逆的我根本不允许这样的事发生，我想着去姐姐家，差不多八十里路，靠双脚得走到天黑。黑下来，走不了，就得住山里，遇到狗熊怎么办？
　　 一番急躁中，吴旺林妈妈终于开口，向他人借了二十元还给我。农村人，家家贫困，不止是小孩。
　　 我接过钱，夺路而逃。我得赶路，走已经来不及，小跑着赶。
　　 山路弯弯曲曲，全是青石板，两旁高大的树木遮挡，形成光与影的组合。我无心欣赏，一个劲地走着，提脚再提脚，如同长征路上的急行军，想着天黑前赶到。
　　 从山脚到山顶，再从山顶到山脚，到达浙源——附近一个乡镇。中间有段公路，走肯定来不及，我花了几元钱，坐车到另一个村庄。下车，又是一座高山，巍峨高耸。以前，我跟姐姐一起走过，路还记得一点，左拐右拐，东绕西绕，没有问人，我真找到通往姐姐家的路。
　　 再一次上山时，太阳慢慢西沉，低沉的竹鸡声像是呼朋引伴，下午五点多，离终点还有二十多里，山很高，路很陡，我害怕一路遇歹徒，碰恶鬼，担心走不到，但又必须走到。
　　 倔强的我，走得大汗淋漓，看到中途歇脚的凉亭，根本没有进去的意思，埋头提脚，一步又一步；山顶，吹来徐徐凉风，白云挂在头顶，我抹一抹脸，甩一甩汗水，朝着下坡，毅然跑起来。
　　 终于，天色尚有余光前，我抵达姐姐的家。姐姐、姐夫在外打工，姐夫的母亲在家，看到我，看看房梁上的灯，十分惊讶，不明白为什么这么晚，我还来？
　　 老人家没问什么，只是给我弄吃的，带我洗脸、洗脚，铺床让我休息。躺在床上，看着窗外的明月，我问自己：明天去哪？姐姐那不合适，做的是技术活，我一个生手，厂里不要；二哥在浙江东阳，打的是零工，挺好。
　　 第二天一大早，天刚蒙蒙亮，鸡刚啼头遍，没等姐夫母亲喊，我已经起床，说要坐车去打工。她送我上车，站在车底下挥手，身影像极了我的母亲。
　　 后来，我靠着一点钱来到东阳，投奔二哥，免费吃住一阵，找到一间织布厂，当起学徒，干起织布工作，一个月300元。数个月，一晃而过，直到过年。
　　 腊月，厂里放假，我拿到一千多元钱，想着回家。坐上春运的客车到家，走进村庄的那一刻，父亲和邻居正在铺路，双脚叉开站立，手握一根钢钎，撬着一块石板，衣服上沾满汗水和泥土。
　　 看到他，我喊了一句：“爸。”
　　 他笑着回答：“回来了。”不用回头，他都能听出是我的声音。
　　 走进家，土地黝黑，昏暗依旧，母亲正在切猪草。“唰唰唰”的声音，如动人的乐曲，弹奏着劳动的章节。我看到她的背影，鬓上几根白丝夹在黑发中间，格外显眼，有些哽咽，叫了声妈。妈看到我，连忙放下菜刀，洗干净手，准备打鸡蛋饼给我吃。
　　 从小到大，哪怕是叛逆的我，都爱吃母亲的鸡蛋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