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时节，故乡赵家沟飘起了细雨。走在通往父亲墓地故乡的小路上，父亲提着瘟猪肉的背影仿佛出现在眼前。
　　 小的时候，家里很困难。油荤呢很少，就想吃肉。我就读的红花大队小学要新修校舍，不知道父亲从哪里得到消息，父亲拿着一把挂面，翻过红花梁子，送到大队干部家里，善良的干部毫不犹豫将生意交给父亲来做。
　　 于是，到了逢场天，父亲就带着我和弟弟去六里远的广兴场，他一起搬运木头，许诺，做好了，有瘟猪肉吃。听说有肉吃，我们激动万分。逢场天，学校老师买好木头后，父亲就一根一根点数，打上记号，然后搬运到猪市坝梁子上。然后安排弟弟看守，父亲叫我一起抬，只有十三岁的我，力气很小，但是也能够让父亲减轻一点点重量，父亲抬前面，我抬后面。风岭寺那崎岖的山路上，赶场的人很少，只有父亲和我在高低不平的泥巴路上走着。
　　 暑假期间的天气非常酷热，道路两旁的树林中懒虫不停地厮叫着，热浪袭来，感觉酷热难耐。被阳光烤烫了的路面几乎无法下脚，我们只有踏着路边的草丛行进。父亲见我年纪小，就按照七三比例抬，后来逐渐变成六四。沉重的木头几乎全部压在父亲的肩头，将那坚实的肩膀压成一个弯月。在阎王坎歇脚的时候，父亲见我满脸通红，汗水直流。就摸着我的头说：“国林娃，你不是做农活的料，你和弟弟就一起看到木头，不要掉了就行。”后来父亲脱掉那补了几次的补疤的衣服，只穿一条鸡肠子带带拴着的白布短裤，将母亲一针一线做的垫肩，搭在那黝黑色的肩膀上。一根、一根，艰难地搬运着木头，父亲采用的是蚂蚁搬家的方式，搬一部分，行进一里路左右，放到看得见的地方，再回头搬运。再往下一个点搬运。我坐在等待搬运的木头上，父亲扛着一根根木料，坚实地往前走。这样只有六里远的山路反复后就成了十几里的漫长之路。父亲赤裸着上身，光着脚板，坚定地往前行走，望着一身汗流全身的父亲背影，我幼小的心中升起了崇拜之情。
　　 当一大堆木头搬到剩下最后一根木头时，父亲让我往前走，自己却是在我们坐过的地方，用长满老茧的脚，踢开杂草和石块，认真细致地查看，害怕掉了粮票或者肉票。那犀利的眼眸，扫描着每一个角落，总希望从那些废纸和草丛中发现一张钞票或者一个镍币。
　　 父亲拖着又饥又累的身子回到家里，将挣到的七八元钱交给母亲。母亲已经早就做好饭等我们了。父亲说：“国林娃，二娃子你们先吃，把你们累到了啊。下次赶场给你们买瘟猪肉吃啊。”听到父亲说要买瘟猪肉，望着没有一点油的泥巴碗，我们弟兄非常高兴，心中一直期待着。
　　 父亲不顾搬运木头的辛苦大步流星地来到瘟猪肉摊前，肉贩子开始收摊了，父亲将肉贩子剩下的一坨带骨头的瘟猪肉买了，递给我，我提着瘟猪肉，一甩一甩的，引来无数羡慕的目光。父亲走在我前面，他那高大的背影，就像一堵墙一样，坚实而又伟岸。
　　 母亲将瘟猪肉煮好后，给父亲倒了一杯白酒，一家人围坐在大方桌周边，那瘟猪肉的油气和香味让我们有了过年的感觉，就连那骨头，都被敲碎，放在嘴里一直呡下去，直到没有一点油腥味才把渣吐出来。
　　 吃完瘟猪肉，我和弟弟上床睡觉了。几次艰辛的搬运，父亲的肩已经磨破了皮，血红的印迹，布满了父亲坚实的肩膀。
　　 后来搬运木头的活儿被人翘了，父亲却说：“不吃瘟猪肉了，我们吃猪脑壳。”
　　 凌晨四点过，父亲把我从床上拉起来，往广兴场赶。漆黑的夜晚，父亲拿着火把，在前面走，我紧跟在后面。父亲将火把指向侧面，漆黑的夜空让我感到恐惧，特别是走在阎王坎的时候，一个声音刺破黑夜，我就觉得有鬼来了，赶紧抱着父亲的大腿。父亲停下脚步，抚摸着我的头说：“莫怕，世上哪有鬼啊，我们抓紧走，不然买不到猪脑壳了。”父亲一只手拉着我，一只手拿着火把，我们艰难地前行。
　　 到了经营站，已经有十多个人在围在一起了，父亲叫我站在街道对面等待，他去挤。父亲那矮小的背影一下子就淹没在了杂乱的人堆里。半个小时后，父亲箭起脚终于挤到了前面。手里拿着肉票和一张十元的钞票。嘴里不停地喊：“哥老倌，我买猪脑壳。”卖肉的是街上的小伙子，望着父亲那只一直在人堆里晃动的手，生了恻隐之心，迈过前面两个人，接过父亲的肉票和钱。说道：“只有一个猪脑壳了，你要不要？”“要，要，给我称到。”父亲从前面两个高大的男人腋下钻到前面，从铺板下面露出头来说。
　　 不一会儿，父亲提着满是猪毛的猪脑壳，从人堆里钻了出来。这时天已经亮了，我赶紧跑向父亲，接过猪脑壳。父亲腾出手来用衣服擦了一下脸上的汗水，此时的父亲那脸上曾经因出痘子留下的坑坑洼洼好像已经消失，显得那样的英俊。
　　 午饭后，父亲扛起锄头，又往地里走去，阳光照在父亲的背上，锄头在父亲的肩上发着光亮。我在想，我要努力读书，将来让父亲不再过这样的日子。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