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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村的大路口有一棵四人合抱才能抱住的柳树桩，约六七米的高度。柳树的四周零星的散着一些枝桠，每条枝桠上挑着稀疏而发黄的柳叶，一看就是营养不良的那种。树桩靠路的方向，有一个小孩高的树洞，洞内可以容纳两个小孩，小时候藏猫儿，许多孩子会躲进去。
　　 据老年人讲，那颗柳树在一个狂风暴雨的夜晚得到了应有的天罚。小时候，我曾好奇地问过庄里年长的老人：“爷爷，那棵柳树多大了？”显而易见，没有人知道那棵柳树究竟活了多少年。但关于那个天罚，庄里人讲的故事是一样的。据说那颗柳树活成了树精，常常在月黑风高的夜晚，到庄子里偷鸡摸狗，净干一些损坏庄户人利益的事情，庄子里的人团结起来，祈求上苍，终于在一个午后，还有一个多小时才能天黑的当儿，从山的那边飘过来厚厚的云层，停在村子的上空。云层越积越厚，昏黄昏黄地，压得人喘不过气。接着，一道闪电从天空划过，雷声震耳欲聋，胆小的人全都蜷缩在屋子里，只有几个胆儿肥的老年人坐在屋檐下，口中衔着旱烟袋，时不时地巴咂上几口。风开始肆虐而来，吹地庄户人家的门都关不上，瓢泼的雨打在墙沿上，湿了大半个墙面。又一道闪电亮瞎了整个夜空，随着一声“咔擦”，柳树经不起大风的吹拂，向着大路方向倾倒了。据讲故事的人说，那场风雨过后，有人说他看见一个水桶粗的闪电砸在那颗柳树上，柳树就倒了，那个树洞就是雷劈之后留下的痕迹。也有人说，第二天清理那倒下的柳树时，柳树的四周一片殷红。后来，那颗柳树桩，在扩建道路的时候清理了。
　　 从那以后，我每次孤身一人经过那颗柳树桩时总感觉后背发凉，但依然会壮着胆儿去碎一口。
　　 小时候，我很调皮，总会爬上树去掏鸟窝，在野外捅马蜂窝，自从听了这些故事，我就再也不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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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时候的生活挺简单，思想也十分单纯，一碗玉米面疙瘩就可以让我高兴一整天，即使粪背篼把脊梁磨起了泡，也就咬咬牙的事，夜晚依旧睡得香。
　　 小时候最高兴的事就是依偎在老奶奶或老爷爷的身边，他们掰着我的手指头教我数数。握紧拳头，伸出大拇指就是一，再伸出食指就是二。就是在数数的过程中，我认识了我的手指：大拇指、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拇指，原来他们和我一样也有名字。刚开始学数数的时候总是很笨的，伸出中指的时候，无名指也就不听话的站起来，这时候，老奶奶或者老爷爷总会用一只手压住我的无名指，一只手把我的中指竖起来，“三”就出现了。随着不停地练习，我的两只手就可以数出好多个数了。在听了王爷爷给我讲张衡数星星的故事后，我也每个夜晚坐在院子里数星星，数着数着，我竟然可以数到二三百了。父母看见我数星星，总会乐得合不拢嘴，用他们的话说：“我儿长大了一定有出息。”
　　 小时候，刘爷爷给我讲的故事最多。我五岁的时候，刘爷爷失去了劳动能力，每天就拄着拐杖，拿一个小凳子，坐在院边的杏树下，目光总会朝着我家的院子。每天中午，我吃饭就像狼来了一样，稀里糊涂的扒拉扒拉几下，就去听刘爷爷给我讲故事。从那年起，刘爷爷讲的故事增加了难度，故事里有了许多数学问题。第一次接触到的就是“鸡兔九十九，一百个爪爪往前走。”刘爷爷问我，有多少只鸡多少只兔。这可难死我了，难得我直打退堂鼓。这时刘爷爷就会笑呵呵的摸着我的头说：“蛋娃莫出息，这么简单的都不会算。”刘爷爷用竹子给我做了一支笔，就这样，在刘爷爷的教导下，在地上不停地画。原则是一只鸡有两个爪爪，一只兔有四个爪爪。把刘爷爷家的院子分成左右两个块面，左边为鸡，右边为兔。在鸡的这边画一个圈，在圈的下面画两道竖，在兔的那边画一个圈，在圈的下面画四个竖。就这样，我天天画，天天数，终于有一天，我在鸡的这边画了48个圈，在兔子的那边画了一个圈。两边的圈加起来刚好是49，圈下面的竖加起来刚好是100。上学之后才懂得，这叫排列组合，又叫“鸡兔同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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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岁那年，我如愿以偿，终于坐进了土坯房马鞍间的教室，看着老师在黑板上用粉笔写“a”，我就用手指跟着在书桌上画，心里跟着老师的发音默默地念。结果一节课后，老师教的“a、o、e”，我竟然会读也会写了，没想到念书就这么简单。长大后才明白，并不是念书太容易，而是老奶奶和老爷爷门给我留下的故事激活了我的大脑细胞。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我就是老师眼里的钉子。那是因为一道数学题引起的，题目至今历历在目：4.9+0.1-4.9+0.1（我们那时是五年制，小数的初步认识是三年级第二学期的内容），要求是能用简便方法计算的就用简便方法计算。所有人的答案是“0”，唯独我的是“0.2”，也唯独我的作业本上是一个大大的“？”。作业本发下来后，我去找老师理论，我的原则是用简便方法计算和不用简便方法计算，最终的答案是一样的，可我得到了老师最严厉的批评。放学后，我没有回家，直接去找刘爷爷，我知道刘爷爷肯定有办法，也肯定会鼓励我的。那时的刘爷爷已经行动不便，大多数是坐在炕上，但依然耳聪目明。我把我的遭遇告诉了刘爷爷，也拿出作业本让刘爷爷看了，这时我委屈的眼泪不争气地流了出来。刘爷爷扶着我的头：“蛋娃莫出息，这就淌眼泪了。”刘爷爷笑着笑着，脸就沉了下来。
　　 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找老师理论了，怕我和老师顶嘴的事情传进父母的耳朵，那样，一顿打是避免不了的。不知道这件事过了有多久，老师叫我了。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老师的办公室，也不知道我又犯了什么错。
　　 “来，过来，蛋娃。”我怯怯地来到老师身边。老师轻轻地扶着我的头：“老师向你道歉，那道题的确是老师做错了，我会当着全体学生的面改正我的错误，而且我会告诉学生们，用不用简便运算，得到的答案是一致地，唯一地。”我的眼睛再一次湿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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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爷爷传递给我的数学思维，在我上初中的时候发挥地淋漓尽致，一次是在初一地时候，一本《中学生数理化》上的一道因式分解题，同学们问了所有的数学老师，没有人解出来。我是一个倔强的人，总认为《中学生数理化》上不可能出现错题，于是我就利用了一周的时间去探寻，像当年在刘爷爷家的院子里画鸡和兔那样，最终破解了。还有一次是初二时代数课本里的一道思考题，我们几个爱钻研数学的同学几经讨论，列出了算式，一个二元一次方程组，准确的来说，是二元一次分式方程组。初二的数学仅仅局限在整式方程之中，无法解决分式方程的问题，但我们几个还是推演出了正确答案。或许就是我的倔劲在促使着我，前后半个月的时间我解惑了这道题，也得到了数学老师的认可。
　　 长大后，参加了工作，娶妻生子，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经营着紧巴巴的日子。妻子和我一样，也是个倔强的人。不看别人的脸色，但也不允许我在工作上出现纰漏。妻子没有工作，地地道道的农民，她会一天到晚的外出找活干，以至于怀孕六七个月了，还在做着别人家的佣人。妻子常说：“苦点、累点，没事，只要我们活的真实。”是啊，人活着就得活的真实，但这一份真实，往往会成为压在心头的重担。现在想想，这半辈子走过来，就是因为活的真实。因为真实，我在教学的过程中创造了当地的历史。第一个小升初的学生数学考了满分，第一个中考数学获得全县第一，第一次学校的学生在全国数学竞赛中获奖，第一次有人获得本校数学教学完成教育局目标责任奖。这一个个第一次，为我的人生奠定了基础，使我未来的路敞亮了。
　　 2008年，我被调到学区，主要负责文字类的工作。同年底，我被学区聘任为中心小学副校长。2011年，我一边兼任中心小学副校长，一边兼任学区办公室主任。当时是“两基”迎“国检”的重要时期。主持全县“两基”迎“国检”的主要领导是教育局基教股股长，是我的同学。我们私下里交流了许多，定下了大的计划，这个计划也得到教育局及县分管领导的认可，依此有序推进全县“两基”迎“国检”工作，并圆满完成。至此以后，我又经历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国家验收。
　　 或许，就是这份活的真实，我走向了独立的领导岗位，在脱贫攻坚时刻，没有掉过一次链子。如今，我在全县最大的学校（5000多学生）分管着六年级的日常，我依然会秉承着这份真实，走好自己的每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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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实，就是万千汉字中的两个，像自然界中的林田湖草那样，有着和谐雨幕的滋润和和煦阳光的照耀，或枝繁叶茂，或清澈见底。更像荷叶塘里的小鱼儿，用崛起的嘴拱着荷叶的自然。但就是有了这份真实，我儿时记忆中的爷爷奶奶还活着，还在那颗杏树下抚摸着我的头，还在说着“蛋娃莫出息”。那一张张长满褶子的额头下笑呵呵的脸，丰腴着我的世界的点点滴滴。
　　 “乡音无改鬓毛衰”，正是对我的描写。偶尔一个人的时候，总会拿出自己的手指数数，数着数着，退休的日子就近了。但有了这份真实，退休也就成了人生的必经之路，也就是万千汉字中最平凡的两个字。
　　 如今，孩子大了，有了自己的打拼，妻子依然在遥远的城市里辛苦着，用结满老茧的手经营着属于自己的真实。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干好自己的每一项工作，照顾好自己的衣食起居，不要让自己成为孩子和妻子心中最大的牵挂。
　　 活着，真实就好，不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
　　 活着，真实就好，在每一个阴晴圆缺里，都有着一份真实的收获，或牵挂、或耕耘、或瞭望星空。
　　 活着，真实就好，像那一份乡音，带着甜甜的花香，是种子的力量，把自己的梦殷实成雨后七彩的虹。
　　 （原创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