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村里有“吼”的很多。村上荣她娘、冬梅她娘、瑞欣她娘、连她娘、小织她娘、还有奇杰家大娘，还有我的一位表姐，她们都有“吼”。我母亲也有“吼”。
　　 “吼”也叫“气喘病”，是一种哮喘病。一旦发作起来，病人的脸与嘴唇憋得紫青紫青的，立马上气不接下气，等到咯出一些痰来，症状才稍稍缓解些；在春秋换季时特别容易发作，冬天有很对病人厉害的时候会卧床不起。
　　 “吼”好像十分容易得。我二叔家二妹妹一两岁的时候，骑在她小舅的脖子上玩耍。因为那时她小舅年龄尚小，他稚嫩的脖子擎不起一个大胖孩子。我二妹妹就从她小舅的脖子上翻了下来，头朝下栽倒在地。她人没有磕着，但是吓着了。她从此就有了“吼”症。且“吼”与她如影随形，直到成年找婆家，还缩着脖子不停地咳咳。
　　 隐隐约约记得，我母亲好像说过她的“吼”也是吓出来的。小时候，她从吊铺上往下递小尿罐的时候，不小心将小尿罐扣在我一个姨的头上。她特别害怕我姥姥责骂她，一时吓得喘不上气来，后来就不停地咳嗽。后来我那个姨莫名其妙地得病死了，我母亲的“吼”也越来越严重。几乎一年到头咳嗽得十分厉害。我见过我一个舅家表嫂有“吼”，有一回过年走亲戚去她家拜年，她正躺在床上咳嗽成一个蛋，床前一滩痰。她想告诉我们到她的床头一个破瓢里抓糖吃。只见她手指着瓢，抖着发紫的嘴唇，机关枪一样的咳嗽让她半天没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我们走出了她家门口，表嫂的咳嗽依旧没断声。
　　 从我记事起，我就多次见到我母亲用偏方治疗“吼”。她买来一挂猪肺，用醋煮熟，放在盆子里，每天用筷子夹一块放在嘴里，喉咙里咕噜咕噜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打着补筛（颤抖）耸着肩咽下去，一副难吃的样子。我却馋得不行。那个年代吃肉少，见了肉食馋虫全出动了。我母亲就给我们分着吃一点。醋煮猪肺具体什么味道我已经忘记了，只记得分第一个回合时，醋里泡的猪肺很多很多；待分第二个回合时，就要从醋中捞取。趁着母亲看不见，还要在醋里摸一把，把那节带气管的吃掉。吃完醋煮猪肺，母亲还是咳喘不止。听人说必须吃一个完整的猪肺治疗“吼”才有效果。母亲不无遗憾地说，我和小孩一块分着吃的，不够一个猪肺。我二婶有点轻微的“吼”。二婶家生活宽裕，我二叔当工人，有工资，我二婶吃了好几个醋煮猪肺，她的“吼”没了。母亲就时常谋划着再买一个猪肺，因为钱一直不凑手，一直没能形成计划。直到去世也没有再第二次买来猪肺。
　　 我母亲也用醋泡柿饼治疗过“吼”。柿饼需要泡在醋里七天，七个柿饼一个疗程。但泡到第三天的时候，柿饼还没有完全泡软糯，我就已经馋得不行了。母亲第三天就捞出一个柿饼，还硬相的，母亲撕了一块给我解馋，剩下的那块塞到她自己的嘴里。从此天天捞出柿饼尝一尝软了没有。这样没出七天，醋泡柿饼也没了。又开始喝醋。我记得那醋很好喝，泡过柿饼的醋有一丝甜甜的味道，还有一种凉凉的让嗓子格外舒展的熨帖。但是母亲的“吼”依旧。
　　 母亲用豆油煎鸡蛋、煎豆腐来“压”咳嗽，但是咳嗽一旦上来就得扶着墙根咳嗽好长一段时间，直到咳出眼泪，咳出一地痰，症状才稍微轻一些。我看着母亲难受的样子，我终于说出了埋在心底好久的愿望：我长大了当医生，天天给娘打针吃药。母亲一听怒了，一边咳嗽，一边抄起笤帚疙瘩就追着打我。那个时候的人普遍讳疾忌医，我说给母亲打针吃药，等于在盼着母亲生病，在母亲看来那是严重的诅咒，是皮痒痒打轻了。
　　 母亲的“吼”到了非治疗不可的地步。村里其他妇女的“吼”终于也引起了她们的集体恐慌，因为很多有“吼”的人三四十岁就去世了，她们也到了这个临界点，所以必须自救。于是她们就四处打听哪里能治疗“吼”病。终于打听着东边几十里地外有个村子里有个土医生，会用麻绳缝“吼”。她们相约去缝“吼”。
　　 那时候没有车，出行全靠步行。几十里地的来回，全仰仗腿撵脚赶。白天，每个人烙好死面玉米饼子，炒好糊盐，家里留一部分，自己带一部分。因为路途遥远，需要早走。因此半夜鸡叫头一遍，她们已经在相互拍门，大街小巷鸡鸣狗叫声交织在一起。她们踏着星光去东面的村庄寻找健康。回来的时候也已经是半夜鸡叫。她们都二天都没有起床。第三天都聚在老碾跟前，撩开衣襟袒胸露乳，彼此展览自己胸前的针脚的大小。只见她们每人从肚脐往上到胸膛上，都有七八个针脚，二指宽的距离有一道缝线，用的线竟然与纳鞋底的麻绳一样一样的。有的附着在皮肤上的麻绳像一条条青虫趴在那里，有的缝线已经变成肉色，针脚处往外渗着血水。尤其那个瑞欣她娘，怀里有个三四岁的孩子使劲吮吸她干瘪的乳房，心窝处针脚出的血水竟然往下滑落，最后那滴血滴进了肚脐眼。我看瑞欣她娘的针脚流血，就大惊小怪地起来，她不理我。我就告诉她，我要当医生，我给你重新缝一遍。瑞欣的娘把我告了，说我咒骂她生病。我母亲伸手就拧我的嘴，嫌弃我嘴贱。我从那时起觉得当医生容易多挨许多打，渐渐地黯淡了当医生的理想。
　　 她们到了第七天去拆疤（拆线）。她们还是半夜鸡叫就出发，到缝“吼”的土医生那里。因为去缝“吼”的人很多，尽管她们鸡叫就开始动身，去到那里已已经落后于路近的。回来的时候，她们个个累得咳嗽，但不敢使劲咳嗽。因为缝线的针眼，稍有颤动就疼。尽管如此，队里沤肥，在一个大池子里放上水，放上割的青草，再放上一些麦糠，她们就跳进池子里用脚踩啊踩啊。谁都不知道她们大襟掩盖着的胸膛上，二指一个针眼，还血渍鲜明。
　　 突然想起母亲与那群婶子大娘缝“吼”的事，立刻感觉眼睛发涩并如鲠在喉。她们那代人太受罪了，物质匮乏，医疗条件落后，拖着病体生儿育女，与男劳力一块上坡，回家还要做饭带孩子。我知道他们其中一个把孩子生在了黄豆地里，另一个把孩子生在磨沟里。生了孩子的她们，有时连一碗红糖水、一个荷包鸡蛋都没有。她们不到最后一口气，不肯停止劳作！
　　 我母亲、冬梅她娘、连她娘、小织她娘都不到四十岁就去世了。都说是因为“吼”夺去了她们的生命。但是荣她娘、瑞欣她娘、还有奇杰家大娘等，都带着“吼”活出了七老八十。这些被咳嗽日夜折磨仍旧攀上高龄的带“吼者”，家庭经济条件都是逐渐好转起来的。那些早走啊人，并不完全是死于“吼”，大概率她们是因贫穷而离去！
　　 想起母亲缝“吼”的事，我很想哭一场。想起母亲与其他几位早逝者，缝缝补补的生命依旧没有等来温饱与康健！我最终没有当医生，这也让我远离了许许多多痛苦的呻吟与绝望。可是母亲她们胸口带血的麻绳，却经常惹痛了我的灵魂。
　　 怀念上一代人，感恩她们把福报留给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