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离别的时刻总是短暂的。
　　 回忆的时光却遥遥无期。
　　 今年是2025年，父亲驾鹤西去已经二十一年了，他享年八十七岁，寿高耄耋。我从没想到他能活那么一大把年纪，可他一旦撒手走了，却感到跟他相处的日子怎么那么少，过得怎么那么快呢？
　　 其实我作为他的次子，对他的过去原来并不怎么了解。这话从他的儿子嘴里说出来，让人觉得难以置信，甚至有些难堪，可事实真是这样。
　　 对父亲，我原来缺少亲近感。
　　 因为我父亲是名副其实的严父。他养育了九个子女：前妻生了一个女儿，后来我母亲生了八个——前面四个是儿子，后面四个是千金。
　　 这么说就明白了：我是次子，排行老三。这个位置总让我觉得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是不被重视、不被看好的角色。似乎父亲从未特别关注过我、夸奖过我。倒是捅了篓子免不了被狠狠责罚，加上我小时候也确实有些淘气，经常被母亲痛骂“阵阵不离穆桂英”“打不死的程咬金”，不搞得个打狗散斋总不收场。父亲怎么会不“恨铁不成钢”呢？
　　 我的小学生活是在高真庙度过的。学校叫芦洞完小，设在一座庙宇里。既然是庙宇，里面自然供奉着好多菩萨，引来山里多少信众前来顶礼膜拜，香火一直很盛。但是这种盛况没能维持很久，因为大革命时期，芦洞属于红白双方“拉锯”地区，经常发生激烈争斗。白天白军进剿，晚上红军活动，老百姓难得安宁。特别是深夜，一阵阵狗叫声传来，肯定出大事了。第二天才知道，是红军派款，命令地方某豪绅交钱交粮，军令如山倒，一般都是赶忙交了了事。当然也有仗着自己后台硬，拖着不交的。但过不了多久，某天夜里，就会被游击队抓去杀头示众，以儆效尤。而高真庙却是被白军付之一炬的，菩萨们也都集体升天了。这些我都是听父亲说的，并没有引起我多少心理阴影。但父亲说到的另一件事，却使我心惊肉跳，久久难忘，总觉得这所庙宇改建的学校阴森森的，并不是适宜的读书场所。
　　 父亲说，那是大革命低潮时期，白军频繁进攻，根据地越来越小。说实话，在那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形势下，真看不出哪一方能最终胜利。悲观失望情绪笼罩着天空，加上红十六师师长孔荷宠叛变，四处劝降，一些动摇分子纷纷向反动派自首投诚。那一次，芦洞的老百姓都被驱赶到高真庙开会。在庙前的大地坪上，十一个被俘的红军战士被五花大绑跪成一排，身后是十一个自首的变节投敌分子。开会的内容很简单，就是要自首者杀掉自己前面的红军战士，以表“改恶从善”之心，父亲说这在《水浒传》里叫“交投名状”。人们眼睁睁看着十一个变节分子露出狰狞的面目，举起大刀恶狠狠地向着昔日的战友砍去，英勇不屈的红军战士倒在了血泊中。人群中发出一声惨叫，接着有人晕了过去。正在变节投敌的恶徒们得意洋洋之际，身后刹那间闪出十一个荷枪实弹的白军匪兵，喝令他们跪下，随着一排枪响，他们也一个个倒下了。这一次“杀鸡儆猴”，一共屠杀了二十二人，高真庙地坪血流成河，血腥味久久不散，让苏区人民目睹了斗争的残酷、惨烈场面。从此，人们晚上都不敢经过高真庙，胆小的甚至连白天都要绕道走。高真庙简直成了人间地狱！
　　 几十年后，大多数人仍不愿意再提及这场惨剧，不愿意那血腥画面在脑海中重现。有人还绘声绘色地讲述高真庙白天见鬼的遭遇，致使好多孩子去读书还是提心吊胆的，生怕有冤魂不散、恶鬼现身。我作为一个农村家庭的穷苦孩子，自然不能免俗。
　　 我们这个学校没有体育器材，上体育课安排学生自由活动。冬天，没什么好玩，冷，我们就“肩膀”，就是两个同学用肩膀互相碰撞定输赢。五年级时，有一次，我自不量力，跟危老师的大个子儿子捉对厮杀。第一下两个刚一撞上，我就哎哟一声被撞倒在地，一只手疼得抬不起来了！我不敢声张，强忍眼泪坚持上课，然后装着没事放学回家。
　　 吃饭了，一家人团团围坐，一切如常。我的手耷拉着，身子靠着饭桌吃饭。父亲一看不顺眼，朝我大吼一声：“端好饭碗吃饭！”我一惊，赶快去端碗，没端起来。父亲又是一声怒吼：“你怎么搞的，端好饭碗！”我只好再努力，可是不争气的手就是抬不起来，疼得我眼泪倒是流了下来。母亲感觉不对头了，马上走过来，“怎么回事？你说，是不是打架了？”没办法，我只好吞吞吐吐把事情说了个大概。母亲要我把棉衣袖子脱下来，脱了半天，才发现我的胳膊已经肿得跟洗衣的擂槌一样粗。母亲心疼了，埋怨我不该瞒着大人吃暗亏。父亲的脸色阴沉沉的，没有半句安慰，反而咬紧牙关警告我：“肯定是你不乐福，为什么不打别人，单单你挨打？在学校里不好好读书，跟人打架，不学好样！告诉你，以后有力气打架，就别回家吃饭！”我身上疼，心里更疼，难过得说不出一句话来。
　　 所以在后来我的记忆里，父亲总是凶巴巴的：哥哥大我才一岁多，个子、力气也差不了多少，兄弟俩自然一起玩，包括一起打架。打输了总会有哭脸的、受伤的、告状的，母亲一般不理会，最多骂一句“猪狗兄弟”扬长而去。父亲是必须正家风的，他的口头禅是“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不管三七二十一，兄弟俩都免不了挨一顿暴揍。理由是“一个巴掌拍不响”，大的不疼小的，小的不敬大的，你们谁不该打？父亲气呼呼地端着水烟筒，把我们叫到火塘边，喝令跪下，把一根点燃的香插在柴灰里，说“等香燃完了，再起来！”然后就去忙别的了，临走还交待母亲“再去拿两块砖头，让他们跪在上面！”享受着这等处罚，我们只能强忍疼痛，悔恨交加！
　　 小时候，哥哥喜欢捉鱼捉泥鳅，我喜欢捕蜻蜓、玩水。父亲对玩水是深恶痛切的，常常严厉警告我们“水火不容情，不准耍冷水、洗冷水澡！”而我却坚持“不受教”，甚至屡教不改，哪怕是田里的缺口凼，尺把深的水圳，见水就下，有水就玩，玩到高兴处，早把父亲的谆谆教诲扔到爪哇国里去了。回家被他发现身上有“水锈”，就是洗冷水澡的铁证，便不动声色到处找竹梢，我知道情况不妙，拔腿就跑。父亲发现了，立马就追。小孩子反应快，可大人脚步更快！我在前面拼命跑，父亲在后面拼命追，我希望他追几步放我一马，可父亲就是不放手，几十米后，我感觉追赶的脚步声越来越响，一只手已经挨到了我的肩膀。突然，手臂被抓住了！我的心就要从喉咙口跳了出来！一场猫捉老鼠般的游戏就此结束——父亲气喘吁吁地把我狠揍了一顿。他更加上气不接下气，暴跳如雷！你想想，这样的父亲跟秦始皇也差不了多少吧？“养不教父之过”，“棍棒底下出孝子”——这就是父亲奉若圭臬的信条。
　　 如此近乎暴戾的性格，决定了父亲跟母亲一生充满疙瘩。好在母亲有自己的招数，能够以柔克刚。按理说，父亲是二婚，还带着个几岁的女儿，比母亲大了整整八岁，应该让着母亲，可是父亲就是寸步不让，这容易一点就着。我们小，搞不清他们不时闹闹是为了什么？多数时候母亲都惹不起躲得起，敬而远之，留下父亲一个人生气。父亲是大男子主义，打我们从不手软，奇怪的是，对母亲却从不下手。气到极处，父亲就自虐，把头往墙上乱撞，弄得伤痕累累，鲜血淋漓，恐怖极了。过后不久，两人又重归于好，就这样磕磕碰碰过了一辈子，这让我至今百思不得其解。
　　 父亲暴躁易怒，母亲身材矮小，不会当面硬顶，她说“傻子才去吃那个当面亏呢”，但一旦狂风暴雨过去，母亲便会不失时机地反击。她压低声音，历数父亲的错处、危害，以理服人，父亲自知理亏，便悄悄偃旗息鼓了。母亲好强，伶牙俐齿，对父亲似乎从不买账，再大的事她也可以推倒重来。七十岁了，有一天，父亲突然对哥哥发起脾气来：“你们兄弟也太不想事了！知道吗，我都七十岁了，还能长生不老、羽化登仙吗？！”原来他是操心后事了。起码寿材得准备好。其实，二老的寿材在他们四十多岁的时候就准备好了。那时，父亲体弱多病，时刻有生命之虞。他担心儿女年纪小，一旦自己撒手，后事很难料理，于是早早把夫妻俩的寿材都做好了搁在楼上。它带给我们兄弟沉重的心理压力。好在后来我们慢慢长大，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减轻了父母亲肩上的担子，父亲的身体竟奇迹般好了起来。
　　 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那就是我们的饭量与日俱增，生产队发的口粮入不敷出，怎么办？父亲叹了口气，说：“把寿材卖了吧，先把孩子们肚子填饱再说。”于是，他们的寿材就这样被我们慢慢蚕食掉了。这不，父亲如今已是古稀之年，是风中残烛，要有事恐怕就措手不及了。于是，我们赶紧买好寿材，了却父亲的心愿。母亲并不着急，在一旁冷冷看着父亲。
　　 正所谓人生易老天难老啊，一眨眼又是十年，父亲八十岁了。这次我们没要父亲催促，兄弟俩都特意请假回家，要给父母亲砌筑墓圹，让他们百年之后仍然住在一起。这是本地的风俗。我们紧锣密鼓张罗，父亲很欣慰。真要动手施工了，我们再一次跟母亲确定时，母亲突然扔下一句硬话：“给你们父亲砌一个吧，我不要，我才不吃他的便甑饭呢！”意思就是我不想跟他在一起，靠他吃饭，说完扬长而去。她“一个雷公打散一天云”，让我们两兄弟目瞪口呆，只好作罢。
　　 父亲过世后，我们给母亲在另一个地方砌筑了墓圹。有人提议等母亲百年之后把他们两个合葬在一起，我们了解母亲的性格，决定尊重她的意愿，彻底打消了让她和父亲“死同穴”的念头。那年给父亲捡洗骨殖重新安葬，修建了一座新坟，浇了水泥，立了墓碑。如今，母亲的墓圹高高地蹲在虎形岭上，俯视着家乡的风云变幻；父亲的坟茔静静地卧在月山湾里，关注着老家的苦乐年华。一个在西，一个在东，相安无事，互不打扰。这不是父亲希望看到的结局，但他已经鞭长莫及，无可奈何——
　　 （二）
　　 我对父亲过去的零星印象还是从老一辈断断续续的议论中得到的。
　　 据说父亲在解放前不是那么安分守己。他的父亲——我的祖父子山公，身高力大，是个耿直刚强的汉子。在父亲十岁的时候，跟着乡里一帮热血沸腾的年轻人，参加了平江农军“三月扑城”。那是1928年的事。我估摸着他不到40岁。那时的平江农民运动风起云涌，颇有摧枯拉朽之势，旌旗猎猎，地动山摇，号称20万农军从四面八方向县城杀去。我不知道祖父是怀着一种怎样的心情义无反顾地扑向县城的，他穿什么样的服装，操什么样的武器？是兴高采烈，还是杀气腾腾？可以想见的是，他没怎么出过远门，甚至根本就没到过平江县城。这个老实巴交一直住在芦洞的乡下人，这一次竟然走出了山门，要去攻打“街上人”居住的县城，总是有些忐忑和激动。当时的口号是“革命分子棕包秆（稻草），农民分子系秆绳”，那么祖父应该是在上衣外面系着一根用稻草搓成的秆绳的。虽然不是赤手空拳，但手里肯定没有拿枪、铳之类的火器，而是原始粗糙的冷兵器，跟坚守县城的荷枪实弹的现代军队拼搏，结果可想而知。祖父战死在汨罗江畔的河滩上。母亲后来听人说，祖父当时没断气，表情痛苦，呻吟不绝，可没人能帮他，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才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更不知道他的遗体流落到了何方？
　　 1986年，我从任教的大学调回平江后，在《平江英烈传》里看到，说他葬在县城的三犊源，可八十年代那里是一垄水田，如今更是变成了绿树成荫的水泥街道，到哪里去找祖父的坟茔呢？这样说来祖父并没有“死得其所”。三月扑城时，才十岁的父亲，当然不可能去找寻祖父的遗体，何况死了那么多人，根本无法找到，后来只好打了一块银牌，上面刻上祖父的姓名、生卒年月，葬好一座“衣冠冢”了事。如今，他的魂灵跟祖母安顿在一起。
　　 我的祖母叫单鹤贞，这个姓在我们当地显得孤零零的。我一直不明白祖母的娘家在哪里，何以得了这么一个姓？直到2022年，母亲跟我说，你祖母应该是长沙人，可能是家里贫穷，孩子又多，养不活，就把她这个女孩送到了女婴堂，被人挑在货郎担上带来给人做了童养媳的。这样说来自然而然，不见得奇怪。祖父牺牲后，祖母迫于生计，只好改嫁，父亲实际上成了孤儿。没人抚养教育，在社会上流浪，很容易沾染一些恶习，比如赌博。而即使在民国时期，这也是被严加禁止的。当时的县长张慕槎就把“永禁赌博”四个大字命人镌刻在全县四乡八岸的石壁上，直到我去平江七中读初中，每次经过老家斩石口那片晒茴丝的石头，还会看到他深深刻下的那四个字，可惜如今已堙没不见了。那时家里本来没有多少物事，被父亲一赌，更是家徒四壁（奇怪的是，解放后父亲竟然真的金盆洗手，不管何时哪怕是文化革命乱糟糟的，赌博成风，他都与赌博彻底绝缘了）。父亲不仅成了毛主席说的“半无产阶级”，简直就是无产阶级了，后来他参加革命造有产阶级的反，便不是无源之水，可以算是顺理成章。
　　 父亲的历史是复杂的。这个结论现在看来很正常，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却不正常，“复杂”二字影响了他的一生，甚至差点毁掉了他辛辛苦苦经营的家庭，毁掉了他严格教育的儿女们的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