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平伙，就是几个人伙着吃饭。今天张三出钱，明天李四出钱，类似现在的AA制。但每个人每次出的钱多点少点，并没有人斤斤计较，更不会“秋后算帐”。
　　 我参加工作后的青春岁月，是在一座矿山度过的。这座矿山叫石人沟，是铁矿，坐落在遵化境内的燕山山脉深处，在遵化城西北十多公里处。它的纬度，大致和清东陵一样，在清东陵的东部。二者的直线距离也就20多公里。矿山的北面，是长城，据说是明代戚继光在燕国、北齐所修长城的基础上连接、加固的。长城为界，北面就是承德兴隆县了。应该说，矿山所在区域，也是一块风水宝地。我在矿山工作了九年多，我深深以为，这里是我的第二故乡。
　　 打平伙，是1980年冬天的事。那年，我刚从师范学校毕业，被分配到这里。打平伙的是三个人：赵国立老师，闫烨老师和我。闫是学美术的，爱好木刻，每天工作之余，忙于木刻创作，时常有小品见于报端。我呢，正做着作家的梦，一有空闲，就看就写，也常有文章发表，就像干大事一样。打平伙，我们并没有什么事先的君子协定，只是国立老师看到我们两个很忙，吃睡没什么规律，就经常做几个热菜，买几个凉菜，拿出一瓶白酒，招呼我们两个到他家喝上几两。国立老师，是唐山市的老三届毕业生，下乡到遵化小马坊村，被村里选为民办老师。1975年，石人沟建矿招工，他结束了民办教师生涯，成为石人沟铁矿的正式职工。矿山建校后，他又被调到矿子弟学校当了老师。他好喝酒，为人仗义，热情好客。他已经结婚，妻子是学校的音乐老师，但没有小孩，和妻子住在学校院内的两间简易房。下乡那几年，他学会了造厨，家常饭菜，做得有色有味。
　　 我虽然有了正式工作，但从平原来到山区，又远离家乡，心里总还是空落落的，悬在半空一样，踏实不下来。国立老师父母一样的细心关爱照顾，让我熨帖了许多。我感激的同时，也觉过意不去，也就经常买斤肉或买条鱼，拎瓶洒，招呼着闫，来找国立老师。
　　 矿山远离城市，内部功能“五脏俱全”。生产区在北部，生活区在南部和东部。家属院，建在南端一座平缓的山头上，被称为南山。各级领导、资深职工、人口多的职工，都住在这里。生产区和南山家属院，相隔大约两公里，由中间的一条主路连接起来。生产区和南山家属院之间，主路东侧，也是生活区，因为也是建在坡势较缓的山上，所以被称为北山。新婚家庭、单身职工，大都住在这里，配套有职工食堂、职工浴池等，北面还有一个简易的篮球场。
　　 商店、饭店、招待所、医院和学校，都建在南山家属院北面的一个山坳里，主路西侧是商店、饭店、招待所，东侧是招待所和医院。
　　 山区的冬天，比平原要冷。本来，在北山单身宿舍楼，矿上已给我们安排了宿舍，两人一间。但校领导为了我们更方便、暖和一些，又破例在学校挤出两间房，让我们住。我们多了一个宿舍。生炉子取暖，有了现成的火。恰巧，国立老师的妻子外出进修，要去二年，国立老师也成了暂时的单身汉。打平伙，我们有了现实的需求和可能。
　　 一个周日的上午，十点半左右，国立老师来到我们宿舍，又招呼我俩到他那去吃午饭，说一起过个美好的周末。但当他打开炉盖，看到冒着蓝烟的炉火时，说：“这火，炖鱼正好！”
　　 “那咱们就在这儿炖鱼，也在这儿吃吧。”我说。
　　 闫也附和。
　　 于是，我们走出校门，来到矿山主路上。商店通往南山的一段，是个坡道，也是个简易的自由市场，每天都有一二十个附近的农民，来这里卖鱼肉蛋，卖白菜土豆大葱，卖山区的土特产。周日，比平时卖货的多几家。我们买了一棵白菜、半斤猪头肉、一斤花生、一个紫心萝卜。老天赏脸，正好来了一份卖鱼的，野生鲫鱼，来自官厅水库。三两多点一条，我们买了六条。我和闫争抢着付款，都被国立老师按住了。他说，下次你们再花钱。我们只好作罢。又在下边饭店里买了二斤大饼，我们就回到了宿舍。
　　 从国立老师家拿来锅碗瓢盆、各种佐料，我们分头动手，就开始了午餐的制作。都是厨师，都是冷拼师，我们有说有笑，相互鼓励，又相互指点，相互挑毛病，又相互讽刺。做饭的过程，简直就是个排练小品的过程，是个排练相声的过程。12点刚过，就制作完毕了。糖醋萝卜丝，大蒜拌猪头肉，油炸花生米，醋溜白菜，炖鲫鱼，三凉两热，国立老师带来一瓶尖庄，半瓶铁狮子，我把我上学用过的一个小木箱从床底下拉出来当饭桌，周末的午餐，就正式开始了。
　　 “咱们仨——仨，今年冬天就——就打平伙吧。你们同意——同意不？”几两酒下肚，国立老师举着口杯说。
　　 “同——同意，同意！”闫和我同声说。
　　 “那就——就定了，谁不同意，谁就是——是那个爬爬。”国立老师左手手指张开，朝下比划着。
　　 “对对。来——干杯！”
　　 从这天开始，我们三个就打起了平伙。每天至少有一顿，我们吃在一块儿。周日，是固定在一起的，有时中午吃了喝了，晚上继续。
　　 打平伙，提高了吃的质量。每个人，都尽可能买得多一些，买得好一些。每次都是荤素搭配，凉热均衡。鱼、肉、蛋自不必说，豆腐、豆片、大小饹馇，萝卜、花生，都是我们的常菜。山区的蘑菇多，松蘑肉蘑榛蘑栗蘑雷蘑嘎扎蘑等，都是野生美味，肉炒，素炒，烧汤，都让我们百吃不厌。职工食堂，主食副食，都是大锅饭菜，而且基本是老三样，吃上几天，就有厌烦之感，而我们打平伙，就可根据舌尖的需求，随意调剂。
　　 打平伙，增长了闫和我的厨艺。能者多劳，家常饭菜，国立老师轻车熟路，大都他做。开始，闫和我打下手，和国立老师学艺。热锅凉油，温火炒料，大火炒菜，后放作料，熬炒烹炸炖，不同食材，如何配料等，我都是通过打平伙，和国立老师学的。后来，我俩也争抢着上灶掂锅，国立老师现场指导。几经咸淡生熟，我们也基本能独立上灶了。后来结婚，有了家庭，我能够成为厨房主力，直接得利于这年冬天打平伙的经历。
　　 打平伙，更伟大的意义，还是快乐了心情，密切了感情。常言道，赌钱越赌越薄，喝酒越喝越厚。通过打平伙，我们体会更深。做菜做饭，是我们三个相互配合的过程，择洗切配炒，紧密衔接，环环相扣，不容得中间断档。我们相辅相成，配合默契，从容愉快。满酒半茶，你斟我饮，真诚礼貌，尽显其中。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我们敞开心扉，互吐真言，胸襟坦荡，情感真诚，如陈年老酿，融入血液之中。如今，国立退休已近二十年，闫和我退休也近十年，我们仍不断来往，相机小聚，互诉衷肠。一冬的平伙，让我们建立了一生的友情。
　　 酒风也反映人格。我是农村出身，小时候衣食不足；国立老师离开父母，下乡到农村，也吃过不少苦头。所以我俩对吃食不挑不拣，吃嘛嘛香，有时甚至不干不净。而闫老师父母都有工作，家庭条件不错，对吃食相对讲究，且有轻微洁癖，各种食材，不洗个四遍五遍誓不罢休，新买来的豆片，入口前，也要用开水冲洗两遍。我说他装模作样，浪费能源。他却不以为然，红着脸笑笑，我行我素。
　　 我们的共性是都喜欢打乒乓球。我们宿舍的西面，是个两间一明的乒乓球室。平时下班后，我们总要打上几局。周日下午，趁着酒劲，我们往往轮番打上两三个小时，出几身臭汗，酒也就下去了很多。酒壮怂人胆。闫这时总是自认为水平高于我俩，就叫阵，要一元钱一局，输了给钱，全部补贴用于下次打平伙。国立和我来者不拒，谨慎应对。做贡献最多的，当然是闫烨。
　　 学校还有一间宿舍，住着另外两个人，其中一个是回民。但他们离家较近，不经常住宿。但只要他们赶上我们打平伙，不管轮着我们哪位作东，国立老师都要招呼他们一起来吃。回民老师在场，国立老师就出去弄些牛或羊肉来，专门做一两道回民菜。
　　 门卫是两个农村跑家的单身职工，轮流值班。我们打平伙，也经常把他们叫过来。赶上哪个算哪个。从来不收他们的费用。他们家的大白菜，储存在菜窖里，经常给我们拿过几棵来。其中，有一个姓朱的师傅，象棋玩得不错。我们对弈时，经常输给我。我怀疑他是有意的。
　　 说是打平伙，但总账算起来，国立老师要比我们两个出的钱多。他说他比我们挣得多些，吃的喝的也多些。这就平了。
　　 按矿上的规定，是不允许在宿舍起火做饭的。但校领导没有制止过我们。后来知道，教育科的两位负责人，一个是矿党委书记的夫人，一个是矿长的夫人。她们不说，别人谁也不会说。她们是有意为我们谋福利。
　　 那时交通、通讯都不便利，分配到矿山的学生，大多想调走。铁矿职工的孩子上学不便，学校又刚刚建成，让老师稳定下来，是全矿职工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