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三年七月，刚大学毕业，我就忙着到处找工作。接连几次碰壁，心里就愈加忐忑不安——毕业就真可能要失业。最后，在两位热心的女同学帮助下，去了瑞昌市码头镇6214医院。
　　 记得，那天早晨当我拖着两个鼓鼓囊囊的行李箱站在6214医院门诊楼前，背包里的白大褂压出的褶痕，宛如此刻胸腔里翻涌的忐忑。“新来的？”突然身后传来一句浑厚的嗓音，我紧忙转过身。视野中出现一位四十多岁的医生，他双手虎口带着淡白茧纹，貌似是刚下手术台，手术衣还未来得及脱，后背洇着大片汗渍，浅蓝布料上暗红斑驳宛如血色晚霞。“医生，你好，你是谢望清主任吗？”我大声激动地问道。他点了一下头，打量了我一下，又看了一眼身前的行李堆，疲惫的开着玩笑："这是要把长江水都装进行李箱啊！"话音刚落，他就紧忙帮我拎起了那个大箱子。
　　 第一次上手术台，记得那是台阑尾切除手术。当时，无影灯下我的手腕不停地在震颤，汗珠滴落器械盘的声响打破了片刻宁静，心海唤起了一阵涟漪，手术刀颤颤巍巍地划过患者皮肤。谢主任发现后，非常有耐心地说道:“刀锋要带体温。”紧接着用橡胶手套的指尖托住我的手背安慰：“静下心，能摸到结肠带吗？”我“嗯”了一声。此刻，恒温手术室内消毒水的气味附在手术衣上，似乎是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支撑着我们，值得顺利结束手术。多年以后，我才真正懂得，外科医生的手既要如船锚定风波，又要似鹭鸟轻点水纹。
　　 二〇一六年九月，通过九江市统一招考后，我回到了家乡——都昌县。临行前，谢主任将半卷泛黄的手术图谱塞进了我的背包，并再三嘱咐要加强理论学习和实操。选岗过后，我被分配到了南峰镇中心卫生院。
　　 刚到南峰，我既激动又茫然。虽然回到了自己心心念念的家乡，但是乡镇卫生院外伤的患者真不多，更不要说开展外科手术。最终，也只能听从安排，跟着陈华龙副院长开始熟悉一些常见病的诊治，例如：感冒、支气管炎，小儿腹泻等，开始由外科医生慢慢转变成内儿科大夫。后来，每当我看到陈华龙老师给外伤患者清仓缝合时白大褂上沾的血迹，总会想起瑞昌码头6214医院谢主任帮我拎箱时袖口簌簌落下的止血纱布碎屑。
　　 记得，有一天清晨，留守儿童冯某高烧蜷成虾米状来医院就诊，死活不肯喝药。“鬼仔里，你真淘气。”陈老师模仿孙悟空的声音，紧接着变戏法般摸出苹果，一边削皮，一边用本地方言讲述着偷蟠桃的故事。看孩子眼里亮着光，我知道这些土话是此时最好的陪伴。晨光里果皮旋成一串金链，陈老师抓住时机，药汁早已顺着孩子张大的嘴角滑入喉管。后来，偶然间发现他值班室抽屉总藏着水果糖与纸飞机，玻璃罐里泡着晒干的蓼子花。《草部·蓼》是出自《本草纲目》中的条目，有多种功效，祛风解表，清热解毒等。每年深秋巡诊时，我们常把紫红小花分给割稻受伤的患者止血，茎叶的汁液渗入掌纹，竟与手术室消毒水的气息一个样。
　　 二〇一八年七月，我因会写些文章被领导赏识，又通过一些关系后被借用到县卫计委工作，当我从得知这个消息后，当晚彻夜难眠，不知脱掉白大褂去搞行政是否正确。离开南峰镇中心卫生院那天，陈老师硬塞给我一个听诊器，说这是我们之间的桥梁。罗叔是我进委里跟班学习的引路人，他的材料写的蛮好，母亲经常在家里唠叨，让我平时多跟着他学习。一次偶然的机会，一位同事被调到了县人社局，我因罗叔安排，顺利接任了她的工作——秘书。我和桑主任的结识就是从这开始。工作日，桑主任的办公室每天是最早开门，我都会提前半小时去委里，先给主任泡好茶，再整理好办公桌上的材料，最后才开始秘书一天的工作，送文件，写材料等。虽然秘书工作不长，仅仅只有三个月，但是我能感受到主任对我的认可。桑主任每天都很忙，几乎每天都要加班，每次我都在等他下班后，再走。后来，因为健康扶贫股的一位同事被调去了县电视台，桑主任感觉我能够胜任这份工作，就把我安排到了扶贫股在谭股长身边，从事贫困人员政府兜底数据的整理工作。
　　 在委里跟班学习两年中，脱贫攻坚行动如火如荼，常与桑主任、谭股长和罗叔踏着晨露从县城出发，下乡检查。每次，小轿车碾过春日的泥泞村道，车辙里总粘着零落的蓼子花瓣。印象最深的是走访大沙镇一些贫困户时，桑主任从不用计算器，建档立卡手册在他修长指节间沙沙翻动，偶尔用杯底压住被湖风吹乱的纸页，一脸严肃地说道：“老张家孙女的大病救助资金怎么还没到账，这汇款单的墨迹都洇开了。”上门入户走访时，桑主任总会变出几包蛋黄派悄悄塞给眼巴巴的孩子，紧接着又教我把帮扶手册折成三叠收进文件袋：“基层工作要像你们医生号脉，指尖得贴着血脉跳。”
　　 记得，有天晚上在扶贫股办公室加班整理扶贫资料时突然听见远方急救车的鸣笛，心里隐隐有些悸动。往后，无数个深夜回程，车灯劈开浓墨般的夜色。后座堆着的扶贫材料上未及时加入的“调料”，在颠簸中簌簌落着橙红碎屑。工作中，桑主任很和蔼，他总和我们同吃泡面，不搞特殊。塑料叉子搅动时蒸腾的热气模糊了他眼角的细纹：“帮扶措施要精准，群众的药罐子和书包带都得系牢。”有一次，在周溪镇一户贫困户家里，他蹲在灶台前查看药费单据，袖口沾着的蓼子花粉竟与药方上的红印章浑然一体。后来，我偶然间发现自己似乎忘记了医生这个职业——坐在办公室面对病历本的怔忡，整理扶贫数据时听见急救铃的恍惚，尤其是女儿生病时我的不知所措。这种矛盾的心里，加剧了我对手术台的怀念。后来，经过慎重考虑，终于下定决心要回到医院去搞“老本行”。有一次，陪着家人去鄱阳湖边散步，我道出了心中已久的决定，打算下去，尽管家人都觉得现在下去有些可惜，但是我知道当我做出这个决定时，他们都会支持。
　　 二〇二〇年十月，当我接到调任汪墩乡中心卫生院的通知后，心里的那块石头好像落下了。这两年里，我非常感觉同事们的帮助，感觉自己成长了很多，也学到了很多临床以外的东西，尤其是跟着桑主任的那段时光，定将是一笔宝贵的财富。离开那天，我打算去跟向桑主任告别。推开他办公室的门时，晨光正斜斜地切过办公桌。他摩挲着那只青花瓷杯，有些不舍的说道：“基层需要年轻人的眼睛。”
　　 去汪墩报到那天，桑主任特意安排三位领导相送。途径十分钟，就到达了汪墩乡中心卫生院。车停在医院门前时，惊飞了香樟树上栖着的斑鸠。刘院长快步迎出来，白大褂下摆沾着新鲜泥点，想是刚从某个村卫生室赶来。他握手的力度带着湖风的湿润：“早听说委里来了个能吃苦的后生。”我紧忙跑了过去，视野里值班室窗台蓼子花在秋风中轻颤，晒干的花瓣蜷曲如新生儿握拳的指节。似乎这双手曾托起无数生命的初啼，此刻正将草木的精魂焙成治愈的“良药”，碎金般的阳光在领导们的肩章上跳跃、欢舞。
　　 中午在食堂用餐时，刘院长特意端来鄱阳湖银鱼羹。青瓷碗里浮着细碎蛋花，恍如当年谢主任手术刀尖挑开的阑尾系膜。三位领导的身影渐行渐远，车辙在卫生院前的砂石路上拖出浅浅的痕。我摸着白大褂口袋里谢主任赠的手术图谱，陈老师塞的听诊器，还有桑主任茶杯里的温度，突然觉得这身白衣承载着千钧重量。
　　 来汪墩已有五个年头，记忆最深处是某个深冬的雪夜。那晚，值班电话骤响，喆桥社区养老院有位孤寡老人突发急症。我第一时间跟领导请示后，就匆忙赶了过去。当我踏着积雪冲进房间时，老人已呈休克状态。静脉输液、低流量吸氧、生命体征监测，待病情稍稳便背起老人冲进了风雪中的救护车。救护车顶灯在雪幕里劈开赤红通道，急诊室的抢救持续到天亮。三日后老人攥着我的手，掌纹里嵌着经年的茧，泪珠在沟壑纵横的脸上蜿蜒：“黄医生，你背我时和我孙子一个样……”他颤抖着从枕下摸出个盒子，里面竟是晒干的蓼子花。
　　 十二年医路，一路兜兜转转。虽然身份也跟着在悄悄转变，但是那份救死扶伤的热度从未冷却。现在终于懂得，那些细微的温暖恰似子夜时分的候诊灯；而今我将晒干的蓼子花花瓣分装成纱袋，悬于治疗室内诊疗床旁的输液架上；夜班时常见月光穿过纱眼，在白色的墙面上投射成满天星斗。往后，每逢雨季，有些记忆顿时会浮出脑海，似乎码头手术室汗珠滴落器械盘的声响，与都昌候诊室雨打鄱阳湖鱼鳞瓦的韵律共鸣。当我穿过医院门诊大厅中医馆的门廊时，总能听见当年行李箱滚轮与水泥地面的私语，那些沾着消毒水、水果糖和蓼子花香的白大褂，始终在提醒我——如同谢主任手术刀尖挑开的晨雾，陈老师削苹果旋落的金光，桑主任茶杯里的温度，在岁月长河里如蓼子花般在输液架上新生，守护一方百姓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