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珍藏了一双鞋子，是双布鞋，是父爱“润雨细无声”的见证，也是“慈母手中线”的写照。父母对子女的爱是纯真的、无私的、永恒的，平平淡淡一句话，平平常常一件事，平平凡凡一样东西，都会在儿女们的成长中荡起涟漪，在儿女们的内心深处闪光。
　　 小时候，弟兄多，日子苦，吃饭时母亲哄罢这个哄那个，穿衣上也是顾了这个顾不了那个，破衣烂衫伴着我们成长，一件衣服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这个穿罢那个穿，直到最后实在穿不成了，母亲才把衣服攒起来，用以打补丁或做鞋。在物质匮乏的时代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是这样，谁也不会笑话谁。
　　 高中毕业以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已奔二十岁的我，开始对异性有了懵懵懂懂的认识，而且越来越重视自己的穿戴。穿的太寒碜了就走不到人面前去，在异性面前更觉得自己无地自容，连母亲也常说：“人靠衣裳马靠鞍”，穿得整洁了就能俊三分。
　　 但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想穿出件惹人注目的衣服来，还真难。成品衣服几乎没有，即便你想自己做一件，没有布证一样扯不来布。
　　 一个大小伙子，脚上还穿着露趾的布鞋，甭提心里是什么滋味儿了。
　　 知子莫如母，母亲看我穿的寒酸，也觉得过意不去，就答应给我做一双新鞋。
　　 穿新鞋子对于现在来说，再简单不过了，到商店里随便挑一双就能穿好长时间，而且不用削足适履。但我的青春时代却受各种因素的限制。妈妈也想给我们弟兄做鞋，一是因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二是没有金刚钻，不拦瓷器活。现在妈妈答应给我做鞋，我真比在路边捡了金元宝还开心。
　　 怎样做鞋，母亲在请教了好多年轻女人后开始跃跃欲试了。我们平时穿烂的衣服，母亲派上了用场，烧上黑面糊糊，找来一张报纸，用刷子均匀地刷一层面糊，铺上她攒下的破布头、破布片，然后再刷面糊，再铺，一层层叠加好后，放在在太阳下面晾晒，这叫糊确子，这叫糊确子。做鞋离不开确子，剪鞋样子，给鞋底增厚增结实都靠它，母亲比了我的脚，又从邻居家借来鞋样子，剪好叠好以后，在其正面和反面都裹上布，用麻线、锥子、顶针开始纳鞋底子。
　　 这个过程需要极大的耐心和技巧，一针套一针，一针也不能马虎。很多时候母亲被针扎过，出血后用嘴吸吮后再接着纳，特别是晚饭后，母亲在昏黄的煤油灯下一针针一线线地做针线活儿，呵欠连天的。更记得有一次她纳着纳着睡意来袭，就趴到桌子上睡着了，煤油灯引燃了她乌黑的头发，真让人心疼。
　　 每纳一针都要费好大力气，但并不是针针都能到位，一旦哪针走错了，母亲要惋惜半天，然后用鞋拔子将针拔出返工。经过好些日子的加班加点，鞋子终于做好了，母亲长出了一口气。
　　 鞋面是灯草绒的，鞋口处带气眼，分三排穿过鞋带用以装饰，母亲让我试脚，大小宽窄都合适，又时尚又舒服。
　　 那天晚上我做了个好梦，梦见我穿着新鞋子在村子里走来走去，很多人都朝我脚上看，尤其是美丽的村姑。
　　 可是，高兴劲儿还没过，母亲就找到我说：“孩子，那双新鞋先让你爹穿，行不行？妈重新给你做一双。”
　　 见我没吱声，母亲叹了口气又说：“妈知道你没鞋穿，不是遇到火烧眉毛，妈是不会开这个口的。你爹是生产队的技术员，哪块地种啥，怎样种，全凭他一句话，然后由李队长去落实。早几天李队长到公社开会，公社根据上面的‘以农为主，以副养农，综合经营’的方针，在保证主要秋作物的同时，特别强调油料生产，说交一斤花生可以抵三斤公粮，李队长找你爹商量说，咱丹江河道沙地、沙土地多，适合花生生长，他想和你爹一起外出到平顶山去购买花生种子，你爹也认为利用丹江河道的土地资源，多种点花生，花生秧子还可以喂生产队的耕牛，老百姓还可以多分点口粮，就答应和队长一起去。出门在外，你爹连件像样的衣服也没有，脚上再提拉双鞋就更寒碜人了。”
　　 我虽然心里纠结，但还是问了一句：“咱生产队不库存有花生种子吗？”
　　 母亲摇摇头说：“咱种的花生是满地爬花生，各节都生根长角，花生结果又小又少，结的花生还不一齐熟，有的已经发芽，有的还是白嫩嫩的，挖起来很费劲，还不高产。队长打听到平顶山那里种的是‘一撮儿毛’花生，秧子直立，薅起来容易，还高产。一斤花生三毛六，贵是贵了点，但划得来。妈已经给你爹烙好了干粮，他们明天一大早就动身了。”
　　 我纳闷：他们替生产队办事，怎么还要干粮？母亲看出了我的疑虑，无奈地叹息道：“生产队也是捉衿见肘，从这儿坐车到平顶山来回转几次车，每个人一来回得七块二毛钱，两个人就能凑着多买四十斤花生种子了。”
　　 尽管我一百个不愿意，但我还是拍了拍鞋子上的灰尘，双手把鞋子递给了母亲。在我们那个年代，父母在心目中有着最大的威望，在父母面前就是有天大的委屈也不敢抬高腔，村里有哪家因家务事和父母闹别扭的，总要沸沸扬扬说上好多天。
　　 两天后，李队长和父亲回来了，买回来了五十斤花生种子，那天晚上，母亲又把那双鞋放到了我的床头上，她自言自语埋怨道：“这头倔驴！”
　　 我盯着鞋子看，一点儿磨损的痕迹也没有——父亲根本没穿！
　　 这就怪了，父亲脚上的鞋子明明不跟脚了，他总不是打赤脚去的平顶山吧？时隔多日，和李队长的一次闲谈，才揭开了困扰在我心中多日的谜底。
　　 李队长说，天刚麻麻亮时，他和我父亲就上路了，当然是翻山越岭，这样能省一半的路程，他们都带着干粮。吃干粮时，李队长发现我父亲还背着一双新鞋，这才发现他脚上的鞋子已经大张着嘴巴。李队长好奇地问怎么不换上，带着当行李多麻烦。父亲解释道，大崽已经一二十的人了，孩他妈就加班加点给他做了双新鞋，再邋里邋遢找个对象都难。这双鞋先拿上预备着，脚上的鞋子能对付了先对付，真应付不成了，再换上应应急。父亲话不多，但句句都说在点子上。
　　 一路上，父亲都是小心翼翼的，有几次鞋子脱圈了，他就扯来龙须草搓成绳子拴了又拴……”
　　 人心都是肉长的，我也不例外，我的心颤抖了。母亲做的鞋子，穿在脚上舒服，心里不舒服，我不敢穿，因为我怕面对父亲。我的平庸和父亲的伟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不敢穿母亲做的鞋子，但不能没有鞋子穿，一到午饭后，趁着人们午休的时候，我就和邻居家一个对脾气的到后山上挖药，沙参、桔梗、远志、虎头根，见到什么挖什么，遇到幸运的时候，一天能有五毛钱进项，等攒得差不多了，我就去商店买了三双解放牌黄鞋，一双送给父亲，一双送给母亲，一双留给我自己。
　　 母亲做的鞋子一直压在我的箱底，那沉甸甸的记忆压在我的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