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劳改农场这个话题，凡经历过20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末期，年岁较大的一些人们，就会为之色变。因为都知道，劳改农场是改造场所，是专政机关。在社会上，在人们的眼中，那个地方就是另类的世界。
　　 民谚：“天生一棵草，一颗露水养”，其实那一颗露水就是“天道”。这是人间，人间有情。
　　
　　 一、悲戚戚故乡景象已模糊，路遥遥长途跋涉投舅亲
　　 我叫中中，我的家原本在四川川南地区一个宁静偏僻的农村山乡里。那个地方叫做古蔺县的马蹄乡，是山区地带。与贵州毕节交界。赤水河就是两省的分界河。
　　 一条河流从大山里流出，依山就势，蜿蜒曲折，从马蹄街边流过。小河清波荡漾，灌溉了两岸村寨农家。两岸农家房屋，大多是白墙黑瓦。在青山绿水间，显现出了乡村的活气。这里虽然不是很美的地方，但也是一样的充满人间烟火，有着人间的喜怒哀乐的地方。这里的人们安分，勤劳朴实。劳作耕耘时，在田间地头的人们，也会唱出优美动听的山歌的。
　　 我的家就是在这里一个叫石田村的山乡里。祖辈都是依靠种地，过着农耕生活。虽祖父母辈也糸一般农村之家，但在民国时期也还拥有几亩土地，因此划成份时被划成了富农。祖父母膝下有八个兄弟姊妹，家里生活是很清苦的。但还是节衣缩食的供出了一个读书人，在民国时期的古蔺县县立中学读了初中。那读书人后来就成了我的父亲。那时的读书人不多，在50年代是有文化的人，父亲就在当地的山村里做了教师，在小学里教书。
　　 我外婆家在马蹄街上，是靠做些提篮小卖生意维持生计的人家。小时候，我也经常住在马蹄街边的外婆家里。童年的记忆是很深刻的，记忆中，记得那年（1959年夏季，有一个赶场天。那天天气晴好，我站在街边，正好奇的望着熙熙攘攘的人们。忽听身后有大人拍手的声音，我便转身望去，看见是我那常穿着中山服，上衣兜别着两只钢笔的父亲熟悉的身影。父亲正张开双臂，我惊喜地立即跑过去，扑在父亲的怀抱里。父亲抱着我，向着一个店铺走去，穿过拥挤的人群。在店铺里给我购买了一个大饼子，我吃得好香好香。父亲说“今天要接我到山乡的家里去，已告诉了外婆了的”。随后父亲又把我扛在肩膀上，我骑着马马肩，好欢喜好欢喜。父亲肩扛着我，还哼唱着儿歌给我听，一路走回山村的家里。
　　 我小儿时节，父亲按他的思想，给我做了条小背袋裤，一件小中山服穿上。我爱追着父亲玩要，父亲没法，在课堂上教书时，就只得让我在教室门外的台阶上，自个玩要，那时的我是幸福的。
　　 但这童年的幸福是短暂的，随后没多久，就发生了大饥荒，我家乡饿死了许多人。我父亲那年也饿死了，就停放在陶屋里。我不知道死是什么意思，还去揭开盖在父亲脸上的白纸，大声叫着：“爸爸，爸爸，起来，起来呀！”只见爸爸眼睛是闭上了的，脸色苍白。看着爸爸苍白的脸，没有回音，这让我一下子就感到了莫名的恐惧！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呜呜地大声哭喊着爸爸。
　　 在饥饿的日子里，山村里没有了活气，只是一片悲惨的景象。人们变得骨廋如柴，眼神无光，悲戚相向。听不见一点人语活气的声音，死气沉沉。就在这悲戚相依的日子里，忽然有一天，我听见弟弟突然发出脆脆的笑声，我随声看去。原来是大人给了弟弟一个小小的，还带着根茎的红薯。是弟弟在饥饿中获得一点吃的而发出欣喜的声音！这是我弟弟留给我的最后的记忆。因为自此以后，我再也看不见弟弟了。
　　 为了活命，村里的人们主张把我弟弟送给街镇上有粮食供应的人家，母亲哪里肯呀！可这时我母亲已瘦弱到了要拄着棍子才能慢慢行走，也是命悬一线了，属于要有点粮食抢救才能保命的危急时刻了。村里一位姓刘的生产队长就来安慰母亲，也叫做做思想工作，说：“唉呀，孃孃，不要难过了，活命要紧，两个孩子就像一双筷子，谁又舍得啊！虽是一对，但能救一个是一个呀！我们也要设法抢救你呀，只有把你送医院才能有点粮食保命啊！”
　　 母亲无话，只是不停哭着，不停的哭呀。
　　 过了一段时间，外公外婆担心我和母亲在农村撑不住，会被饿死的。就把我和母亲接到了河边马蹄的小街上，两个老人的口粮，四个人匀着吃，就这样依依戚戚，相互守候，相互扶助，艰难的一天一天的渡着日子。也不知道以后会是怎样的结果？
　　 那年，仅就在那一个多月还不到二个月的时间里，我祖父、祖母，大伯伯、大伯娘，二伯伯也都因饥饿相继死去了。我们村子里也饿死了不少乡亲，尤以我大伯娘死时情状更为凄惨。当人们发现大伯娘已死了的时候，她那最小的孩儿还在含着大伯娘那干瘪的奶头吮吸着。这孩子的命运也跟我弟弟一样，被送到了什么街镇上的人家，最后也是不知所终。
　　 长辈们是怎样盘算以后的生计，我当然不知道，也不懂。忽然有一天，外公、外婆和母亲背上一些行囊，外婆牵着我的小手。在表叔姜登仁的引领和陪护下，我们沿着河边荒野的小路走着，走呀走呀，一直走到与一条大河交汇的地方，那条大河就是赤水河。
　　 那里叫大河口，是专门摆渡两岸人们过河的地方。我与外公、外婆、母亲、表叔上了那条摆渡的小船。待我们坐稳了后，只听得艄公大声吆喝一声，船就向河中破浪而去。小小年龄的我，看着汹涌的河水，好惶恐好惶恐的。一会儿小船就到了对岸，我哪里知道，赤水河是四川与贵州的界河，我们已经踏上贵州毕节的地界了，从此就离开了故乡，我也不知道要到什么地方去。
　　 这就是我整个故乡的记忆，幼小的童年，留下一点幸福的回忆是骑爸爸的马马肩。而忧伤的记忆则更多一些，刻在了脑子里。永存恐惧的记忆是，声嘶竭力地叫着已经死了的爸爸！永存心中酸楚的是弟弟获得一个小小的还带着根茎的红薯那一刻，发出的脆脆甜甜的笑声。这笑声成了弟弟与我的永决！还有就是山村里乡亲们在饥饿中，忧郁的哼唱着那古老朴实，而又哀怨的歌谣。
　　 我随外公、外婆、母亲、表叔下了船，长辈们稍事整理了一下行囊和物品，就要准备步行出发了。那时代许多边远地区是没有公路的，我也和大人一样，拿着一根棍子拄着。在表叔的引领下，我们踏上了山路。山道险峻，山路弯弯，不时回头看看，依然是那条大河还在身后。
　　 一路爬涉了许久，将近约一个多时辰，我们到达了高高的山梁。外婆是领着我的，这时外婆叫我回转身来，停下来坐着休息一下。同时外公，母亲，表叔也都回转过身来坐下了，都不约而同的再望一望那条大河，望一望大河那边故乡的山水，故乡的山水景象已有些模糊了。山风吹拂着我们，只见大人们眼睛里满是迷惘和伤感的眼神。小小的我，当然不知道，也不懂外婆、外公、母亲、表叔等长辈们脸上各不相同的、复杂的表情。休息了一会儿后，表叔说：“该走得了”。我们起身转过了山梁，又沿着山路向前走去，故乡的影子就一点也望不见了，从此以后，故乡就只有模糊的记忆了。
　　 我拄着一小根木棍子，和大人们一起行走。就这样一路跋涉，渴了就喝一点路边的山泉或者溪水。困了，就休息一下。饿了，就生柴火烤一点亲友们周济的干粮，饼子之类的吃。
　　 多数时间，都是外婆牵着我走。在路上行走时，外婆告诉我：“我们要到竹城你舅舅家去，舅舅在竹城一个农场开拖拉机。到了竹城舅舅家，我们就有饭吃了”。我这时才知道这次是远行投亲，是要到很远很远的舅舅那里去。
　　 那时我的印象中，穿着有四个兜中山服的人，是受人们尊敬的人，认为是有点地位的人。因为农村人都是穿的对襟短衫，有些还补着补丁。我曾在马蹄外公外婆家里见这过舅舅一次，舅舅穿的是中山服，上衣领口下的衣兜上还别着支钢笔。在我的心目中，觉得能穿着中山服，上衣领口下的衣兜上别着钢笔的人，是受人们尊敬的人，就好像是有些了不起的。对穿中山服的人有一种说不出的莫名的尊敬。在山路上一看见前方远处有穿中山服的人走来，就以为是舅舅，我就叫着：“外婆外婆，舅舅来接我们了”。外婆牵着我的小手说：“中中，舅舅家还远着呀”。
　　 我们一路走呀走，晚间就在小乡镇投宿。一共行走了三天，才到了贵州大定。表叔用盘缠为我们购买了到竹城的车票，找好了客栈，安排停当后，我们在大定住了一夜。次日早晨，表叔送我们上了长途客车，眼里噙着泪水，挥手与我们辞别，然后又独自步行返回四川古蔺马蹄去了。
　　 那时的汽车容易抛锚，到了一个叫鸭池河的地方不能开动了，只得停下来修理。我们就在鸭池河住了一夜。因为车一路老是抛锚，不知在什么地方又住了一晚。经过了两天两夜的折腾和长途颠簸，第三天下午才到达竹城。就在当时的客车站对面的一条街道上的一个旅社住了一晚。次日又慢慢的打听，询问着乘车到麻浦农场的公共汽车站的地点。因我们是乡下人进城，虽是一段距离不是很远的路，也展转向行人问了许多次。走了许多时候。才在情急惶惶之中到得一个叫紫林庵的地方，找到了有发车到麻浦所属乡镇的公共汽车站。购买了下午的车票，我们又乘了公共汽车，坐到了竹城北郊的一个叫砂只哨的地方下车。一路询问着，走了约四公里，已到了黄昏时段。我们在那凸凹不平的马路上走着，已经到了麻浦农场的地界了。
　　 我们祖孙三代，相互扶持，一路走着，走着，行走得慢。遇见一位从我们身后赶超了我们的路人，外公外婆又向这人询问舅舅家住处。这位路人与舅舅家熟悉，一听询问是舅舅名字，很热情的回说开拖拉机的唐师傅家就在前面不远了，并快步的走去告知舅舅。过了一会儿，前方我那穿着中山服的舅舅，还有我的舅妈，正在向我们走来，舅舅、舅妈接着我们了。
　　 到了舅舅家，舅舅与外公、外婆、母亲嘘寒问暖，问一路的经过。舅妈立即给我们准备饭莱，一会儿饭菜就准备好了。我们吃着饭，舅妈是把我抱着在她怀前的。那菜就是莲花白，还有就是连花白煮的汤，那菜和汤有点油盐味，那个滋味好香好香。在这以前，我没有吃到过这样香的饭菜，在这以后我再也没有吃到过有这种独特美味滋味的感觉了。
　　 这年是1960年，我五岁了。算是在人生的漂零中，到了一个岸边角落。从此，我的童年、青年、成年，几乎整个人生，都是在农场渡过的。就是在农场这种改造场所环境里，开启了我人生一曲莫名的悲哀与幸福相伴的歌。
　　 我舅舅是民国时期的小学毕业生。听外婆说舅舅学习成绩很好，考取了中学的。因家里困难，读不起初中，不敢接中学的录取通知书。舅舅就没有上学了，在家里帮着做些谋生的事。到了50年代初，新政府成立了。那时读书人不多，小学毕业生，在乡间是有文化的人。舅舅就在当地的马蹄乡里做了一个小小的公职人员，不知什么原因，不愿意干了。据说是舅舅有些心高，不愿意在家乡的边僻小镇，想去大的地方发展，就辞去了工作，到贵州另谋发展。后来虽在贵州谋了份工作，可能是有些性格、性情的原因吧，在印信管理上犯事了被处理，就被送到麻浦农场劳动改造，也就是就业人员的身份。就业人员是刑满释放、劳教解教、还有就是说不清楚的由社会上各单位遣送到农场来改造的所谓“地、富、反、坏、右”等人员。这些人的身份统称为就业人员，一般被歧视性的蔑称为“老就”。
　　 因为舅舅有些文化，接受知识快，就在农场驾驶了拖拉机。那时驾驶拖拉机还是很稀奇的，很受人们的尊敬。加上舅舅口才不错，能说会道，字也写得好，是能办些事的。舅舅是收悉表叔写的信件，得知外公外婆和我们在故乡因饥饿危难的消息。就写信给表叔，请表叔帮助护送我们祖孙三代。我们才在饥饿中戚戚相顾的景况下，长途跋涉投舅亲的。
　　 那一顿饭，是到了麻浦农场舅舅家的第一顿饭，好香好香。那个有点油盐味的菜和汤好香，忘不了，忘不了！
　　 其实莲花白实在是在普通不过的一种蔬菜罢了，但在那种饥饿年代的岁月里，有着特殊的心里感应和体验。那个味道一直在我的脑海里记着。在我以后的一生中，无论什么菜肴，我都觉得没有那一顿饭菜香。再也吃不到那种滋味，感觉不到那个味道了。
　　
　　 二、为生计母亲去做保姆帮工，相扶持外婆干起了洗衣活
　　 到了农场后，我们就和舅舅、舅妈住在一起了。饭是有吃的了，因为舅舅把我们的户口迁到了农场。有了维持基本生活定量的口粮，尽管是饥荒年代，口粮少，但总是有些保障，不会饿死。可是也出现些险情的，因为都是按供给的定量吃饭。当时舅妈已有身孕，舅舅为了节约一点粮食，以备舅妈生产时用，同时也是为了让我们吃的定量不受影响。有时到了吃饭时间，舅舅就说在外面吃过了。家里的人都以为是真的，可不知道舅舅说的是假话。直到有一次舅舅饿昏了摔倒在地上，才知道舅舅说的是假话。舅妈，外公外婆和母亲急得哭泣了好久。
　　 我虽然是小孩，可也知道粮食是定量的。那时吃饭是要拿着饭票，按定量到大伙房去打饭。打饭时我积极得很，都是要缠着和大人一起去。人们都排着长长的队，眼巴巴的老远就张望着伙房的窗口，一步一步的前移。一般情况多是罐罐饭，我非常遵守按定量吃饭的这个规定，打了饭到家里吃饭的时候，摆在我面前的须是一坨完整罐罐饭。无论大小、多少，吃得饱吃不饱，我均无意见。因为我就认为一个罐罐饭就是一个人一顿饭的定量，若把一整坨罐罐饭划去一些，我就有意见了，就怄气很久。可是到伙房打饭，又不是按那家是几口人就是几个罐罐饭，而是按手里的饭票总量打给的。家里大人们也拿我很是无奈，为此也头疼。许多年后，家里的大人还把这事当成了说我的一个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