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年夏天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我独自驱车去沂南县苏村镇，找到了失联多年的舅舅。
　　 说起这个“舅舅”，还是一段佳话：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辛子山林场在我村组织荒山造林，因为当时我村还没设林场，几个林场职工就分散住到了农户家里，住在我家的是一个二十岁的小伙子。小伙子为人谦和，性格开朗，脸上总带着笑容，说起话来更是笑在话先，上衣口袋里别着一支钢笔，有些文化的摸样。母亲是个开明热情的人，对待这个“不速之客”像对待亲戚一样；小伙子也灵活实在，彼此相处如同家人。攀谈中，母亲知道了他幼年多舛——父亲在抗战时期被征募入伍后杳无音讯，母亲早年离他而去，时孤身一人，便生怜悯之心。他的家与母亲的义父所住不远，又巧与母亲同姓同辈，疑为同宗，遂以姐弟相称。从此，我们也就多了这么个舅舅。那时，我和弟弟尚小，一直认为他是与姥爷家那个舅舅是一样的舅舅。以后的十多年里，舅舅与我家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还几次去我家看望我们，直到我高中毕业以后，才因多种原因断了联系。
　　 分别几十年，自然有说不完的话题。临走时，舅舅说去给我割些韭菜，他种的韭菜就在院子里。他边割韭菜边对我说：“这地方原来是个大坑，有一年你姥爷到我家来，让我赶紧把大坑填平，才成了现在的样子。”
　　 我听说姥爷去过他家，感到有些意外。我想，我母亲认下的这个异族弟弟，看来姥爷是认可的，就问：“我姥爷来过你家？”
　　 “来过三回呢！他每次来赶苏村集，都到我家来看看。第二回来时，他说是专门来看看这个坑填平没有。”姥爷会看风水，在他眼里，院子里有坑应该是个大缺陷。
　　 回家的路上，我一直浸润在久别重逢的喜悦中，脑海里一帧一帧地回放着舅舅的摸样和与舅舅谈及的话题，在路过一个测速点踩刹车时，才发现汽车上的油表指针已经过了红色刻线。
　　
　　 二
　　 姥爷去世已经整整五十年了，我对姥爷本来就不多的记忆，早已被岁月尘封了起来。舅舅无意间说姥爷去过他家的那句话，像给我的记忆涂了显影剂，使我与姥爷相处的一些零碎画面浮现出来。
　　 姥爷家在离我家十八华里的院东头村，记得我入学前去过两次，一次是父亲用筐篓挑着我和弟弟，一次是母亲牵着我的手。第二次去时，姥爷家隔壁的大姥娘给我煮了一个鹅蛋，我站在院子里两手抱着刚咬了一口，一只大白鹅跳起来就啄我，吓得我哇哇大哭。那时的姥爷是个什么摸样，没有一点儿印象。
　　 我上初中后，每年都去一趟姥爷家。姥爷的生日是农历八月十五，母亲身体不好，出不了远门，所以每到八月十四那天，母亲就将准备好的点心、挂面什么的装进她那个精致的彩色竹篮子，然后用红布巾蒙起来，再在竹篮的提把上系上一个光滑的木棍。待检查完我的着装，嘱咐完有关事项后，就将竹篮送到我的肩上，然后目送我出门。
　　 姥爷家的大门口有一棵很大的香椿树，这是我认记姥爷家的一个标志。每次看到那棵香椿树，就不由自主地激动起来。
　　 姥爷家的房子建在北向的山坡上。房墙和院墙都是用碎小的墨绿色岩石片磊砌的，让我这个看惯了整齐的大块岩石墙的山里孩子感到很特别。院子里有个半米多高的台阶，将本来就不大的院子分成了上下两个平面，站在院子里，抬头就是裸露的墨绿色石岩，让人感到有些压抑。房子都是早年盖的，两间北屋和一间做饭的小西屋给了舅舅，东面是两间棚屋和猪圈，姥爷住在比院子第二层平面还高的西屋。站在姥爷的屋里俯视院子，有点儿居高临下的感觉。我一直纳闷，这样的家庭怎们会划为富农呢？
　　 姥爷住的西屋有八、九个平米的样子，一张单人床和一副寿棺占去了房屋的大部面积。寿棺上摞了个箱子，空闲处胡乱放满了衣服、坛坛罐罐等生活用品；门口靠墙有个泥土炉子，做饭烧水都用它。因为常年烟熏火燎，墙壁、屋顶都成了漆黑色，窗台以及不常动的物件上积了一层很厚的灰尘，像蒙上了一层黑灰色的霜雪。
　　 姥爷斋戒，不喝酒，不吃荤腥和有生命的活物，包括禽蛋；也不吃生葱大蒜韭菜等辛味之蔬，但从没看到他上香敬佛，也算是佛在心中了。我每次去，姥爷就在门口的炉子上煮爆锅挂面，因为放的油多，吃起来很香，但总感到有一股烟灰味。
　　 因为年龄的关系，姥爷已不再参加生产队的劳动，靠卖些青菜、菜种子之类的贴补生活，因此，那些年他经常四处赶集。有时在集市上见他坐在小凳子上，守着一摊装着大的小的黑的红的黄的各样种子的大袋子小袋子，乐呵呵的与熟人打着招呼，间或有人蹲下身子翻动着种子问问价格，但多是问得人多，买得人少。
　　 我上高中时，学校离姥爷家很近，去姥爷家的机会自然多了些，但在家里见到他的时候却很少，多半是舅母告诉我，“赶集去了，你去集上找去吧！”或是“去菜园了，你去那里找吧！”我跟姥爷去过他的菜地，知道菜地的位置。那时候菜地是按人口分配，姥爷的菜地里也不过是两畦黄瓜、一畦芹菜，或是几十棵萝卜白菜而已。浇园时要从五、六米深的井里汲水，那时我已经是个半大小子，一口气提上十几桶也不怎么累。每次和他在一起，他都是乐呵呵地，天南地北地说这说那，让我知道了一些他对舅舅及表弟表妹们都没说过的故事。
　　
　　 三
　　 我没问过姥爷上没上过学，但我知道他识一些字。他有一些藏书，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害怕被红卫兵抄去，就挑选了一些值得收藏的交给我母亲代为保管。那时，父亲是村民兵连长，母亲是村妇女主任，我们村又是边远山村，肯定要比乡驻地安全些。记得有《大学》、《论语》、《诗经》等，都是线状刻本，字迹浓淡不均，上面画满了红圈圈。那本《诗经》很特别，其长宽比例远大于一般的书籍，筒子纸，布封面。那时也看不懂，只记得大都是四字一句，大字小字乱哄哄的。还有一部康熙五十五年润三月十九日陈邦彦红笔书序的《康熙字典》，它曾经伴我度过了一段很苦恼的时光——那时初中升高中，考试成绩和学校提名仅作参考，主要由大队推荐。尽管我初中毕业考试成绩全班第一，学校也已把我推荐上，但还是被大队给替换了。苦闷中，我憋在家里天天翻看《康熙字典》，就是那时我悟懂了切字拼字法，也认识了不少繁体字。后来，姥爷曾问起过那些书的情况，说那些书里面有一部很珍贵的医书，当母亲回答说从没看见过时，姥爷看起来有些失落。此后，姥爷再没提及那些书的事。
　　 姥爷家中也有一些老书，但多数是与他的“专业”和喜好有关的书籍——姥爷是个业余的“风水先生”，方圆几十里的人家凡盖屋打墙，修坟动土，婚丧嫁娶等事，常请他察堪舆，择吉日，都是义务的，一般不收人家钱物，求他的人家也只是念他个人情而已。
　　 我去姥爷家时，有时也偷偷看他的书，但大都看不懂，对那些甲子乙丑、坤震艮离也不感兴趣，只是看看里面的配图。其中有一本《周公解梦》，内容多是七字一句的顺口溜，如“抱物上山孕贵子，山中农稼衣食丰”，“家中生柏大吉利，庭前竹木喜重重”等，易懂好记，就多看了几页，记得一次做了噩梦，我还按照书中的破解方法破解过。有一次，我翻出了一本《绘图荡寇志》，立刻被精美的插图所吸引，就坐在炉子前看了起来，但第一回还没看完就心生反感，原来那是个《水浒传》的反本，编造的是怎样剿灭梁山贼寇的故事。当时学校里正在搞“评《水浒》、批宋江”活动，革命青年的心里哪能容的下那样的“毒草”，随即撕裂着付之一炬。现在想起来，很为当时的冲动而羞愧，也为失去那本书而惋惜。
　　 可能是由于姥爷识字的原因，他的思想比较开明，说的一些话还带些哲理，因此常被一些和他交谈过的人所引用。当然，他有一些观点明显带着迷信色彩。有一次我跟着他去菜园，路上听见高音喇叭里在唱《东方红》，他说，“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毛主席能打天下，也能治天下。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三几年的时候我就感到共产党要成大气候。那时，我常看到东方天空异常的明亮。共产党讲道理，办事公道，不欺负老百姓，根扎在老百姓，所以能长久。”接着又说：“朱毛朱毛，朱毛不分家。”我知道姥爷说的是关于朱总司令挂像的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家家悬挂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像，但没过多久，各家就根据上级要求把朱老总的像摘了下来，姥爷可能就此有所感想。
　　 姥爷四处赶集，走村串户，十里八村有很多人认识他。他健谈，和人家寒暄或拉家常时，脸上总挂着笑容，那带点儿磁性和钢音的声音很远就能听得到；而和找他办事的人说话时，又是和风细雨，小声小气，一副神秘严肃的样子。他有几个比较好的朋友，有时赶集时会去找他们玩，其中一个是个瞎子。有一次我在姥爷家遇到过他，看样子比姥爷小几岁，独自生活。爷爷同情他，去看他时就带些吃的用的。一次他和姥爷闲聊时说，有次过节他多炒了个菜，第一个菜炒出来放到院子里的磨盘上，听见有鸡飞上去，他就赶紧将那盘菜端到了屋里饭桌上。刚吃了一口，就感到软软的有股鸡屎味，害的他一顿饭没吃好。过了几天，姥爷买了个竹编的防蝇罩送给了他。
　　
　　 四
　　 俗话说，亲不亲，打断骨头连着筋；诚不诚，危难之中见真情。亲情，是萦绕心头的牵挂，是不求回报的给予。当年姥爷对于我们那些看似平常的点滴，现在想来，都是深深的爱。
　　 姥爷有一儿二女，母亲行二。也可能是因为母亲的聪慧和身体不好的原因，让这位父亲多了些牵挂。都说嫁出去的女儿是泼出去的水，如没有婚丧嫁娶等大的事情，平日里做父亲的一般很少踏进女儿家的门，而姥爷对于我家，算是比较特别的了。他曾多次到我家去，每次去后就这里看看，那里看看，有一次还去我们家族的坟地看了看。每次看后，就嘱咐父亲怎样怎样，话语里透着关爱。
　　 可能是我和姥爷接触比较多的缘故，我感到姥爷对我有些偏爱。小时候有一次见到他，他看到我的个头儿又高了些，就自言自语地念叨着我的生日，掐起指头算了一会儿，然后摸着我的头说：“你记着，以后找媳妇要找一个比你大两岁或者大三岁的。女大一，好夫妻，女大二，有福气，女大三，抱金砖。”呵呵，让他说着了，我果然找了个给我带来福气的。
　　 我上高中的时候，家中已是七口人，因全家只有父亲一个劳动力，母亲常年患病，日子过的很紧巴，致使二弟虽然考上了高中也没能入学。那年是“文革”后期头一年按中考成绩录取，弟弟的初中班只考上了两个。尽管学校的老师多次催促，并让初中老师上门做工作，但当时我家的家庭状况实在不允许，这成了我们一生的遗憾。我们家的情况，姥爷自然看在眼里，虽然自己也没有大的经济来源，但还是想法给我们一些经济上的帮助。有一次我去他家时，他拿出了一块质量很好的白色斜纹布，说：“你拿去做件衣裳吧。”我拿到缝衣店量了量，足足的六尺，结果衬衣做的很大。就在我穿上新衬衣的第二天，发现那个裁缝的儿子穿着一条布料和我衬衣布料相同的短裤，只是在裤裆处接了一块平纹的白布。我当时真后悔在她量布时问的那句“你看够不够？”
　　 我们家那个风箱，也是姥爷给买的。风箱虽不是个大物件，但那时也只有少数人家才有。好像是我刚上初中的一个星期天中午，我老远就看见姥爷背着个物件朝我家走来。姥爷进到院里，边把那个木匣子放到磨盘上，边乐呵呵的说，“呵呵，今天捡了个便宜，在集上看到个卖风箱的，好的要十三元一个，这个因为把出风口做反了，只要八块钱，我想着你家没有，就买下了”。我一听说风箱，高兴的“嗷~~”了一声，心想，以后再也不会烧火时因吹火弄的满脸满头灰尘了，至于左手拉还是右手拉，只是个习惯而已，而我正是个“左撇子”，用起来得心应手。那时的八元前，在我们那里不算个小数目，记得我家最好的一年，在生产队年底总算时，扣除口粮钱以后，也不过分到了三元多钱。
　　 母亲盛衣服的柜子里，曾藏着一包银元，具体有多少我们不知道。后来听父亲说，那些银元一部分是他从部队退伍带回的，一部分是结婚时娘从姥爷家带来的——娘小时候过继给了姥爷的哥哥，也就是我的大姥爷。大姥爷是当地佛众的联络人，常组织佛众做些善事，新中国成立后，他停止了佛事活动，将剩余的善款让母亲代为保管，但以后就再没过问。1957年我家盖房时用去了十三块，剩余那些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生活困难时期逐渐卖掉。本来那钱是不能花的，但由于急缺钱用，母亲也不管那些了。那时除了银行兑换外，供销社门市部也收购，母亲让我去卖过几次，起初每块银元换1.9元人民币，后来卖到2.9元。还剩三块时，母亲说留下给我们弟妹把玩，但后来也没能留住。
　　
　　 五
　　 不记得姥爷最后一次去我家是哪一年，也不记得最后一次见到健康的姥爷是什么时间了，但依稀记得他在生病前一段时间就没了以前那种爽朗的笑声，脸上也少了些以前那种轻松乐观的笑容，现在想来，母亲的精神疾病应该对他是个不小的打击。我上高二的那年暑假过后，姥爷突发脑溢血。那时的乡村医疗条件还很落后，农村人也没有抢救治疗的条件和意识，得上这类的疾病只能是听天由命。我去看他时，他静静地躺在小屋靠西墙的床上，昏暗中勉强能看清他的脸。他面无表情的看了我一眼，那种无奈让人心酸。虽然还能发声说话，能提出吃饭喝水大小便之类的要求，但活着的意义只是剩下痛苦了。
　　 在他生病卧床的日子里，他的两个女儿都没能去照顾他。姨的身体一直很弱，加之姨夫患病，需人照顾，去过一、二回，也只是看看而已。母亲时而清醒，时而糊涂，自顾不暇。舅舅家也是一大家人，舅舅妗子忙于生活，多亏表妹给他送水喂饭，端屎端尿。有一次我去看姥爷，妗子对我抱怨说，“这么个老头子，让一个大姑娘家接屎接尿，像什么话！”我听了很是内疚。唉！又有什么办法呢！
　　 几个月后，姥爷离开了我们。可能是父亲和舅舅等怕影响我的学习，姥爷去世时没有人告诉我。
　　 在那个为了温饱和生存奔忙的年代，大家好像都被生活的艰辛蹂躏的连感情也麻木了。姥爷活着的时候，没有人问过他过的好不好，更没人去关心他的情感世界。现在想来，在那张乐呵呵的脸庞背后，肯定深埋着些痛苦。他五十多岁的时候，姥娘就离他而去，从此姥爷便一人独自生活，幸有舅舅一家同住一院，孙辈绕膝，让他少了些孤独。
　　 年轻的时候，不懂得人间的亲情有多么珍贵，不知道亲情是一笔巨大的财富。等你觉悟过来时，已是追悔莫及，正如父亲说的，没有了就是没有了，没有了就永远也回不来了。五十年过去，岁月已经风化了我的记忆，但每每想起姥爷，心绪还是像空中飘忽的断线风筝，有种无处寻觅，无着无落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