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来岁时，在乡上小学读初中。那是一个物质匮乏的年代，米面油肉都比较缺。家里喂了一头百十斤重的猪，年关时杀了，半边留下家里吃，半边买到乡上食品站，卖给集体。半边猪肉，除去骨头，也就几十斤肉，除了过年，基本上都是家里有活路用人，或者来客人，才会吃肉，平时几乎都只是炒菜时才见得到油腥。
　　 每到周末回家，上学前一天，母亲都会用猪油炒一罐咸菜，泡萝卜、泡豇豆什么的，偶尔也会有几片肥肉。我带到学校，作一周的下饭菜。猪油和肉炒的菜冷却后自然有腥腻味，蒸的盒饭有时冷了，油融化不完，吃着难以下咽。时间久了，我带上母亲用猪油炒的菜的同时，再带上一罐本味豆瓣或者泡菜，这样兼着吃。
　　 那时学校很缺水，遇到天旱，自来水不够，就到学校下面一里多路的一口水井里去担。我是班长，每天安排两个同学轮流去，和其他班的同学“抢水”是常有有事。担回来的水，班上的同学平均分，每人一小半盅。遇到下大雪的时候，如果水不够，甚至把雪盛满一盅子，等融化了后成为水，作蒸饭用。
　　 由于家贫，我每周带的稻米很少，更多的是干苕荚、玉米籽，这样蒸出来的饭大多都很硬，与猪油炒的菜或者豆瓣一起吃，一周下来，劳心刮肠，口淡得很。
　　 初二上学期的一个周五，我由于长期营养不良，身体虚弱，竟在教室里晕倒了。班主任老师把母亲叫到学校，告诉了情况。一向坚强的母亲泪湿眼眶。她默默地把我领回家，让我在床上躺着休息，就去张罗煮晚饭。
　　 正在我迷迷糊糊快睡着的时候，妹妹喊我起来吃饭。我坐到桌前，母亲把父亲、姐姐和弟妹的饭依次端来，最后才给我端。饭还是以往的饭，玉米籽和着少量稻米及青苕杆的干饭。也许是肚子饿了，也许是吃了一星期的蒸饭，见着柴火煮的饭好吃些，我狼吞虎咽，一大碗饭很快就去了一大半。
　　 突然，筷子动处，我碰到了一样不寻常的东西，一划拉，竟是一只荷包鸡蛋和几片肥肉，静静地窝在碗底。那一刻，我恍然明白，母亲给我开了“小灶”，把家里用来换零用钱的鸡蛋煮给我一人吃，怕弟妹们看见，只好给我悄悄窝在碗底。
　　 面对久违了的美味，我一阵惊喜，埋头香甜地吃着。突然，坐在旁边才几岁的小妹妹把头伸了过来。她闻到了香气，发现了我碗中的秘密。
　　 “妈，哥哥碗里有肉和蛋，我也要要。”母亲见瞒不住了，忙说:“你哥哥念书苦，身体差。”妹妹当然还不懂得这“道理”和“意
　　 义”，哭起来。母亲火了，打了妹妹一巴掌，妹妹哭得更厉害了。我见状忙把那只吃了一半的鸡蛋挑到妹妹碗里，妹妹止住了哭声，笑
　　 了，可我却看见，泪水打湿了母亲布满皱纹的眼角。
　　 以后每周回来，母亲大多时间都给我做这样一碗窝底饭。到了农忙时节，耕田栽秧的父亲也很劳累辛苦，母亲就给我和父亲一人做一碗，有时是蛋，有时是肉，有时是炒菜煎过的油渣，但母亲却好像从来没有给自己做过，姐姐和弟妹们也从未享受过这种特殊待遇。
　　 这应该不是母亲的“偏心”，而是那个时代、一个家庭的迫不得已，更是她心里的一份特别希望。
　　 一年后，我初中毕业，以优异成绩考入了师范学校。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中午，母亲把过年和有客来才准备吃的腊瘦肉取了下来，我见状对她说:“妈，你从今后就不要把肉给我一个人盛在碗底了。”母亲笑了。那顿午饭，她做了好几个菜，有肉，还有炒蛋，都摆在桌上，一家人吃得高高兴兴。
　　 后来，随着包产到户政策的深入推行，家中的粮食多了，喂的猪也更肥了。再后来，不再交“半边猪”，杀了全留着家里吃，生活逐渐有了很大好转。我进入师范后，国家供应粮油，学校发饭菜票，吃上了几年好菜饱饭。记得到师范学校的第一天，学校的大锅炒了青椒肉片，盛在米饭上面，形成冒儿头，特别好吃。
　　 参加工作至今日，也一直没有为吃喝发过愁。可是，我却时时记起母亲当年给我做的那碗上面是大米和着玉米，底下是鸡蛋腊肉的窝底饭。
　　 这碗饭，带给我的不仅是生命的营养，更是人生成长的营养。
　　
　　 (曾发表于《巴中日报》2005年10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