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住在丹江流域，是南水北调渠首。要调水就要储水，水域扩大，水位升高，逼丹江水北流，实现“水往高处流”的神话。
　　 为了储水，丹江河沿岸水位低的住户就得向水位高的地方靠拢，这叫后靠，以后也归类于移民搬迁。“人往高处走”也不单单局限于俗语那层涵义，而是切切实实要到水位高的地方安居乐业。
　　 上世纪70年代，我们就经历了一次后靠。自豪地说，小小的我就开始为南水北调做奉献了。
　　 丹江大坝建成，主要是用来发电，需要对丹江水截流，库区社员就得找出路。当时还是大集体，物资匮乏，上级对后靠的百姓补贴很有限，后靠的社员为了有个遮风挡雨的安乐窝，不得不自力更生。
　　 要建房，得先备料，石头、木料、土坯、瓦片等，一样都不能少。父母白天出工挣工分，加班加点要先把宅子四周的树放掉，待其变干。说放树，并不是从树的根部一锯了事。父母怕亏材料，就采用笨办法用镢头去挖，刨出来的根扔到朝阳的地方晒干，以便用来烧窑。大小树都要连根刨，小树图的是柴，大树图的是料。大树放倒后，找木工来量，从够尺寸处打截，采用捆、压等方法放一堆，防止其变形。
　　 为了安全，往往先在树顶部绑上绳子，树快要倒掉时，下面的人使劲拽，以防它不按预定方向倒。
　　 那时我还小，放学后蹦蹦跳跳回家，正准备像往常一样挎上篮子去打猪草，父亲喊住了我，他手里拿了一把粗绳，说：“刚好你回来，搭把手。”
　　 母亲不明就里，就问：“孩子刚回来，你指望他干什么？”
　　 父亲给我指着一棵碗口粗细的树，说：“你上到那个树杈处绑绳子，要绑牢。”
　　 “孩子还不到十岁，他上得去吗？我看还是算了。”
　　 “上不去也得上，背过咱的眼，他和村里一批毛猴子，上树掏鸟窝，下河摸泥鳅一个赛过一个。”
　　 原来我们这些小屁孩偷偷摸摸所干的事儿没有瞒过父亲。上树对我来说是小菜一碟，本不足提，但在父亲看来，这是一次从书本上学不来的教育，要我在吃苦中学会刚毅和忍耐；在母亲看来，孩子还小，经不起磕绊，一旦有闪失，后悔来不及。父母从不同角度对我的呵护和教育折射出了父爱如山，母爱似水，随着年岁的增长，严父慈母的形象在我心目中越来越高大，也越来越清晰。
　　 不是我吹的，上树难不倒我，我也很自信，因为在同龄孩子中，爬树是我的强项，尤其是王吸溜，想要战胜我，简直是天方夜谭。我像一位将要出征的将军，脱掉露趾的鞋，把绳子朝腰里一拴，“刺溜刺溜”几下就爬到了树顶上，真给人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我开始学说语文老师教我们的古诗句“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登高望远，一目了然，见下面一群小玩伴在朝我张望，尤其是王吸溜，眼红得要死。别看这小子一到冬天就爱吸溜鼻涕，等鼻涕拖得老长时又一下子吸溜进到鼻孔里，扳手腕却有一手，无人能比，我和他较量过几回，都让他以压倒性的优势让我颜面尽失，但在爬树方面他却是我手下败将，此时不正是我在他面前挽回面子的好机会吗？我更加得意忘形：“王吸溜，看我，能摸到天上云彩了。”王吸溜吸溜了一下鼻涕，轻描淡写地说：“那有啥，有本事你跳下来比扳手腕。”往往这时母亲阻止下面的小孩：“别喊，他在树顶上，别惊着他。”并不停地嘱咐我小心点儿。要说也怪，那时生活不好，营养跟不上，却总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不折腾几下子就觉得浑身不自在。
　　 扎跟脚得用石头，后山上有的是石头，但基本上都是顽石，再不就是不通路。公社找专业人员打炮眼、装炸药开山取石。每当放炮的时候，执勤人员举着扩音喇叭扯着脖子喊：“放炮了，放炮了——”还有专职人员四下拦路，车辆、人员禁止通行。“咚咚”几声炮响，震耳欲聋，飞沙走石。炮响过后并没有完全解除险情，以防慢炮或哑炮，直到石场指挥发令才能解禁。有了石源，队长就通知家家户户进山拉石头，那时没有小四轮，架子车就是很现代化的运石工具了。
　　 赶上了放学，父亲就让我一起去。去时空车，我坐在车子上，父母拉着，要多惬意有多惬意，我真希望路再长一点。我得意地看着弟弟们笑，弟弟们嚷着要撵，父亲眼一瞪，说：“你哥哥去帮着占石头，你们跟上干什么？”母亲也哄他们说：“你爸爸看中了石块，你哥哥占住，就不会被别人拉走，你们小，等长大了，都叫你们去。”
　　 到了石场，靠近路边的石头是抢手货，省力省事。离路远的，得用抬丝，用粗铁丝绕两圈下来就成了个抬丝。抬丝在下面兜着石头，两个人得上肩抬，到了车子边，并不是说上去就能上去的，即便差那么一点点力气也很难让它顺顺从从到架子车上落座，往往这时就喊旁边的人说：“帮忙过来烧把火。”此时我才知道在抬石头时帮忙使点劲也叫“烧把火”，是我们这里抬石头时的方言。
　　 那天比较理想的石头特别多，父亲相中的也多，母亲占一块，轮到我时，我用书包占一块，下一块时我脱下上衣放到上面，再一块时我蹲到石头上拉了一坨屎，父亲看着我，用夸赞的语气批评我：“看不出你小子还怪有歪心眼哩。”
　　 “他爹，也不知道咱还差多少石料？”母亲问。
　　 “差得远哩。厕所、牛圈、鸡舍、柴屋都得扎跟脚，还有他二爷家的，咱不操心谁操心？”
　　 可不是，二大爷有俩闺女，均已出门，父亲是他的亲侄儿，分的粮食朝家里运、磨面、担水、出义务工全指望父母替他上前。起房盖屋这么大的事儿，他能离得开父母的周旋吗？
　　 父亲支稳架子车开始装车，路边那个大石头父母攒了几次劲都没抬进车厢，每次都是只差那么一点点儿。父亲四下看看，旁边没有大人，就抬眼看了看我，喘着粗气说：“小子，过来烧把火。”
　　 父母抬起石头，我撅起屁股弓着腰，开始“烧把火”，石头规规矩矩进了车厢里。
　　 晚上只要有月光，父亲“呼呼噜噜”喝两碗黑面糊糊后，就催促母亲赶时间脱坯，母亲说：“这锅碗总要刷哩。”
　　 “锅碗交给老大，他也老大不小了。”
　　 我不敢违拗，因为老师说过在家要帮父母干些力所能及的活儿。尽管我干得用心用意，但放置东西却总不那么顺手。忙罢厨房里，我还不能歇气，得坐下来搓一把龙须草的绳子才能睡觉。父亲常说，建房离开砖瓦不行，少了绳子、钉子这些琐碎玩意儿，也一样不行。
　　 审批的宅子一般大，谁也别想多得多占。建房的位置靠抓阄，建房的时间顺序也靠抓阄，因为建房不是一家一户所能完成的，得需要很多壮劳力集中火力上前帮忙。
　　 该上梁时，主家就要蒸一锅馍，个头小小的，点上红膏子，再炒一些玉米花，放进斗里，然后搀上几枚大枣、几枚一分钱的镍币，下面的人一放炮，上面的人就开始把斗里的东西向下撒，一边撒一边唱：“太公到此喜洋洋，东家请我来上梁，府宅建在龙窝地，有山有水好风光。我一撒东方甲乙木，金银财宝装满屋；二撒南方丙丁火，家兴业旺喜事多；三撒西方庚辛金，宅第辈辈出贵人，四撒北方壬癸水，笑口常开日子美；再撒宅中戊己土，你有我有全都有。竖玉柱，上金梁，百无禁忌喝杜康。撒撒撒，发发发——”
　　 在我们这里，起房盖屋是大喜事，是要宴请亲朋好友的，所以即便经济再拮据的家庭，挤牙缝也要挤出点钱来去买挂鞭炮的，一般家庭都是四毛钱的电光炮，响的时间特别长，再在门框上、柱子上贴上红对联，显得格外喜庆。
　　 买炮的四毛钱，却难住了父母，因为家里当时实在是拿不出一分钱的多余钱来。我就开始打二爷的主意。二爷是锻磨的，当石磨的一凸一凹的纹路被磨得趋于平坦时，磨面的效率就大大减缓，这时候就需要锻。锻磨技术含量不高，但要有耐力，要抡起膀子一下一下凿；也要有眼力，稍有一两个棱不合槽，就会欲速则不达。二爷锻磨除了在外吃喝外，每天还有三毛钱辛苦费的进项。
　　 我找到二爷，对他说：“二爷，你说年初一我爹为啥领着我们来给您磕头？”
　　 “那叫拜年，是晚辈希望长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我希望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我给你拜年你给不给压岁钱？”
　　 “当然得给了。你给二爷拜年，二爷没打发过你压岁钱吗？”
　　 “磕一个头给多少？”
　　 “最少也得一毛钱。”
　　 “二爷，我现在给你磕四个头，你先预支我四毛钱，今年过年我来给你拜年，压岁钱就免了，两抵，怎么样？”
　　 二爷来兴趣了，就追问我要钱干什么？我吞吞吐吐向他说了父母的困境，说父母打算上梁时不买炮。
　　 二爷摇摇头，叹息了一声，埋怨我爹说：“不买炮能行？家里没钱了也不吱一声？那么大人了还不如个孩子。小子，我给你一块钱你交给你爹，就说要买就买大一点的，辟邪镇宅子，马虎不得。”
　　 当父亲接过我递给他的钱时，眼眶有些湿润，摸着我的头说：“你二爷走村串户挣这一块钱也不容易啊，磨锤不知得上上下下多少回。”
　　 然而，后靠也并不是一劳永逸的，随着丹江大坝加高，丹江水被逼北上，我们所住的位置再次被划在水位线以下。新世纪里，我们再次经历了移民搬迁，远离热土，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繁衍生息。
　　 我从一个小屁孩变成一位鬓发斑白的老翁，经历了两次移民搬迁，亲自见证了移民艰辛的付出，亲眼目睹了移民告慰祖先的酸楚，亲身体验了移民搬迁的壮举。丹江移民顾全大局、忠诚担当，攻难克艰铸就了新时代伟大的移民精神，这种精神就叫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