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两个月的时间，王叔来了四次，身体一次不如一次。
　　 第一次是春节假期后上班，我刚刚来到单位门前，就看见一位老人背对着门口和门卫师傅聊天。门卫师傅看见我说：“有人找你！”老人转过身来：原来是王叔，我连忙打了声招呼，他仍是满脸笑容，说话仍是大嗓门：“老乡你好！”
　　 认识王叔，是在参加工作的第一天。初来乍到，没有熟人，我独自坐在桌前，无聊地审视着周围的环境。就在这时，他到局里办事，看我是生面孔，仍然热情地打招呼。那时他已经五十多岁了，通过对话，得知他老家与我一河之隔，是那条河的巡堤员。因为是同乡，话题就多了起来。从那时起，他每次来局里办事都找我说话，听到爽快的嗓门从单位院里传来，就知道是王叔来了。
　　 王叔临退休那年冬天，他正在河边巡视，忽然听到有人呼救，原来是有小孩落到冰窟窿里，他立即冲了过去，初冬的冰层并不坚固，尽管王叔身体瘦弱，仍压得冰面嘎嘎直响。他趴在冰上，慢慢地在冰面上打着滚爬到孩子身边，奋力将孩子拽了上去，他也被后来赶到的人们拖上岸。为此，单位专门印发了表彰通报，我也对王叔更为钦佩。
　　 王叔退休以后一直和我没有联系。今天重逢，我连忙将他让进办公室。闲聊之后，他忽然严肃起来：“我是来找回我的组织关系的！”我一愣，从事党务工作已经二十多年了，却从未发现他的名字。这么多年与组织失去联系可是非常麻烦的，急忙询问来龙去脉。王叔的大哥是水利职工，汛期缺少人手，他被介绍为临时汛工。尽管是临时工，他仍觉得不能给大哥丢脸，工作非常卖力，有一次机泵抽不上水，领导要求会水的同志下水排查，开始没人吱声，他自告奋勇，一头扎入水泵底层，清除缠在水泵螺旋桨上的异物，排除了故障。那时汛期县领导长期吃住在防汛一线，正在现场的县长对他连连称赞，不久转为正式职工，他的工作热情更为高涨。一次，领导告诉他：由于他表现优秀，经过研究，已经发展他入党了。说这些的时候，他的目光非常平静，语言也很有条理，但为什么没有丝毫印象？也许因为当年的党员资料我没有经手，或许退休后转到了所在乡镇，造成我们这里没有记录。不能仓促答复，于是坦诚告诉他现有的档案里没有他的资料，需要再仔细找找。他走的时候满眼期待：“给叔找找，拜托了！”我想送他下楼，他虽然步履有些蹒跚，但坚决让我留步。望着他的背影，我有些感慨，一位85岁高龄的老人，能够从家里走到两公里外的镇上坐车，身体真棒。老人对组织关系的重视，也许并不是我们所能够理解，决定仔细帮他找找。
　　 接下来的一周，我查找了会议记录、原始名册，询问了几位老同志，毫无收获。但想起王叔那认真的表情，觉得不像说谎。不久，他又来了。我无奈地告诉他档案里没有资料，他的目光非常执着：“一定有!”于是我拿出别人的《入党志愿书》，问道：“您填过这个吗？”他的目光有些黯淡，说不记得了，但有证明人。我听他说的都是一些已经做古的前辈。我半开玩笑地说：“您交过党费吗？长时间不交就没有组织关系了。”他有些发急：“交过，交过，疫情的时候我交过一万多块呢……”“那也可能您的关系转到乡镇了，您去那里问问？”他忽然反复说“没有，就在局里……”这时才发现他的目光有一些异常，言语间有时缺少逻辑。又问他：“您这么大岁数了，还找组织关系有啥样呢，找到了可是要补交党费的啊。”他严肃起来：“交，一定交，他们笑话我辛辛苦苦一辈子还不是个党员，我是党员，我入过党！”向他解释半天，似乎没听进去，只好答应再帮忙找找，他忽然握着我的手，低声说：“真的，给叔好好找找”，目光满是哀求。望着他无助的眼神，我忽然觉得有些担心，这么大年龄，万一路上有什么闪失……于是坚持送他到距单位不远的车站，登上回家的班车。
　　 这次，我听出他真的没有组织手续，极有可能是当时的领导看他为人实诚，给他画的一个“大饼”。回老家的时候恰好遇见他的同村人，得知王叔去年没了老伴，心情有些低落，也有些小脑萎缩的症状，女儿在县医院手术室，工作很忙，想让他到城里一起住，他不愿意。其实即使是在城里，女儿一家每天上班也没时间陪他，还不如自己在老家住的方便，做饭洗衣勉强能够应付。一位独居高龄老人，还想起寻找组织关系，也许一时心血来潮，时间长了也许忘了这事，我也没太在意。
　　 但没过多久，那是一个忙碌的上午，我处理完手头一堆互相毫无联系的工作，心烦意乱。门被推开了，王叔又笑眯眯地推开办公室的门，我却吓了一跳。他的手里拄着一根折断的拖布杆，走路也有些一瘸一拐。忙问他怎么回事。原来刚才他到路边的厕所方便，因为地面光滑跌了一跤，虽然腿有点疼，但觉得问题不大，捡了一根木棒拄着来到这里。我假装训斥他：“您看，多危险，别总自己乱跑了，有消息我告诉您，出点意外大家多担心啊！”但他仍是笑嘻嘻的：“我还是不放心。”我和同事耐心解释却依然说不明白。如果是一位年轻人，我可以明确拒绝他的要求，但对一位老人这么直截了当，会不会令他情绪激动产生意外？他啰里啰嗦，仍在强调自己有许多证明人。我忽然劝告他：“您看，那么多人都先走了，只有您是胜利者，还计较别的有啥用呢？”但他明显没听进去，而且说话一阵明白一阵糊涂，我们的谈话进入一个怪圈，无论是依着他的话随声附和，还是对他的糊涂观点耐心解释，都会回到问题的原点。我甚至设想干脆给他出一份假证，证明他是党员，但很快被自己否定了，因为这样是对工作的极不严肃，甚至是一种违纪行为，更是对王叔的不尊重。于是拨通了她女儿的电话号码，但他女儿正准备进入手术室，实在没有时间，只好让她的一位亲戚过来接走他。临走的时候，老人忽然红了眼圈：“老乡，再费费心，我就想证明我是党员，拜托了！”我却无言以对。
　　 不久以后的一天，我去上级部门审核一份材料之后回到单位，被检查出很多这样那样的不足，需要马上修改，中午前再报回去，发现王叔又在单位门口等着我了。我心里发急，但仍然向他打了一声招呼，然后他就跟着我向办公楼走去。心里有事，我心里发着牢骚：“无论你有多忙，他们自己的事都是最重要的的，一点都不同情你！”回到办公室赶紧修改材料，修改结束才发现王叔始终没跟我上楼。这时有同事跟我说：那位老人坐在楼梯台阶上等我，劝我躲一躲。其实从未经历过被来访者追得到处跑，我一时没了主张，又拨打他女儿的号码，却是很久没人接听。急着去上报材料，我给他女儿发了一条信息，委托同事帮忙照看一下，趁着同事和老人说话背对着我，悄悄绕到楼梯后边走出单位。完成工作已是中午，忽然醒悟过来，责怪自己做事不太周全，把王叔扔在那里，对他是一种亏欠。这时同事打来电话，说是他要见到我才会回家，急忙回到单位。
　　 同事已经给王叔搬了椅子坐在门口，说是老人执意要在这里等我，他们从伙房给他打来一份午饭，但却基本没动。王叔的女儿也已经来了，说是一上午都在手术室，无法接听电话，目光中满是歉意和无奈。同事告诉我：王叔看见女儿大发脾气，不要女儿管自己的事。我悄悄问他女儿万元党费的事，她说疫情的时候老人到镇上交了捐款，始终认为那是自己交的党费。心里很崇敬老人，但这仍然不能证明他的组织关系。大家继续劝说，他几次站起来走到女儿车前，却又转身继续重复自己的理由。眼看又是下午上班时间，不断有人给他女儿打电话催促回去上班，但他仍然纠缠不清，又和女儿争吵起来，终于气得女儿愤然开车走了。女儿走了，王叔也忽然平静下来，同意跟我们去屋里休息一会。我请他坐在办公室的椅子上，给他倒了一杯水，但却忽然无话可说。他坐了一会，看着我整理桌面上的零碎文件，忽然站了起来，说不耽误我工作，让我先忙，他先回去了。我急忙送他下楼，正好看见上次接他的亲戚受他女儿之托又来接他回家。
　　 王叔有一段时间没来了。忽然有人告诉我王叔又受伤了，是在家里提水时不慎跌倒，需要住院治疗几个月。短时间内，王叔也许不会再来纠结他的组织关系，但想起那孤独的身影，我的心里并不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