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是有名字的：城南地
　　
　　 这个名字，虽没有特别之处，却清楚地告诉人们，这块地的准确位置。
　　 城南地，就位于我们村正南方一里远的路西侧。提起它，诸多往事便如潮水般涌上心头。
　　 小时候，城南地也如我之前描述的鳖盖地一样，是我们小朋友的欢乐天堂。我们曾在初春的麦田里挖菜、拔草；曾在初夏的地头看麦浪翻滚；曾在麦子刚收的地里拾麦穗；曾在玉米成熟的季节掰玉米棒；也曾在寒风凛冽的冬季帮大人送农家肥……但记忆最深的还是平整土地那阵，发生在它身上的几件事。
　　 那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一个深秋下午，我们一群小伙伴如往日一样，放学后提着竹篮一边四处寻找猪草、一边无忧无虑、说说笑笑。就在我们走到城南地的路边时，看见大队领导带着一群人，在刚刚收完玉米的地里又是测量，又是画线，并不停地给各小队队长说着什么。看阵势，好像又要有什么大事发生。
　　 我们急忙穿过马路，来到这群有头有脸的大人们跟前，观察并仔细听了一会儿，才知确实有大事发生。那就是在城南地，开展了一场平整土地大会战。会战人员，全大队五个小队的全体社员；会战时间，从立冬那一天开始；会战期限，整整一百天。
　　 那时，在我幼小的心灵里，诸如声势浩大的石头河水库会战，王家堡水库大坝会战，农业学大寨土地平整会战，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一年四季就没停过。尤其是土地平整会战，更是冬季的一件大事，声势浩大，全民皆兵，大有人定胜天的豪情壮志。
　　 果不其然，几天后的立冬那天，天刚蒙蒙亮，城南地里的高音喇叭就响了起来，一会儿是革命歌曲，一会儿是会战口号，一会儿是最高指示，一会儿是注意事项。我急忙起床背上书包，刚一走出村子，借着清晨天未大亮的薄雾看去，只见每条通往城南地的土路上，都有行人拉着架子车赶路，那急火火的样子，仿佛是在赴一场盛大的集会，又像是参加一次激烈的战斗，惊得我边走边看，甚至有些热血沸腾。等到我走进一里外的学校大门口，那如河流般的行人依然源源不断地向前涌动。当时我就在想：这次会战，怎么要这么多人？一种急切想去城南地看看的念头瞬间占据了我的身心。但我竭力克制着，直等下午放学后的那段自由时间。
　　 等待是煎熬的，尤其是那不断播放的喇叭歌唱声传入教室，让我不由得想象那热火朝天的会战场面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动人情景，哪还有心思认真听课？只能眼巴巴望冬日的余晖在窗外的投影一点点拉长。“日长篱落无人过，惟有蜻蜓蛱蝶飞”（宋.范成大诗句），时间仿佛凝固，等待如此漫长。
　　 下午五点整，当悬挂在教室屋檐下的那口铜铃，被一根带有细绳的铁锤敲响时，我们就像一窝蜂似的跑出教室，排队回家。然后提起竹篮，向城南地走去。
　　 此时，虽然已是大半天过去，会战的人们早已有些疲倦，但每个人的激情依然在鼓劲加油的喇叭声中丝毫不减。不管是拉车的还是铲土的，男的还是女的，都按照各小队的分工和事先画好的白线，以统一高度的标准，快速将高处的土铲到车上，拉到低处。看似五个小队都按要求一字排开，各干各的，看不出快慢。但仔细一瞧，差距就非常明显。五个小队平整后的长短界限处，都插有一杆迎风飘扬的红旗。红旗位置快慢的移动，决定着各个小队平整土地的任务进度。这种无形的竞赛方式，让整个会战场面热火朝天，烟消弥漫。
　　 我们被这动人的场景所吸引，竟忘了各自的拔猪草任务，一个个放下竹篮，主动帮家人推起了架子车。
　　 我家参加会战的是大哥，正值青涩年龄的他，拉起架子车，就跟出生的牛犊一样，来回都是小跑。累得我跟在车后，别说帮他，只要不掉队，就很不错了。但我喜欢这样，不离开架子车半步，好像只有这样，就能为平整土地做点贡献，能在贫下中农的心目中留个好印象。
　　 在那个文化课学习并不看重的年代，就连考试也全都是开卷，相互之间可以随便抄袭。而且我还听说，这一学期的期末政治考试，就是在这种会战场面，由贫下中农监考打分的。
　　 就这样，自那天后的很多个日子，只要我们有空余时间，除完成拔猪草任务外，都要到城南地去帮忙。有时时间长一些，有时时间短一些。有好几个星期天，我们都是从早帮到晚，一天下来，累得也是腰酸腿疼，但从未因此而偷懒不去。直到那年十二月底期末考试结束，会战转移到另一个村子的一块地里，我们才终止了这场轰轰烈烈的义务劳动。
　　 记得那是一个寒风凛冽的下午，我们班四十余名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排着队向城南的会战场地走去。
　　 也许是会战将接近尾声，场面没有之前那么激烈紧张；也许是事先老师跟贫协代表交流过，下午要贫下中农给我们考试打分。我们来到城南地会战中心，早已等候多时的贫下中农们一起鼓起掌来，表示对我们的热烈欢迎。
　　 我们这些八九岁的四年级学生，哪见过这种场合，一个个吓得不敢说话，更不敢抬头乱看，只能规规矩矩地排成一溜，一个个上前一步，用洪亮的声音表演节目。
　　 那一次的考试表演节目，都是当时规定的样板戏内容。不是《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杜鹃山》等片段的演唱，就是“学大寨、赶昔阳”的诗歌朗诵，要不就是背诵一首《毛主席语录》。看似简单，但表演时不能结巴，也不能没有感情。得分多少，全由贫下中农现场打分，老师只能在旁边如实计分。
　　 当一名学生表演完毕，那些席地而坐的贫下中农们，便纷纷喊出自己给的分数，有85分的，有90分的，还有100满分的。但最终分数，还是由贫协代表征求大家意见后确定。
　　 我那次是以样板戏《红灯记》中“临行喝妈一碗酒”的深情演唱，赢得了在场人们的阵阵掌声，得了九十六分，是为数不多的最高分之一。
　　 尽管我们心里非常清楚，这些成绩并不能代表我们日常所学的真实水平，但在那个年代，这样的成绩，就是对我们最好的政治评价。
　　 后来，随着形势的变化和教育制度的改革，学生重又走进教室，高考重又成为衡量学生成绩是否优异的唯一标准，我们才又重视了学习，夜以继日地为备战高考做准备，力争成为祖国建设中的知识型人才。但那次在城南地里的平整土地大会战以及此后的特殊考试形式，却永远刻印在我的脑海里，并时不时地浮现于眼前，成为一种难以名状的力量，鼓舞着我不断前进。
　　 记得苏联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曾经说过：“没有一种力量能像劳动，即集体、友爱、自由的劳动的力量那样使人成为伟大和聪明的人。”我之所以在日后的铁路工作中不计报酬地热爱劳动，并一步步从一名普通工人走向领导岗位。多半就是因为那段时间在城南地踊跃参加平整土地大会战的集体劳动吧。虽然不是全部原因，但至少埋下了吃苦耐劳、乐于奉献的集体主义观念的种子。
　　 至于之后在城南地的那次特殊考试，则是特殊年代的特殊产物，不足为怪。只要我们后来能深刻认识到一个没有文化、没有知识、没有真才实学的人，永远都不可能成为一名祖国建设的栋梁之材这个道理，就是对那种特殊考试形式的自我反省。
　　 如此一想，我村子的那块城南地，就有着它非凡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它就像一位严厉的父亲，以伟大的力量鼓舞我前进，又似一位慈祥的母亲，在温暖的谆谆教诲中指点我前进的方向。在时间的长河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力量。
　　 城南地，我永远的前进动力。
　　
　　 二0二五年五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