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进城已是年老时的事了。
　　 她年轻的时候，活动范围最远的就是岩坦区（现在叫岩坦镇）。那时，我们还是小孩，要是哪天看到母亲换上干净的衣裳，拿火钳卷头发的时候，就会好奇地问：“妈妈，你去哪里啊？”母亲佯装生气地回答我们说：“去温州杭州上海，一起去不？”说完，她掸了掸刚涂了白色粉笔的小白鞋，换下脚上的解放鞋，抻了抻衣角，拢一下头发，出门走了，留下我们几个在原地相互嘀咕着说，妈妈要去杭州了。
　　 母亲不识字，但她是个“会人（能人）”，家里的所有对外事务全部由母亲负责。农忙时节抢收抢种时的喊人帮忙，向邻里借耕牛，向熟人借学费等等，都是母亲一手操办完成。她常跟我们说自己要去温州杭州上海，说到底，她只是在表达一种想去这些地方的一种愿望罢了。温州杭州上海那么远，怎么可能早上出发，傍晚就回来了呢？其实，母亲只是去岩坦区或溪口乡上买生活用品或生产工具。
　　 八十年代，在我们农村，别说杭州上海，就算温州，都如同“传说”一般，让人神往。记得我读初中时，学校有一次组织旅游，一选温州江心屿，要交5元出游费，可以坐中巴车来回；二选大若岩陶公洞，费用是3元，只能坐三轮卡。大若岩在岩头区碧莲镇，离我们学校近。出门旅游的同学都希望去远一些的温州城，但是由于费用问题，我最后选择了去大若岩，从而失去了一次进城的机会。至于母亲，更是不会花大本钱无缘无故去温州。
　　 改革开放后，经济飞速发展，给大农村人带来了更多的赚钱机遇。母亲头脑活络，她不像其他很多农村妇女那样，进城做护理工作，她是进城去“做买卖”，主要是把家里的农产品运到温州城，卖给城里的小商贩。
　　 母亲生意做得最好最多的是落花生和板栗。这两样东西都是她和父亲亲手种亲手摘的。秋天里，黄灿灿的板栗树上，挂满了一个个长满刺的板栗果子，一阵秋风吹过，板栗从熟透的已裂开的栗壳中纷纷掉落下来。母亲随同父亲，头戴箬笠，手持柴刀，在柴篷中一颗一颗捡着板栗。这个季节，地里的落花生也成熟了，母亲和父亲一早就来到地里把落花生拔出来挑回家，并连夜就着煤油灯将花生从藤上摘下来。他们将嫩的、不好的花生挑掉，将饱满的卖相好的花生装进蛇皮袋，次日凌晨由父亲挑到公路边，等发往瓯北码头的班车，再乘渡轮到温州安澜亭码头进城。
　　 母亲的花生和板栗都是挑到“十三层”后面的弄堂内交易，“十三层”是那个年代温州城最高的建筑，算是标志性建筑之一了。那里有一位老奶奶，她充当中介的角色，在买方和卖方谈好价格后负责过秤，使交易完成，收取一点交易费。这位老奶奶非常热心，如果哪天我母亲带的东西多，当天卖不完需要留待次日再卖时，老奶奶会提供一条被子供我母亲在弄堂里过夜时用。
　　 那个时候，我们兄弟几个都已在温州城市里安了家，只要父母亲挑花生或板栗进城时，我们都会提早到“十三层”等她，陪她卖花生。
　　 母亲将装满花生或板栗的蛇皮袋子在弄堂里一字排开，打开口袋方便商贩检验。吃过早餐，商贩陆续来到十三层，对母亲的花生挑挑拣拣，他们抓起一把花生，放在左掌心，用右手的两根指头捏了捏，放下，再在另一个袋子里抓出来一把，又捏了捏，然后问道：“你这花生多少钱一斤？”母亲说3元。商贩说，你这个花生不够饱满，2.8元卖不卖？母亲说自己的花生都挑选过的，没有开价，3元一斤一分不少，商贩看看母亲价格不松口，就将手往袋子底部戳，在中间位置抓出一把花生检验，发现没有掺杂次品花生后，同意3元一斤成交。一旁的父亲脸色渐渐地难看了起来，他不喜欢自己种出来的花生被人这样挑挑拣拣，他认为自己种植的产品像自己的孩子，个个都无可挑剔，容不得别人嫌弃。眼看父亲要发出脾气，母亲扯了扯他的衣服，暗示父亲忍住，当商贩一二三的数着袋子让老奶奶过秤时，父亲的脸舒展开了，母亲笑着付了老奶奶的过秤费，一笔生意顺利完成。
　　 这是母亲进城的方式，直接以贸易开端，可谓是高大上。后来随着年龄地增大，母亲上山下地干农活机会越来越少，每年捡的板栗和自己少量种植的花生，收获后也都分发给了我们，她自己也有了一些积蓄。渐渐地，她也谋划着改变生活方式，平时闲暇时光渐渐多了起来，我们在城里的几个兄弟经常要接她到城里来住，母亲总是推脱，她说，“你们都有自己家庭，媳妇娶的都是城里人，妈妈一个农村人跟你们住在一起会不方便的。”但是我们再三解释，说自己的妻子很好相处，不存在她所担心的问题。母亲最终拗不过我们，答应跟父亲进城试住。
　　 以前，母亲父亲在十三层卖完花生当天就回去，偶尔一次没卖完的，也都是连夜守在那个弄堂里。母亲说，搬东西不方便，夜间万一有人来拿找货，还能做买卖。这次来我家是纯粹住下来，我开车接母亲，从车水马龙的人民路驶过，在十字路口等待红灯时，母亲看着前方长长的车道，又看看对向车道的空旷，她抱怨说：看着真难过，明明那边一辆车都没有，大家却偏偏挤在这边。我忍不住笑了，赶忙解释说那条道是给反方向车辆行驶的，在城市里大家都要遵守规则，不然就会乱套。母亲听完恍然大悟说：“你这样说倒也对。”
　　 母亲从未真正在城市里生活过，她住在我家一会站起来走到窗前，向窗外望去，一会坐下来东看看西瞅瞅，显得坐立不安。为了让她跟父亲能住得习惯，我特意买了她最喜欢看的武侠片碟片放给她看，可母亲依然如坐针毡。艰难地度过一夜后，第二天早上，我给她烧了一碗黄鱼面，没想到她吃后，说这种烧法鱼腥味很浓，自己勉强熬下去的，说完哈哈大笑起来。笑完后她严肃地跟我说自己想回乡下，在城市里像坐牢一样，日子漫长，太难熬。没办法，看着她六神无主的样子，实在不忍心，只好送她回到乡下。
　　 母亲最后一次进城是因为身体原因，她病了，只能到城里治疗，我给她租了医院附近的一间房子，曾经在城里一天也呆不住的母亲，生病后也只能接受她眼中如同“牢笼”般的生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