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整天盼着过年，而过年，往往是要杀年猪的，我们的快乐也就从杀年猪开始。
　　 每年农历腊月二十三日早上，就是我们村杀年猪的开始。其声势之浩大，气氛之热烈，围观人员之多，不亚于唱一台大戏，而最受人们关注和敬佩的，就是领着七八个徒弟唱这台大戏的窦爷。他就像一位经验丰富、动作娴熟的主角，一招一式，一呼一吸，一静一动、一起一落，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至今回想起来，依旧清晰可见。
　　 窦爷是一位近六十岁的老人，个子不高，身体不胖，甚至还有点驼背，但人非常精明，走路脚下生风，说话快人快语，干事干脆利落。从记事时起，我就听说他是个杀猪能手，方圆十里八村，没有人能比得过他。
　　 我那时尚小，虽然跟着大人们或大哥哥们观看杀猪，但始终近不了前，只能站在后面听叽叽喳喳的吵闹声和杀猪现场一会儿紧张、一会儿平静的唏嘘声，至于窦爷带着他的七八个徒弟怎么逮猪，怎么把猪按倒在案桌上，怎么动刀子，怎么烫猪毛，怎么给猪体内吹气，怎么开膛破肚，怎么吹尿泡，怎么翻肠子，怎么把杀好的整猪从中间劈成两半，成为两扇新鲜干净且令人眼馋的猪肉的整个过程，我却不得而知。虽颇感遗憾，但心里仍觉兴奋。不管怎样，我也算参与了杀年猪的过程。
　　 记得苏联作家高尔基曾说过：“儿童固有的天性就是追求光辉的、不平凡的事物”。虽然那时我不懂这些，但在我的心里，一种天性一直在驱使我：追求光辉的、不平凡的事物。
　　 正是这种天性，让我在上小学一年级时，对杀猪过年更是喜欢有加，尤其是平日里听大人们或大哥哥们说起窦爷杀猪时那面露喜色的情景，心里就痒痒得难受，恨不能一步跨到杀年猪的现场，好好欣赏窦爷的风采展示。
　　 然而，当这一天真正来临，我们这些小一点的孩子，依旧进不到杀猪跟前。不是家里人阻拦，就是窦爷对围观的人们大喊：“带孩子的都站远点，刀刀叉叉的，可不是闹着玩的。”这样，家里人就更看得我们紧了，一个个拽着胳膊，远远地站着。
　　 有一天下午，我谎称有事，便偷偷跑出家门，来到杀猪现场，找个空隙就往里钻，可刚钻两步，身旁的大人就喊住了我：“没听你窦爷说吗？小孩子不能近前。”“我都上学了，又不是小孩子。”我嘴上这么说着，就又往里钻。不曾想被窦爷听见，他抬头看了看我，笑着说：“你看你才多高呀，还不是小孩子？往后走，站远处看。”听语气他说话平和，也满脸带笑，但我还是心里发怵，不敢再去争辩，只能退到人群后面，远远地看着人头晃动的杀猪现场。
　　 此后的几年里，我都是以同样的方式在杀年猪场度过，虽不胜完美，但也异常快乐。直到上小学五年级的那一年，我才真正近距离观看了窦爷杀年猪的全部过程。
　　 那一年我十三岁。为了能安心观看窦爷的杀猪过程，我早早做完不算太多的寒假作业，坐等腊月二十三日早上的杀猪开始。
　　 和往年一样，杀猪现场就在村西头的猪场旁边。等我早早起床，和伙伴们来到杀猪现场时，窦爷正拿着逮猪的铁钩，带着他的徒弟们给猪圈走。我们抢先一步跑到猪圈，跨上低矮的围墙，看窦爷他们在二十几头待杀的肥猪当中，挑选最合适的那一头先杀。起先，我以为这当中有什么讲究。一问才知，挑选那头猪和不挑选那头猪，都是无意识的，根本没什么讲究。对猪而言，皆是案板上的肉，迟早要挨一刀，早点晚点无所谓。但对人来说，主要看心情。按常规，那些性子刚烈，见了人就乱撞乱躲的肥猪，或许通过拼命挣扎能逃出一劫。但相对于那些温顺绵软，见了人就浑身打颤的肥猪，自然就轻而易举地被首选。窦爷不管这些，他去猪圈逮猪，碰上哪个逮哪个。只要他手中的铁钩迅速地一伸一拉，定会准确地勾住猪的下颚。任凭其刺耳的哀嚎撕破寒风，都无济于事，只能在窦爷及徒弟们的前拽后推下，挣扎着来到猪圈前的杀猪场。
　　 此时，杀猪现场已经聚集了越来越多的围观人群，嘈杂声、吆喝声以及孩子们的打闹声，汇成了腊月里最热闹的乐章。我左右看了看，觉得我再也不是小孩子了三，哎便大大方方地站在最前排，真切地看着窦爷他们的一举一动。
　　 窦爷依然紧握勾着大肥猪的铁钩木把，徒弟们则按照各自分工，紧抓住大肥猪的前后腿、尾巴和鬃毛。窦爷扫了大家一眼，便大喊了一句“上”。一头二百多斤的大肥猪，就轻而易举地被抬放到案桌上。旁边的一个年轻徒弟，迅速将手里的搪瓷盆放在猪的脖子下面。窦爷就拉开马步，左手拉紧铁钩，右手握紧杀猪刀，屏住呼吸，瞅准大肥猪的脖子中心，使劲将锋利的杀猪刀斜插进去，直击心脏。顿时，一股殷红的鲜血喷涌而出，汩汩地淌在脸盆大小的搪瓷盆里。我的心随之紧缩一下，仿佛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隐隐感到不适，但马上又归于平静。父亲不也说过？猪羊本是一道菜，没有什么可痛惜的。于是，我赶紧收回思绪，抬头再看，那头刚刚还在拼命挣扎嚎叫的大肥猪，渐渐失去了生命体征，躺在案桌上一动不动。这时，就听旁边两个大人在夸赞窦爷。一个说：“窦爷的刀法就是准，让这么大的一头肥猪一刀毙命。要是碰到个新手，不知要挨几刀呢？”另一个马上回应：“就是，咱们村这些年猪，能死在窦爷手里，也算是享福了”
　　 听了他们的对话，我的心再次归于平静，刚才的那点紧张，也随之烟消云散。
　　 我开始一心一意地观赏窦爷那一连串熟练动作。他用手试了试大木槽里的水温，觉得刚好合适，就和徒弟们一起，把大肥猪抬放进大木槽里，一边翻转，一边用手试拔大肥猪身上的毛。待到每一处毛发能轻松拔掉时，窦爷又和徒弟们一起，把大肥猪抬放到案桌上。每人手拿一块粗糙的小石头，在大肥猪身上使劲掺，直掺到大肥猪身上的毛发全部干净，并用清水冲过之后，剩下的项目，就看窦爷如何表演了。
　　 窦爷先是在大肥猪的左腿下面，用杀猪刀刻一个小口，再用一根小拇指粗细、约一米长的“L”形光滑钢钉，从顶端沿猪腿小口处，顺着猪皮内侧通进去，一直通到大肥猪半边身子的不同位置，然后，抽出钢钉，一手握住猪腿，一手按住小口处，使劲给里面吹气。这样，刚刚被钢钉通过的大肥猪，就被一股股气流所填充，慢慢膨胀起来，像个圆嘟嘟的大皮球。这时，窦爷停止吹气，用小细绳扎紧吹气口。紧接着，窦爷又和徒弟们一起，把大肥猪翻过来，以同样的方式，让大肥猪的另一半身子也鼓起来。这么做的目的，就是对大肥猪身上的残留毛发进行再清理。
　　 当圆嘟嘟的大肥猪被绑着两只后腿倒挂在横架上，窦爷就一手端着舀满水的大铁勺，从上到下给大肥猪身上浇水，一手挥舞着锋利的杀猪刀，在大肥猪身上上下不停地刮其残留毛发，其动作之轻快，力度之把握得当，真叫人啧啧称叹。不一会儿工夫，一头圆嘟嘟的大肥猪身上，干净得再也找不到一根残留的毛发。
　　 之后，就是大肥猪开膛破肚的关键时刻。只见窦爷先是用杀猪刀，在大肥猪的正中间轻轻比画一下，再从向上到下这么轻轻一划，一条锋利的刀口便将猪的肚子均匀地分成两半。窦爷随手用一根一尺来长的木棍，支撑起大肥猪的胸腔。然后，像是一位技术过硬的清理大师一样，手持一把小一号的杀猪刀，看都不看那大肥猪的五脏六腑一眼，就开始“唰唰唰”地分割起来。还没等我看清是怎么回事，一大摊凌乱的五脏六腑就被他分割得一清二楚。徒弟们赶紧上前，各自忙碌。有的翻小肠，有的翻大肠，有的摘肠油，有的摘猪胆。等这一切都忙碌完毕，窦爷也将完整的猪肉分割成两扇，猪头也割下放在了一边。徒弟们哪敢怠慢，立刻将两扇猪肉、猪头和洗干净、分清楚的五脏六腑装在架子车上一起拉走。
　　 趁着这个空挡，一旁的另一位徒弟，赶紧拿起放在一边的猪尿泡，使劲吹起来，待吹到不能再大时，扎好口，塞给旁边的一个孩子。那孩子如得到宝贝似的，捏着猪尿泡高兴地满场子跑，后面“呼啦”一声跟来一群孩子，起哄耍笑，好不热闹。
　　 我没有加入他们的行列，觉得那都是几年前玩过的游戏，我所要做的，就是跟在窦爷他们身后，继续观赏和体会接下来的杀猪过程。虽然程序和杀第一头大肥猪一样，但给我的感觉却完全不同。
　　 窦爷和他的徒弟们，并未因时间的推移和杀猪数量的增多而感到困乏和疲惫。相反，他们越杀越勇，越杀越有劲，越杀越干净利落。等到二十几头猪全部杀完，也才用了不到三天时间。我也跟着他们，观赏并感受了不到三天时间。其得到的收获，远远大于杀猪本身。以至于在很多年后，我上高中学习《庖丁解牛》这篇古文，也不由得就想起窦爷杀猪的情景。窦爷那“唰唰唰”挥刀分割大肥猪五脏六腑的动作，不就是庖丁“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和“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的真实写照吗？而窦爷之所以有如此娴熟的动作，不也如庖丁那样，“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的长期努力和反复实践吗？
　　 自此，我更加喜爱《庖丁解牛》这篇古文，也从杀猪的窦爷身上悟出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所有事物都有其一定的规律性，要让每一件事做到尽善尽美，就应该做一个不断摸索，不断努力，刻苦学习的有心人。
　　 正是这个道理，让我在几十年的人生路途中，走得顺畅，走得心安，走得自如。
　　 杀猪的窦爷，既是我永远的乡愁，又是我前进的动力。
　　
　　 二○二五年六月一日