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除了人多，神仙也多，平时很少被提及的神仙会趁着过年扎堆地冒出来。年前第一个登场的应该是灶神。
　　 灶神的全名叫“九天东厨司命太乙元皇定福奏善天尊”，住在每家每户的厨房里。它像个监察官，监察着人们言行举止，记录着人们的善恶美丑，到了年根底下，它回到天庭，向玉皇大帝汇报这户人家一年的情况，以此决定他们来年的吉凶祸福。
　　 腊月二十三，是北方小年，也是灶神到天庭述职的日子。灶神上天之前，要进行一次简单的祭祀。因为担心他在玉皇大帝面前讲农家的坏话，祭祀时，要喂他吃一种叫做“糖瓜”的甜品。糖瓜是麦芽糖做的，吃起来很粘，灶神一吃就会把嘴粘住。这样，见到玉皇大帝的时候，他就不能开口讲话，自然也就不能说农家的坏话了。
　　 临近小年的那几天，街巷里就传来此起彼伏的叫卖糖瓜的声音：“糖瓜，卖糖瓜的来了，有买糖瓜的没有？”那时候不像现在，营业员往超市一站，守株待兔，清等顾客上门。那时的小贩都是推着货到各村转悠，边转悠边吆喝，吆喝还不能大白嗓地喊，要有峰有谷，宛转悠扬地喊出一串连绵起伏的音符，这样才能打动买主的耳朵，让人家心甘情愿地走出家门，把钞票交到自己手中。
　　 其实，吆喝跟唱戏画画差不多，也是一种天赋。有人一吆喝就有模有样，有人再怎么练习也不行。村里有个炸油条的，每天傍晚鸦雀驮着日色归巢时，他的吆喝声就会出现，像闹钟那样准时：“换馃子，麦子换馃子。”我们那里把油条叫馃子。那时候刚刚改革开放，人们手里没钱，许多东西要像原始社会那样物物交换，馃子就是这样，要拿麦子换。卖馃子的收了麦子，再把麦子换成面粉或者钱。
　　 这个人没有吆喝的天赋，嗓子里像塞了一团鸡毛，语调艰涩，能听出来，“麦子换馃子”这几个字在他嘴里团团转，转了半天，终于冲口而出。“换”字起音很高，“馃”字却断崖式下跌，该拉长音的“子”字更是胎死腹中，没能从嘴里跑出来。“子”字没出来，“馃”字草草结束，像孩子们折叠的纸飞机，刚抛出去，却一头扎到地上，触地坠毁了。听到这人的吆喝声，奶奶皱着眉头，用力清了清嗓子，说，瞧这孩子，吆喝的就像小公鸡学打鸣，最后那腔调没上去，叫人憋得慌。
　　 卖糖瓜的会吆喝，几个字都能喊出花来，婉转流畅，九曲十八弯，尾音昂扬散开，像冲着日光抛撒出的渔网，“唰”的一声，笼罩了整个村落。
　　 听到卖糖瓜的叫卖声由远及近，奶奶从衣襟里摸出一块折叠的手帕，一层一层打开，取出在里面静卧多日的纸钞，交给我，让我去买糖瓜。我接过钱，飞也似的跑出家门，边跑边喊：“卖糖瓜的，别走，有人买糖瓜哩。”卖糖瓜的站住脚等我。我跑到他跟前，把钱交到他手里。他从自行车挎兜里掏出几个糖瓜递给我。
　　 糖瓜乒乓球大小，硬硬的，亮亮的，像涂了一薄层透明的油漆。我挑一个稍小的放到嘴里。“咯嘣”一声咬开，一股浓稠的甜味顿时淹没了味蕾。再嚼，唾液开始涌出。再唾液的浸泡下，麦芽糖释放出来，粘粘的，牙齿像涂了胶，开始不听使唤.......
　　 我把剩下的糖瓜交给奶奶。奶奶见我盯着糖瓜看，便笑着说：“别跟灶王爷抢食吃，等给上完供，这些都留给你，我们不吃。”奶奶把灶神叫做灶王爷。
　　 灶王爷是奶奶花八毛钱从供销社“请”回来的。其实，就是用浆糊粘在厨房（如果那间小黑屋也配叫厨房的话）土墙上的一张木刻画。木刻画只有两种颜色：青色和红色，以青色为主，红色只是点缀。青红两色很精巧地勾勒出灶王爷的样貌：圆脸、方肩、大耳和慈祥的微笑。它在那面墙上一住就是一年。每次走进厨房，我总觉得灶王爷在看我，我走到哪儿它就看到哪儿。我感到奇怪，它又不是真人，怎么老盯着我？问父亲，父亲说，那就对了，说明神像的眼睛画得正。
　　 由于经年累月的烟熏火燎，厨房的墙面早已黝黑发亮，甚至灶王爷的脸和衣服上都蒙了厚厚的一层灰，弄得灰头土脸的。乍一看，灶王爷不像神仙，倒像个叫花子！幸亏灶王爷不嫌家贫，住进我家，在这里受“熏陶”一年之久，真是难为他了。
　　 开始我以为别人家的厨房跟我们家的差不多，都是一间又矮又小的黑屋，后来发现我错了，邻居小胖家的厨房宽敞明亮。灶王爷同样住在灶台旁边的墙上，墙面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像班里女同学夏天穿的白裙子。他家的灶王爷相貌富态，眉目清晰，衣着鲜亮，一看就像个下到凡间的神仙。看来神仙也是同仙不同命，碰上个富贵人家，就能居于高屋大瓦之下，衣食无忧，气定神闲。一旦气运不佳，投身到我们这样的穷家败舍里，就只好蜗居在小黑屋，还免不了要忍受烟熏火燎甚至风吹雨打的苦楚。
　　 祭祀灶王爷上天要行跪拜礼。先点燃一支香烛，把糖瓜和其他祭品一字排开摆到灶王爷面前，在纸糊的香炉里插上三柱香，跪下，合手作礼佛状，祷告一番，然后把那张木刻画揭下来，点着，灶王爷就化作一缕青烟奔西天而去了。
　　 灶王爷上天的时刻被安排在小年的下午。它下午赶路，晚上能到凌霄宝殿，大概天庭也有招待所吧，它在那里住上一晚，第二天上朝再向玉皇大帝做述职报告。
　　 下午，清风微凉，在庭院里徘徊，柔弱而怯懦的它不敢走进那间小黑屋，只是撩逗地上的枯叶，刷拉刷拉的响。昏黄的夕阳却大胆走进去，照亮了这间又矮又小的屋子。一方琥珀色的阳光铺到灶台上，温暖的犹如小胖家床上铺的电热毯。阳光里，灶王爷面前摆了一溜祭品：一小碗糖瓜、一盘码得整整齐齐的猪肉片、一个冒着热气的白馒头、一个黄澄澄的雪花梨。奶奶极虔诚地冲着灶王爷合手跪下，口中念念有词。我站在她后面看她毕恭毕敬的样子，忍不住笑出声来。奶奶回头轻声责怪道：“哎呦，举头三尺有神明！这孩子，别笑，让灶王爷听见会降罪的！”我不听，仍然笑。奶奶便吓唬我说：“再笑就不让吃糖瓜了。”我这才住了腔。不担心灶王爷听见笑声，担心吃不到糖瓜。其实，我打心底不认可这个神仙。我知道，这个灶王爷并不是来自天上，而是来自天津。
　　 天津有个叫杨柳青的地方，那里生产的年画和木刻画名声在外，供销社里的木刻画大都是那里雕版印刷的，这个灶王爷也不例外。
　　 杨柳青是西青区运河边上的一个古镇。这地方开始并不叫杨柳青，而是叫“流口”，后来可能觉得“流口”这个名字不好听，便改为“柳口”，再后来改名杨柳青。据说，杨柳青这个名字的来历跟乾隆皇帝还有点关系呢。有一年，乾隆皇帝出京游玩，忽一日来到柳口，见运河清波粼粼，两岸垂柳依依，风景甚是秀丽，便问随从这是哪里。随从不知，见这里杨柳青青翠翠，就急中生智，说这里是杨柳青。乾隆皇帝点点头，于是从那时起，柳口就改称杨柳青了。
　　 那时候，我除了知道杨柳青生产年画和木刻画之外，别的一无所知。对我来说，杨柳青是一个遥远的存在。直到许多年后，我去天津工作，才有机会一睹它的真容。运河上一座石拱桥，石拱桥的桥头处有一座清代遗存下来的古院落——石家大院，石家大院后面就是林立的制作年画和木刻画的作坊。在那里，他乡遇故知，成千上万张木刻画当中，我发现了几十年前住在我家厨房的灶神，它仍然在那张薄而透明的面白纸上冲我慈祥地微笑着，我看着它，它看着我，彼此默默无语。
　　 那天，奶奶拉住我的手，希望我跪下来和她一起祭拜灶王爷，我甩手躲开了。我是不会拜一个神像的。老师说了，信神信鬼都是迷信，没文化的人才那样做。奶奶见我不肯，只得作罢。她自己祭拜完毕，把灶神从墙上揭下来，擦一根火柴点着，灰头土脸的灶王爷启程奔天庭而去。
　　 奶奶并没有因为我不肯祭拜灶神而生气。我如愿吃到了剩下的糖瓜。我边吃边说：“奶奶，如果灶王爷存在，它就该吃掉糖瓜，可是糖瓜一个没少，说明灶王爷是不存在的。”我试图从逻辑上给奶奶“洗脑”，告诉她“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奶奶说：“别瞎说，小孩子家懂什么，神仙不食人间烟火，它闻闻香味就饱了。”奶奶说完，往北屋走去。她忙着蒸年糕去了。显然，我没有说服奶奶。
　　 腊月二十三，灶神上天。过了年，正月十五，灶神回宫，奶奶又把灶神请回来。灶神重新住进那间又矮又小的黑屋子，继续履行它监察的职责，同时也不得不继续接受为期一年的“熏陶”。每逢祭祀日，奶奶依旧在神像前面点燃香烛，依旧摆上各色供品，虔诚地祭拜。
　　 多年过去，奶奶去世了，那间又矮又小的厨房还在，但已经没有了烟火气。黢黑的墙上空空如也，再不见灶神的身影，不见摇曳的烛光，不见袅袅升腾的香烟以及粘牙的糖瓜了。这些年，社会变得越来越浮躁。自私、怯懦、贪婪和焦灼像野草一样疯长，信仰日渐解体崩塌。偶尔我会想起小时候和奶奶那次关于信仰的辩论，也许是自己肤浅了呢，心中住着虚拟的神仙兴许是一件好事呢。
　　 如今，我已经活到当年奶奶的岁数，许多大事都在头脑中变得模糊不清，但奶奶逢年过节祭灶神的场景却依然清晰。有时半夜醒来，这些遥远的往事会忽然潮水般地涌入脑海，让我思之凄哽。沉郁的情绪被海潮裹挟着冲到浅水，在浪涛之间沉浮不定。
　　 半睡半醒之间，我似乎看见灶神驾着祥云从天上飞回，又住进那间矮小的厨房里。灶神慈祥地微笑着，它的前面烛光闪烁香烟袅袅，供品和糖瓜一字排开，奶奶双手合十，口中念念有词，正虔诚地冲它行跪拜礼。小黑屋的外面，爆竹声声，如鼓如雷，正在催生一个崭新的春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