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被奶奶用鞋底子打进学校的。
　　 五岁那年，我领着小妹在胡同口边玩耍边等母亲下田回来。前街大槐树底下，有两三个陌生中年男人，一手掌着车把一手拿着竹竿，竹竿上还绑着一把镰刀，车后架上挂着两个编织袋。看我们路过，他们大老远招手，嘴里叽里咕噜说着什么。由于距离较远，我并没听清他们说什么，如今想来应该是问路，警惕心让我赶紧牵住小妹说：“妹妹，快走，他们可能是偷小孩儿的。”小妹听后连忙加快脚步。
　　 母亲常嘱咐我们，遇到陌生人不管是什么原因都不要靠近，抓紧朝人多的地方跑，向村长家跑，再不就向学校门口跑。我扭头看向后面，几个人已准备骑上车子，吓得我几乎是拽着小妹跑。跑到前街路口，南北大街一个人也没有，跑到村长门口铁将军把门，随后赶紧跑向学校门口。下课时间，很多学生在校园里玩，我和小妹紧贴大门，一只腿更是伸进大门里，给人一种想进学校的感觉。这一刻，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铁门虽然关着，但依旧能带给我们极大安全感。
　　 我扒着铁门格栅向里望，随着一声哨子响“嘟——嘟嘟……”学生们都向教室跑去，看似杂乱无章，实则井然有序，随后教室传来“起立，老师好！坐下”不一会儿又传来了朗朗的读书声。一颗求学的种子悄悄种在我的心田。回家后，我告诉母亲想上学。当时上学不像现在需要报备，准备材料等复杂的程序，只需给老师说一声就可以上学了。不久后，我挎着母亲用碎布缝制的书包走进学校。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多年散养的我哪能受得了约束，只上了半天就放归自然继续散养。由于年龄尚小，纪老师给我母亲说：“孩子还小，不着急，再让他玩个一年半载。”七岁那年，到了学龄期，母亲在一个周五上午，再次把我送进学校，我依旧只上了半天，便搬着板凳回家了，表示再也不去了，母亲拿我没辙，倒是平时不怎么疼我的奶奶较上了劲。她告诉母亲说：“你去地里忙吧！别管了，我把他送去！”随后奶奶把我拉进饭屋，夹在腋窝下，脱下鞋对着我的屁股就是一顿输出。迫于奶奶酷刑我只能妥协，答应再玩一下午，第二天保证上学。
　　 第二天是周六，我搬着板凳挎着书包回到学校。或许纪老师为了把我留下也或许周六上午本来就是做游戏时间。她安排我和小朋友拉线球。一个塑料硬壳圆球由两根绳子从中间穿过，绳子两头有拉环，两个小朋友站于两端，用力一拉球就会迅速跑到另一头，另一边小朋友用力一拉，球又按原路返回。后来又坐了跷跷板，骑了小木马等，一上午玩得不亦乐乎。周六下午学校放假，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我对学校的排斥，体会到上学乐趣，从这一天开始，除了得病请假，我再没逃过课。
　　 老学校坐落在村子东北角，学校东西北三面环墙，南面是村里的民房，省了一面南墙，老式外扩式大门朝西开，铁栅栏门两侧两个高高的门垛，门垛向外扩是两堵墙，墙中间是用砖横向砌成的方框，白墙红字写着“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白墙下半部分是横向台阶式，未到学龄的孩子常踩在上面小心翼翼地挪来挪去。铁制栅栏门上面焊着一排由长到短依次排队的尖刺，像红缨枪的枪头，主要防止有人攀爬，但对于农村孩子来说这些尖刺基本都是摆设，我们还常以谁敢爬过枪头引以为荣。
　　 整个学校大院子差不多有四处民居大小，一排大瓦房坐落在院子北侧是村里最高的建筑。按农村对房屋间数评断方法，算十二间，按屋门算分三大两小五间。瓦房最西侧一小间是幼儿园纪秀英老师的办公室，上幼儿园时同学间闹别扭常来这里打报告。最东侧一小间是小学教师办公室，一张办公桌，北侧是孙长兴老师，南侧是齐玉洪老师，在我二年级时候又来了一位齐瑞安老师教体育，中间也曾有过其他代课老师，由于接触时间较短只记得好像姓李。孙老师家是邻村史官屯的，主教语文和思想品德，中午在学校吃，晚上放学后回老家。齐老师是本村人，主教数学同时代课音乐与体育。齐瑞安老师也是本村村民，他来之后，体育课便由他上。
　　 老学校是幼小合并制。从纪老师办公室向东数第一间教室是幼儿园，我在这里度过了一年美好时光，期间我把小妹骗进学校，并和她做了半年同学。纪老师对孩子不算严，主要教一些拼音和算术。我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倒不是我多聪明，而是入学前我已经能数一千多个数了，拼音几乎学完了，唐诗更是背了不知多少首。母亲高考时因小失误未能上大学，后因家庭情况不愿复课，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但母亲水平很高，至今为止，她仍在辅导孙子孙女学习。母亲的教学方法不同于学校，解题思路大都简单直接，不绕来绕去。儿子在小学时候常以另类解题思路被老师夸赞，儿子总是自豪地说“俺奶奶教的”，后来母亲为了教儿子英语，还自学一年英语，简单的文章能翻译个八九不离十。我对母亲的佩服远不止这些，母亲常年做小买卖，算账从不用计算机。家里卖粮食时，当收粮小贩用计算机还未算出来，母亲早已把答案写在了纸上，此举令小贩瞠目结舌，大为夸赞。
　　 我和小妹作为同学半年期间，因骄傲自大，有一次数学竞赛比小妹少考了十分，令我羞愧难当。第二年夏天，升级考试，当时是玉洪老师监场。考试过程中，我竟睡着了，临近交卷时，玉洪老师把我叫醒对纪老师说：“这小孩儿，升级考试还能睡着，哈哈！”如今看幼升小考试不值一提，但在当时考不过是要留级的，有部分同学比我大两三岁，就是因考不过留级了。我虽天资不算聪明，但从小到大没留级。被叫醒后，我争分夺秒答题，最终以九十分的成绩考上了一年级。
　　 幼儿园教室隔壁就是一年级教室，一年级教室的课桌比幼儿园高了一些，最大的优势，不用再自带板凳了。很简单的高条桌，四根桌腿一张桌面，下面有横梁但没有桌洞。桌面很粗糙，布满无数道细碎的裂缝，还有很多被蜡烛烧过的疤痕，大部分桌面是还刻有大大小的“早”字，或许是受鲁迅先生熏陶所致。很多课桌中间还被刻上一道深深的线槽，同学们都叫它“三八线”，尤其是男女同学同位时，常会因过线而产生争吵。由于学生使用多年所致，课桌虽看上去很粗糙，但侧面被磨得很光滑，类似于一种藤木被磨亮的触感。这些课桌上具体趴过多少学生我不知道，就像我不知道这座老学校具体建于什么时候，从这里送走过多少学生？每张课桌配着一条板凳，可以同样坐两个人，板凳很宽很重，在受到无数顽劣孩子的摧残后，大都腿脚松动，甚至断裂，三腿板凳也很常见。
　　 上一年级后，学业逐渐走上正轨，每天按时上课，下课。学生也有了职务，班长，负责上课喊起立问候老师以及代老师处理班里的纠纷。副班长负责实施班长下达的命令，帮老师找教鞭。学习委员，负责收作业交由老师批改后再拿回来发给同学们，卫生委员则负责安排卫生值日情况。上二年级后，由于教室和教师有限，二，三年级在一个教室上课，从中间过道分，南面是二年级，北面是三年级。老师给三年级讲课，就让二年级自习，给二年级讲课，就让三年级自习。同学们往往上自己的课不上心，倒是对其他年级的课比较上心。当老师提问三年级同学问题，二年级同学也会争相回答，老师会拿着粉笔头砸一下，怒斥：“就你能！学好你的再说吧！”随后反过头去再对三年级同学一顿讽刺，“你瞅瞅，二年级都会了，你们还不会，丢不丢人？”
　　 上三年级后，就有了早读。每天五点多钟，天不亮就早早来到学校，开始叽叽哇哇地背诵课文，孙老师基本都在早读快结束时才会来。当同学们看到孙老师骑着车子走进校门，便会提高声量，叽叽哇哇背得声音异常响亮。老师来之前，孩子们很少自觉，尤其停电的时候，最开心，每个桌上都点着蜡烛，油灯，还有自己用墨水瓶自制的蜡烛，大家会在烛火上烤杜梨和花生吃，有时也会烤个辣椒，呛得同学们直咳嗽。班长有时会管理秩序，有时也会加入其中。
　　 早读结束。孙老师便让同学挨个背诵，背诵不过是要留校的，不能回家吃早饭，直到背过为止。印象里，我也曾被留过一两次。早上孩子不回家吃饭，家长就知道是被老师留下来了，有的家长来学校跟孙老师说几句好话，就能被放回家，有些家长留好饭就去地里干活。这所老学校，只能读到三年级。四年级就要去邻村史官屯中心小校就读，而且还要住校。我是幸运的，在我要上四年级时，香港富商齐慧洁女士为家乡捐资建成“慧洁中心小学”，从一年级到五年级，史官屯中心校学生和老师都搬到了这里，我又可以继续在村里上学了。
　　 慧洁小学投入使用后，老学校就成了专属幼儿园，如今成了村里的大队部。儿时的点点滴滴像是做过的一场旧梦，虽已时隔三十载，如今想起恍若昨日，用鞋底子把我打进学校的奶奶早已去世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